五一~一〇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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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五一鬼方考

    《左氏》僖公二十二年，“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。”三十三年，“遽興姜戎，敗秦師於殽。”襄公十四年，“將執戎子駒支，范宣子親數諸朝，曰：來，姜戎氏！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，乃祖吾離被苫蓋，蒙荆棘，以來歸我先君。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，與女剖分而食之。對曰：昔秦人負恃其衆，貪於土地，逐我諸戎。惠公蠲其大德，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冑也，毋是翦棄。賜我南鄙之田，狐狸所居，豺狼所嘷。我諸戎除翦其荆棘，驅其狐狸豺狼，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，至於今不貳。昔文公與秦伐鄭，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，於是乎有殽之師。晉禦其上，戎亢其下。秦師不復，我諸戎實然。”昭公九年，“周甘人與晉閻嘉争閻田。晉梁丙、張趯帥陰戎伐潁。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：先王居檮杌於四裔，以禦螭魅。故允姓之姦，居於瓜州。伯父惠公歸自秦，而誘以來。使偪我諸姬，入我郊甸，則戎焉取之。戎有中國，誰之咎也？”觀此諸文，陸渾之戎、姜戎、陰戎，異名同實，事至明白。駒支自稱四嶽之胄，而周人稱爲允姓之姦，則其人實有二姓。杜《注》謂四嶽之後皆姓姜，又别爲允姓者，説自不誤。惟謂瓜州即敦煌，襄十四、昭九年《注》兩言之。説出杜林，《漢書·地理志》：敦煌，杜林以爲古瓜州，地生美瓜。則不無可疑耳。

    河西四郡，乃漢武所開。春秋時，秦國疆域，蓋西不踰河，安得遠跡至敦煌哉？宋于庭謂《詩》“我征自西，至於艽野”之艽野，即“覃及鬼方”及《易》“高宗伐鬼方”之鬼方，又即《禮記·文王世子》“西方有九國焉”之九國。《史記·殷本紀》，以西伯昌、九侯、鄂侯爲三公。《禮記·明堂位》：“脯鬼侯以享鄂侯。”《正義》曰：“鬼侯，《周本紀》作九侯。”蓋西方九國之諸侯，入爲殷之三公。《列子》稱“相馬者九方皋”，九方當即鬼方，以國爲氏。愚案《左氏》昭公二十二年，“晉籍談、荀躒帥九州之戎，以納王於王城。”下言前城人敗陸渾於社。則杜《注》謂九州戎即陸渾戎者不誤。九州即九國，亦即艽野、鬼方，蓋陸渾戎之故國；所謂瓜州，疑亦其地也。

    《漢書·賈捐之傳》：“武丁、成王，殷、周之大仁也，然地東不過江黄，西不過氐羌。”此以氐羌即武丁所伐之鬼方也。《文選·趙充國頌》李《注》引《世本注》：“鬼方，於漢則先零戎是也。”《潛夫論·邊議》篇論羌亂曰：“破滅三輔，覃及鬼方。”并以漢時之羌當古之鬼方。干寶《易注》，謂在北方，《周易集解》。蓋誤。

    氐羌者，《周書·王會解》：“氐羌以鸞鳥。”孔《注》：“氐地羌。羌不同，故謂之氐羌。今謂之氐矣。”蓋羌之一種也。《吕覽·義賞篇》高《注》，謂“氐與羌二種夷民”，蓋誤。案經典有但言羌者，《書·牧誓》“及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盧、彭、濮人”是也。有兼言氐羌者：《詩·商頌》“昔有成湯，自彼氐羌，莫敢不來享，莫敢不來王”；《大戴記·五帝德》述舜所撫者，析支、渠搜、氐羌是也。羌爲大名，氐爲種别。但言羌者，辭略也。蓋亦指氐羌矣。

    《大戴記·帝繫》：“陸終氏娶於鬼方氏。鬼方氏之妹，謂之女隤氏。”陸終爲顓頊之後，則鬼方在古代，實與中國相昏姻。故武丁伐之，至於勞師三年；其後又入爲紂之三公也。宜武王以撫有之爲蘿祥矣。《詩》：“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。如蜩如螗，如沸如羹。小大既喪，人尚乎由行。内奰於中國，覃及鬼方。”《毛傳》僅訓鬼方爲遠方，未能實指其事。今知鬼方即鬼侯，則知“覃及鬼方”，正指脯鬼侯事也。女隤，《世本》及《風俗通》皆作嬇，《漢書·古今人表》作潰。鬼、貴同音，故餽字亦通作饋。則隤字疑即隗字。《春秋》狄人爲隗姓，戎狄固以方位言，非以種族言。遷古公於岐者，書傳皆稱狄，其地固在秦隴間也。漢隗囂，天水成紀人。魏隗禧，京兆人。秦始皇時有丞相隗狀，當亦秦人也。隗禧，見《三國·魏志·王肅傳》。《國語·鄭語》：史伯謂鄭桓公曰：“當成周者，西有虞、虢、晉、隗、霍、楊、魏、芮。”則東遷後猶資其翊衛，周大夫之行役艽野，固無足怪矣。《左》僖二十二年杜《注》，但云“允姓之戎居陸渾，在秦、晉西北”。

    《左》昭九年杜《注》：“允姓，陰戎之祖，與三苗俱放三危者。”蓋因陰戎、三苗皆姜姓云然。《禹貢疏》：“鄭玄引《地記書》云：三危之山，在鳥鼠之西，南當岷山。”《水經注》卷四十引《山海經》，亦云“在鳥鼠山西”。又云：“江水東過江陽縣，雒水從三危道廣魏雒縣南，東南注之。”雒縣，今廣漢也。然則三危之脈，實在隴蜀之間。《續書·郡國志》謂首陽有三危，三苗所處，雖不中，當不遠矣。孔晁謂“氐地羌謂之氐羌，今謂之氐”，則漢時所謂氐者，即古所謂氐羌。《漢書·西南夷傳》曰：“自莋以東北，君長以十數，冉駹最大。自駹以東北，君長以十數，白馬最大。皆氐類也。”《地理志》，隴西有氐道，廣漢有甸氐道、剛氐道。蜀郡有??氐道。古所謂鬼方者必去此不遠矣。

    陸渾之戎，杜《注》謂在當時之陸渾縣。僖二十二年。又有伊洛之戎，《注》謂雜戎居伊水、雒水之間者。僖十一年。《疏》引《釋例》：“河南雒陽縣西南有戎城。”又有蠻氏，《注》云：戎别種也。河南新城東南有蠻城。成公六年。案成公六年侵宋之役，《左氏》以伊雒之戎、陸渾、蠻氏并舉，則自繫三族。然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，則實與伊雒之戎雜處。《左氏》之伊雒之戎，《春秋》但作雒戎，得毋雒戎在雒，陸渾之戎在伊川，云伊雒之戎者，實兩種既混合後之總稱與？哀公四年，蠻子赤奔晉陰地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，致九州之戎，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，且將爲之卜。蠻子聽卜，遂執之，與其五大夫，以畀楚師於三户。則蠻子所奔者，實陸渾之戎，陸渾以昭十七年爲晉所滅，然其部落自在，故二十二年，籍談、荀躒仍帥其衆以納王也。二者之關係亦極密。莊公二十八年，晉侯娶二女於戎，大戎狐姬生重耳，小戎子生夷吾。杜《注》謂“小戎，允姓之戎”，其言當有所據。獻公是時，未必越秦而遠婚於西垂。又僖二十二年《疏》云：“十一年《傳》稱伊洛之戎同伐京師，則伊洛先有戎矣。”疑允姓之戎，本有在伊洛之間者，惠公之處吾離，特使之從其類也。然則蠻氏之戎或亦氐羌之族矣。此皆鬼方之類，播遷而入中國者邪？

    氐羌之俗，有與中國類者。《左》莊二十一年，“王以后之鞶鑒與之”。杜《注》云：“鞶，帶而以鏡爲飾也。今西方羌胡猶然，古之遺服。”定六年“定之鞶鑒”《注》同。《詩》“在其板屋，亂我心曲”，《毛傳》曰：“西戎板屋。”《正義》：“《地理志》曰：天水、隴西，山多林木，民以板爲屋。故《秦詩》云在其板屋。然則秦之西垂，民亦板屋。”則衣服居處，西戎與中國，極相類矣。此皆其久相往來之徵，宜高宗之勤兵力於此也。《後漢書》謂巴俗喜歌舞。高祖觀之，曰：此武王伐紂之歌也。乃命樂人習之，所謂巴渝舞也。《尚書大傳》，稱武王伐紂之師，前歌後舞，所用者蓋即巴人？巴亦氐類也。殆果“終撫九國”歟？駒支謂“我諸戎飲食衣服，不與華同；贄幣不通，言語不達”，《左氏》襄公十四年。達亦通也，謂無使命往來，非謂其人不知華語也。不然，安能賦《青蠅》之詩邪？

    《三國志注》引《魏略》：“氐語不與中國同，及羌雜胡同。”胡者，匈奴。氐與習，故亦通其語。羌則其本語也。《荀子·大略》曰：“氐羌之虜也，不憂其係壘也，而憂其不焚也。”《注》：“氐羌之俗，死則焚其尸。”《吕覽·義賞》：“氐羌之民，其虜也，不憂其係纍，而憂其死不焚也。”《後漢書》謂羌人死則燒其尸。皆氐、羌同族之證。

    《山海經·海内經》：“伯夷父生西岳。西岳生先龍，先龍是始生氐羌，氐羌乞姓。”西岳疑四岳之誤。乞姓疑亦允姓之譌。又《海内南經》：“氐人國，在建木西。其爲人，人面而魚身，無足。”《大荒西經》：“有互人之國。炎帝之孫，名曰靈恝。靈恝生互人，是能上下於天。有魚偏枯，名曰魚婦顓頊。死即復蘇。風道北來，天乃大水泉，蛇乃化爲魚，是爲魚婦顓頊。死即復蘇。”《圖讚》：“炎帝之苗，實生氐人。死則復蘇，厥身爲鱗。雲南疑當作雨。是託，浮游天津。”靈恝，《注》云：“音如券契之契。”與乞姓之乞，音同字異。《山海經》固不足信，亦氐羌姜姓之一佐證。頗疑姜、羌實一字也。

    鬼方所在，古人雖不審諦，率皆以爲在西。自《詩序》以《殷武》之詩爲祀高宗，《毛傳》以“撻彼殷武，奮伐荆楚”爲指武丁，乃有以鬼方爲在楚者。今本《竹書紀年》，“武丁三十有二祀，伐鬼方，次於荆”，即據此等説僞造。下又云“三十有四祀，王師克鬼方，氐羌來賓”，遂忘其自相矛盾也。近世鄒叔績，推波助瀾，又據紅巖摩崖石刻，謂鬼方在貴州，則去之愈遠矣。紅崖碑者，在“貴州永甯東六十里紅巖後山諸葛營旁。字大者周尺三四尺，小者尺餘。深五六寸許。共二十五字。土人以其在諸葛營旁，稱爲《諸葛碑》。又傳云：不知刻自何年。諸葛征南，營其下，讀而拜焉，使蠻人護之，故謂之《諸葛碑》。蠻人因歲祀之，以占夝雨瘴疫。其碑在巖上最高處，非緟木叠架，不能上拓。”以上據鄒氏《紅崖碑釋文》。其文詭異而初不古，不知何世好事者所爲。鄒氏一一鉤摹而强釋之，附會爲高宗征鬼方所刻，亦可謂好奇之過矣。鄒氏之説曰：“漢之先零羌，即今青海。漢代之羌，有今藏地喀木。故《前漢書·地理志》云：桓水南行羌中，入南海。桓水，即今瀾滄江也。案此説亦誤。羌之種落，又延蔓於武都，越巂，所謂參狼、白馬、旄牛諸羌是也。以《竹書》、《世本》、《後漢書》證之，鬼方即羌明甚。是則今青海，藏地喀木，及滇蜀之西徼，皆商代鬼方。故虞仲翔謂坤爲鬼方。坤西南，且好寇竊，亦同羌俗也。案虞《注》“襦有衣袽終日戒”云：“伐鬼方三年乃克，旅人愬勞。衣服皆敗，鬼方之民，猶或寇竊，故終日戒也。”今雲貴羅羅種，自謂其先出於旄牛，殆亦羌種？其俗有鬼主，見《唐書》、《宋史·南蠻傳》。愈以知羌即鬼方也。案羅羅乃古之濮人，予别有考。羌以父名母姓爲種號，所謂旄牛，或人名，如蒙古始祖孛兒帖赤那，譯言蒼狼之例，非必謂其先爲旄牛所生也。《三國志注》引《魏略》，謂“氐種非一，或號青氐，或號白氐，或號蚺氐，此蓋蟲之類，中國即其服色而名之”，蓋氐羌有圖騰之俗。又部落各别其衣色。青氐、白氐之稱，由衣色而生；旄牛、白馬、蚺氐之名，皆以圖騰而立。圖騰之制，部各不同，斷不能謂漢代之西羌，同於今日之羅羅也。至以鬼主附會鬼方，則尤爲曲説矣。高宗之伐鬼方也，自荆楚深入，始入其地，歷今黔滇審矣。三年克之而還，蓋仍從故道，會諸侯於南岳也。此則其東還過西方而刻石紀功之作。”案鄒氏以羌爲鬼方，是也。乃舉後世羌人所居之地，悉指爲殷時之鬼方，則近於兒戲矣。古者師行日三十里，六軍一萬五千人，如何歷湘、鄂、滇、黔以入青、藏邪？

    五二山戎考

    《管子·大匡》篇曰：“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，曰：狄爲無道，犯天子令，以伐小國。以天子之故，敬天之命，令以救伐。北州侯莫至，上不聽天子令，下無禮諸侯。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。諸侯許諾。桓公乃北伐令支，下鳧之山，斬孤竹，遇山戎。”《小匡》篇曰：“北伐山戎，制泠支，斬孤竹，而九夷始聽。海濱諸侯，莫不來服。”又曰：“桓公曰：北至於孤竹、山戎、穢貉，拘秦夏。”《霸形》篇曰：“北伐孤竹，還存燕公。”《戒》篇曰：“北伐山戎，出冬蔥與戎菽，布之天下。”《輕重甲》篇曰：“桓公曰：天下之國，莫强於越。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、離枝，恐越人之至，爲此有道乎？”“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、離枝，越人果至。”皆以山戎在北方，與燕及孤竹、令支相近。燕召公封地在今薊縣。《漢志》：遼西郡令支，有孤竹城，《注》引應劭曰：“古伯夷國。今有孤竹城。”則今遷安縣也。然《小問》篇曰：“桓公北伐孤竹，未至卑耳之谿十里。”《小匡》篇曰：“西征，攘白狄之地，遂至於西河。方舟投柎，乘舟濟河。至於石沈，縣車束馬，踰大行與卑耳之貉。拘秦夏。”又曰：“北至於孤竹、山戎、穢貉，拘秦夏。”“卑耳之貉”之貉，當係谿字之誤。注隨文妄説爲“與卑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”，誤也。穢貉初在今陝西北境，予别有考。然則卑耳之谿，實在西河、大行附近；與漢之令支縣，風馬牛不相及矣。《輕重戊》篇曰：“桓公問於管子曰：代國之出何有？管子對曰：代之出，狐白之皮，公其貴買之。代民必去其本，而居山林之中。離枝聞之，必侵其北。”則離枝又在代北，亦非漢令支地也。《穀梁》謂齊桓“越千里之險，北伐山戎，爲燕辟地”，又曰：“燕，周之分子也，而貢職不至，山戎爲之伐矣。”莊三十年。其釋齊侯來獻戎捷曰：“軍得曰捷，戎，菽也。”三十一年。皆與《管子》合。《史記·匈奴列傳》謂“山戎越燕而伐齊”。又云：“山戎伐燕，燕告急於齊，齊桓公北伐山戎。山戎走。”亦以山戎在北方，與燕近。然《公羊》謂其“旗獲而過我”，《疏》云：“齊侯伐山戎而得過魯，則此山戎不在齊北可知。蓋戎之别種，居於諸夏之山，故謂之山戎耳。”自來説山戎者，多主《左》、《穀》，鮮措意《公羊》。然《左氏》於齊侯來獻戎捷，但云“諸侯不相遺俘”，無戎菽之説。其説公及齊侯遇於魯濟曰：“謀山戎也，以其病燕故也。”雖似與《穀梁》合。然山戎果去齊千里，何爲與魯謀之？則其消息，反與《公羊》相通矣。《禮記·檀弓》：“孔子過泰山側，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。”《新序》亦記此事，而云“孔子北之山戎”。《論衡·遭虎》篇云：“孔子行魯林中。”《定賢》篇云：“魯林中哭婦。”俞氏正燮謂俱稱林中，殆齊配林之類。《癸巳存稿》。明山戎實在泰山附近，故齊伐之，得旗獲而過魯也。《管子》一書，述齊桓、管仲事，多不可據。即如一孤竹也，忽謂其在燕之外，忽焉伐孤竹所濟卑耳之谿，又近西河、大行，令人何所適從邪？蓋古書本多口耳相傳，齊人所知，則管仲、晏子而已，輾轉增飾，遂不覺其詞之侈也。然謂伐山戎而九夷始聽，則亦見山戎之在東而不在北矣。

    杜預《釋例·土地名》，以北戎、山戎、無終三者爲一。昭元年《疏》。僖十年《注》曰：“北戎，山戎。”襄四年《注》曰：“無終，山戎國名。”昭元年《注》曰：“無終，山戎。”莊三十年《注》則曰“山戎，北狄”。《漢志》：“右北平，無終，故無終子國。”地在今薊縣。然襄四年，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，請和諸戎。魏絳勸晉侯許之，曰：“戎狄薦居，貴貨易土，土可賈焉。”又曰：“邊鄙不聳，民狎其野，穡人成功。”則無終之地，必密邇晉。故昭元年，荀吴得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。若謂在今薊縣，則又渺不相及矣。故《義疏》亦不信其説也。

    北戎之見於《春秋》者，僖十年：“齊侯、許男伐北戎。”其見於《左氏》者，隱九年北戎侵鄭；桓六年北戎伐齊。亦絶無近燕之跡。且隱九年鄭伯之患北戎，昭元年魏舒之策無終，皆云“彼徒我車”；而《小匡》篇亦以“北伐山戎，制泠支，斬孤竹，而九夷始聽”，與“中救晉公，禽狄王，敗胡貉，破屠何，而騎寇始服”對舉。胡者，匈奴東胡，貉即濊貉。屠何者，《墨子·非攻中篇》曰：“雖北者且不一著何，其所以亡於燕、代、胡、貉之間者，亦以攻戰也。”孫氏詒讓以且不一著何，當作且，不著何。“一”字疑衍。其言曰：“且，疑柤之借字。《國語·晉語》：獻公田，見翟柤之氛。韋《注》云：翟柤，國名是也。不著何，亦北胡國。《周書·王會》篇云：不屠何青熊。又《王會·伊尹獻令》，正北有且略、豹胡。且略即此且及《左傳》翟柤。豹胡，亦即不屠何。豹、不，胡、何，并一聲之轉。不屠何，漢爲徒何縣，屬遼西郡。故城在今奉天錦州府錦縣西北。柤，據《國語》，爲晉獻公所滅，所在無考。”案孫説近之。古代異族在北徼者多遊牧，雜居内地者則否。胡貉，屠何，爲騎寇，而山戎、令支、孤竹不然，又以知其非一族矣。

    戎之名，見於《春秋》者甚多。隱二年，“春，公會戎於潛。”“秋八月庚辰，公及戎盟於唐。”又是年，“無駭帥師入極。”《疏》云：“極，戎邑也。”七年，“冬，天王使凡伯來聘。戎伐凡伯於楚丘，以歸。”桓二年，“公及戎盟於唐。”莊十八年，“夏，公追戎於濟西。”二十四年，“冬，戎侵曹。”二十六年，“春，公伐戎。”其地皆在今山東境。雖不云山戎，亦近魯之地多戎之證也。竊疑山戎占地頗廣，次第爲諸國所并。至戰國時，惟近燕者尚存。後人追述管子之事，不知其時之山戎疆域與後來不同也，則以爲在燕北而已矣。記此事者獨《公羊》不誤，亦足雪口説流行之誣矣。

    寫於一九三四年四月前

    五三山戎考續篇

    讀史者多以戰國時之東胡爲春秋時之山戎，此誤也。推厥由來，實緣誤以齊桓公伐山戎所救之燕爲北燕，遂誤以北燕北之東胡與南燕北之山戎，合并爲一矣。

    《春秋》莊公三十年冬，公及齊侯遇於魯濟。齊人伐山戎。三十有一年六月，齊侯來獻戎捷。魯濟之會，《公》、《穀》皆不言其與燕有關，惟《左氏》曰：謀山戎也，以其病燕故也。伐山戎之齊人，《公》、《穀》皆以爲齊侯獻戎捷。《公羊》曰：威我也，旗獲而過我也。《穀梁》曰：軍得曰捷，戎菽也。案《説苑·權謀》曰：齊桓公將伐山戎、孤竹，使人請助於魯。魯君進羣臣而謀，皆曰：“師行數千（十）里，入蠻夷之地，必不反矣。”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，齊已伐山戎、孤竹而欲移兵於魯。管仲曰：“不可。諸侯未親，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，鄰國不親，非霸王之道。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，中國之所鮮也，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？”桓公乃分山戎之寶，獻之周公之廟。明年，起兵伐莒，魯下令丁男悉發，五尺童子皆至。孔子曰：“聖人轉禍爲福，報怨以德。”此之謂也。則齊桓之伐山戎，確曾與魯謀之，確係桓公親行，而其還亦確曾過魯。《左氏》及《公》、《穀》之言，皆非無據矣。夫魯在齊之南，而北燕在齊之北，山戎所病者，果爲北燕，何爲與魯謀之，而其還亦安得枉道而過魯邪？

    以桓公伐山戎，所救之燕爲北燕，始於《穀梁》而實不始於《穀梁》也。《穀梁》曰：燕，周之分子也。貢職不至，山戎爲之伐矣。《史記·齊大公世家》：山戎伐燕，燕告急於齊，齊桓公救燕，遂伐山戎，至於孤竹而還，命燕君復脩召公之政，納貢於周，如成康之時。《燕召公世家》曰：山戎來侵我，齊桓公救燕，遂北伐山戎而還。使燕共貢天子，如成周時。三者如出一口。《穀梁》晚出之書，蓋據傳記，左右採獲，非真有所受之，其以齊侯所獻爲戎菽，實沿《管子·戒》篇“出冬蔥與戎菽，布之天下”之文，即其一證。觀《史記》齊燕世家之文，知以桓公所救之燕爲北燕，西漢初年已有此誤，《穀梁》之所採者，蓋亦此等書。然傳記之較古者，固猶未嘗以此燕爲北燕也。

    五四赤狄、白狄考

    狄之見於《春秋》者，或止稱狄，或稱赤狄、白狄。宣十五年：“六月癸卯，晉師滅赤狄潞氏。”《注》：“潞，赤狄之别種。”《疏》云：“狄有赤狄、白狄，就其赤白之間，各自别有種類。此潞是國名，赤狄之内别種一國。夷狄祖其雄豪者，子孫則稱豪名爲種，若中國之始封君也。謂之赤、白，其義未聞，蓋其俗尚赤衣白衣也。”案兩爨蠻亦稱烏白蠻。《唐書》謂“初裹五姓，皆烏蠻也。婦人衣黑繒。”“東欽蠻二姓，皆白蠻也。婦人衣白繒。”《疏》蓋據後世事推之。如《疏》意，則凡狄非屬於赤，即屬於白矣，竊謂不然。

    赤狄種類見於《春秋》者有三：潞氏及甲氏、留吁是也。宣十六年：“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。”《左氏》云：“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、鐸辰。”杜《注》“鐸辰不書，留吁之屬”，似以意言之。又成三年：“晉郤克、衛孫良夫伐廧咎如。”《左氏》曰：“討赤狄之餘焉。”是《左氏》所稱爲赤狄者，較《春秋》多一鐸辰、一廧咎如也。廧咎如，《公羊》作將咎如。至東山臯落氏，則《左氏》亦不言爲赤狄，杜《注》云：“赤狄别種也。”《史記·晉世家》：獻公“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”。《集解》：“賈逵曰：東山，赤狄别種。”《疏》云：“成十三年《傳》，晉侯使吕相絶秦，云白狄及君同州，則白狄與秦相近，當在晉西；此云東山，當在晉東。宣十五年，晉師滅赤狄潞氏，潞則上黨潞縣，在晉之東，此云伐東山臯落氏，知此亦在晉東，是赤狄别種也。”其説似屬牽强。

    白狄種類，《春秋》及《左氏》皆未明言。昭十二年，杜《注》曰：“鮮虞，白狄别種。”“肥，白狄也。”十五年，《注》又曰：“鼓，白狄之别。”《疏》云：“宣十五年，晉師滅赤狄潞氏，十六年，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，成三年，晉郤克、衛孫良夫伐廧咎如，《傳》曰：討赤狄之餘焉。是赤狄已滅盡矣；知鮮虞與肥，皆白狄之别種也。”其説之牽强，與前説同。

    案《春秋》、《左氏》言赤狄種類，雖似不同，然鐸辰之名，《春秋》無之。“討赤狄之餘焉”，語有兩解：劉炫以爲“廧咎如之國，即是赤狄之餘”。見《疏》。杜預則謂“宣十五年，晉滅赤狄潞氏，其餘民散入廧咎如，故討之”。揆以文義，杜説爲長。以《春秋》、《左氏》於潞氏、甲氏、留吁、鐸辰，皆明言爲赤狄，於廧咎如則不言也。然則《左氏》之意，蓋不以廧咎如爲赤狄。《左》不以廧咎如爲赤狄，而鐸辰爲《春秋》所無，則《春秋》、《左氏》言赤狄，初無歧異矣。然則赤狄自赤狄，白狄自白狄，但言狄者，自屬非赤非白之狄，安得謂凡狄皆可分屬赤狄白狄乎？杜説蓋失之也。

    予謂赤狄、白狄，乃狄之兩大部落。其但稱狄者，則其諸小部落。小部落時役屬於大部落則有之，若遂以赤白爲種類之名，謂凡狄皆可或屬諸赤，或屬諸白，則非也。《左》宣十一年云：“衆狄疾赤狄之役，遂服於晉。”必赤狄之名，不苞衆狄，乃得如此措辭。若衆狄亦屬赤狄，當云疾潞氏之役，安得云疾赤狄之役乎？此《春秋》及《左氏》凡言狄者，不得以爲赤狄或白狄之明徵也。

    然則赤狄、白狄，果在何方乎？曰：赤狄在河内，白狄在圁洛之間。何以知之？曰：以《史記·匈奴列傳》言“晉文公攘戎翟，居於河内、圁洛之間，號曰赤翟、白翟”知之也。居河内者蓋赤狄，居圁洛之間者蓋白狄也。曰：《史記》上云“攘戎翟”，而下云“號曰赤狄、白狄”，明赤狄、白狄爲兩種之總稱，所苞者廣矣。曰：《史記》之言，蓋舉其大者以概其餘，非謂凡狄皆可稱爲赤狄或白狄也。若謂凡狄皆可稱爲赤狄或白狄，則無解於《春秋》之或稱赤狄，或稱白狄，或但稱狄矣。蓋狄在《春秋》時，就大體言之，可區爲二：一在東方，一在西方。在東方者，侵軼於周、鄭、宋、衛、齊、魯之間，其地蓋跨今河北之保定、大名兩道，山西冀寧道之東境，河南之河北道，或且兼及河洛、開封道境。其中以居河内之赤狄爲最大。居西方者，其地蓋跨今山西冀寧道之西境及河東道，陝西之榆林道及關中道，其中以居圁洛之間之白狄爲最大，故史公特舉之也。言《春秋》時狄事者，莫詳於《左氏》，今請舉以爲證。

    狄之居東方者，莫張於莊、閔、僖之間。莊三十二年伐邢，閔二年入衛，以齊桓公之威，糾合諸侯，遷邢於夷儀，封衛於楚丘。然及僖十二年，諸侯復以狄難故，城衛楚丘之郛。其明年狄侵衛，又明年侵鄭，則其勢初未弱也。齊桓公之卒也，宋襄公伐齊而納孝公，雖曰定亂，實有伐喪之嫌，諸侯莫能正，惟狄人救之。僖十八年。是時邢附狄以伐衛，《左》“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：苟能治之，燬請從焉。衆不可，而從師於訾婁。狄師還。”可見是時狄勢之盛。至二十五年而爲衛所滅，狄雖不能救，然二十年嘗與齊盟於邢，《左氏》曰：爲邢謀衛難也。二十一年狄侵衛，三十一年又圍衛，衛爲之遷於帝丘，狄之勤亦至矣。先是僖公十年：“狄滅温。”温者，蘇子封邑，周初司寇蘇忿生之後也。見成十一年。十一年，王子帶召揚拒、泉皋、伊洛之戎以伐周，入王城，焚東門，秦、晉伐戎以救周。晉侯平戎於王。十二年，王討王子帶，王子帶奔齊。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，使隰朋平戎於晉。僖十四年秋，狄侵鄭，無傳。十六年：“王以戎難告於齊，齊徵諸侯而戍周。”此所謂戎，不知與狄有關否。然及僖二十四年，王以狄師伐鄭，冬，遂爲狄所伐，王出居於鄭。大叔以狄女居於温，則必即九年滅温之狄矣。晉文勤王，取大叔於温，殺之於隰城，王以温錫晉。三十二年：“狄有亂，衛人侵狄，狄請平焉。”其在河内者，至是當少衰。然三十年及文四年、九年、十一年迭侵齊，七年伐魯西鄙，十年侵宋，十三年又侵衛，則東方之狄，亦未嘗遂弱也。凡此者，《春秋》及《左氏》皆但稱爲狄，惟文七年侵魯之役，《左氏》云：“公使告於晉，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，且讓之。”酆舒、潞氏相似，其事由赤狄，然此祇可謂侵魯之狄役屬於赤狄，不能謂侵魯者，即赤狄也。

    赤狄見《春秋經》，始於宣公三年之侵齊。四年又侵齊；六年伐晉；七年又侵晉，取向陰之禾。十一年晉侯會狄於欑函，《左氏》云：“衆狄服也。”“衆狄疾赤狄之役，遂服於晉。”觀文七年，趙宣子之讓酆舒，則知赤狄是時所役屬之狄頗衆，故其勢驟張也。及是黨與攜離，勢漸弱矣。宣十三年雖伐晉及清，及十五年潞氏遂爲晉所滅，晉侯治兵於稷，以略狄土。明年滅甲氏、留吁及鐸辰，成三年又伐廧咎如，以討赤狄之餘焉。赤狄之名，自是不復見。蓋赤狄本居河内，是時强盛，故兼據潞氏、甲氏、留吁、鐸辰之地也。據《左氏》伯宗之言，則潞氏又奪黎侯之地。其本據地河内，未知滅亡或否，然縱幸存，其勢力亦無足觀矣。

    東方之狄，自晉滅赤狄後，不見於《春秋》及《左氏》者若干年。至昭、定以降，鮮虞、肥、鼓乃復與晉競。《左》昭十二年，晉荀吴僞會齊師者，假道於鮮虞，遂入昔陽。秋八月壬午，滅肥，以肥子緜臯歸。十三年，晉荀吴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。十五年，荀吴伐鮮虞，圍鼓，以鼓子?鞮歸。既獻而反之，又叛於鮮虞。二十二年六月，荀吴滅之。定三年，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，獲晉觀虎。四年，晉士鞅、衛孔圉伐鮮虞。五年冬，士鞅圍鮮虞，報觀虎之役也。哀元年，齊、衛會於乾侯，救范氏也。魯師及齊師、衛孔圉、鮮虞人伐晉，取棘蒲。三年，齊、衛圍戚，求援於中山。杜《注》：中山，鮮虞。四年十一月，邯鄲降，荀寅奔鮮虞。十二月，齊國夏會鮮虞，納荀寅於柏人。六年春，晉伐鮮虞，治范氏之亂也。鮮虞、肥、鼓地與潞氏、甲氏、留吁、鐸辰相近，與齊、晉、魯、衛皆有關係，其形勢正與自莊公至宣公時之狄同，《春秋》及《左氏》皆絶不言爲白狄，《穀》昭十二《注》：鮮虞，姬姓，白狄也。《釋》曰：《世本》文。不知杜氏何所見而云然。以予觀之，毋寧謂爲與赤狄相近之羣狄爲較當也。

    白狄本國蓋在圁洛之間。然西方之狄，跨據河之東西者亦甚衆，非止一白狄也。晉之建國也，籍談追述其事曰：“晉居深山之中，戎狄之與鄰，而遠於王室。王靈不及，拜戎不暇。”昭十五年。是唐叔受封之時，已與此族爲鄰矣。二五之説晉獻公使重耳居蒲，夷吾居屈也，曰：“蒲與二屈，君之疆也。疆埸無主，則啓戎心。”又曰：“狄之廣莫，於晉爲都。晉之啓土，不亦宜乎？”莊二十八年。則蒲、屈所與爲界者，即狄人也。僖五年，晉侯使寺人披伐蒲，重耳奔狄。明年，賈華伐屈，夷吾將奔狄，郤芮曰：“後出同走，罪也。不如之梁，梁近秦而幸焉。”乃之梁。重耳、夷吾蓋皆欲借資於秦以復國，夷吾不果奔狄，仍奔近秦之梁，則狄之近秦可知也。晉文公讓寺人披之辭曰：“予從狄君，以田渭濱。”則晉文所奔、夷吾所欲奔而未果之狄，即與蒲、屈爲界之狄，其地自渭濱跨河而東界於蒲、屈也。《左》閔二年“虢公敗犬戎於渭汭”，雖未知即此狄否，然其地則相近矣。僖二年：“虢公敗戎於桑田。”《注》：“桑田，虢地，在弘農陝縣東北。”重耳之奔狄也，狄人伐廧咎如，獲其二女叔隗、季隗，納之公子。成十三年，吕相絶秦之辭曰：“白狄及君同州，君之仇讎，而我之昏姻也。”杜《注》：“季隗，廧咎如赤狄之女也。白狄伐而獲之，納諸文公。”杜氏此《注》，殊屬牽强，故《疏》亦游移其辭，不敢强申其説也。凡此等狄，其地皆與白狄近，然《春秋》及《左氏》皆不明言爲白狄，則亦西方之衆狄，與白狄相近者耳。僖八年：“晉里克帥師，梁由靡御，虢射爲右，以敗狄於採桑。梁由靡曰：狄無恥，從之，必大克。里克曰：懼之而已，無速衆狄。虢射曰：期年，狄必至；示之弱矣。夏，狄伐晉，報採桑之役也。復期月。”曰“無速衆狄”，明西方狄亦甚衆，如東方赤狄所役屬也。西方之狄，與晉相近，故争?箕，郤缺获白狄子。”曰获白狄子，而不言所败者即白狄，盖白狄与他狄俱来也。范文子曰：“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，秦、狄、齊、楚皆强，不盡力，子孫將弱。”成十六年。以狄與秦、齊、楚并舉，可以見其强盛矣。襄二十六年：“子靈奔晉，晉人與之邢，以爲謀主，扞禦北狄。”此等狄人，東爲晉人所攘斥；又秦穆脩政，東境至河，《史記·六國表》。其在渭濱及河東之地，蓋皆日蹙。昭十三年，晉人執季孫意如，使狄人守之。定十四年，晉人圍朝歌。析成鮒、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，戰於絳中。蓋皆其服屬於晉者也。《史記》云：“秦穆公得由余，西戎八國服於秦。”此《匈奴列傳》文，《秦本紀》云：“益國十二，開地千里。”與《韓非子·十過》、《説苑·反質》篇同。《李斯傳》作“并國二十”，二十字疑倒。《漢書·韓安國傳》作“并國十四”，四亦疑二之誤。古文一二三四，皆積畫也。《鹽鐵論·論勇》：“秦穆公得百里奚、由余，西戎八國服。”與《匈奴列傳》同。穆公所服，蓋多岐以東之地，即太王所事之獯粥，文王所事之昆夷，及滅幽王之犬戎也。然則同、蒲間之狄，蓋盡爲秦、晉所并矣。白狄居誾洛之間，其地較僻，蓋至魏開河西、上郡而後亡？

    白狄之見《春秋》，始於宣公八年與晉伐秦，成九年與秦伐晉。十三年吕相絶秦之辭曰：“白狄及君同州，君之仇讎，而我之昏姻也。君來賜命曰：吾與女伐敵。寡君不敢顧昏姻，畏君之威，而受命於吏。君有二心於狄，曰晉將伐女，狄應且憎，是用告我。”《左氏》亦曰：“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，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。”白狄蓋叛服於秦、晉之間者也。《春秋》襄十八年春，“白狄來”。《左氏》云：“白狄始來。”蓋至是始通於魯。可見所謂白狄者，惟指誾洛間一族，若凡在西北者，皆可稱白狄，前此似不得迄無往來也。二十八年，白狄朝晉；昭元年，祁午稱趙文子服齊、狄；杜《注》謂指此事，其重視之可知。《管子·小匡》篇謂齊桓公“西征，攘白狄之地，遂至於西河”。《小匡》述事，不甚可信，然白狄之在西河，則因此而得一左證也。《左》僖三十三年，杜《注》：“白狄，狄别種也。故西河郡有白部胡。”

    《左》襄四年：“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，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。”杜《注》謂無終，山戎國名。其《釋例》又謂山戎、北戎、無終三者是一。案山戎、北戎在東方，别見予所撰《山戎考》。杜氏之云，未知何據。昭元年之《疏》，亦不信之。觀魏絳勸晉侯和戎，謂“戎狄薦居，貴貨易土，土可賈焉”。又曰：“邊鄙不聳，民狎其野，穡人成功。”《左》襄公四年。則其地與晉密邇。昭元年：“晉荀吴帥師敗狄於大鹵。”《左氏》云：“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。”則無終即在太原附近，疑亦西方之狄而能役屬羣狄者也。《左》襄五年：“王使王叔陳生愬戎於晉。”未知即四年所謂諸戎之一否。

    寫於一九三四年四月前

    五五以畜喻君

    《左氏》宣公四年：鄭子公欲弒靈公，子家曰：“畜老，猶憚殺之，而況君乎？”成公十七年：晉欒書、中行偃欲弒厲公，韓厥曰：“古人有言曰：殺老牛莫之敢尸，而況君乎？”以畜類喻君，人莫不以爲駭，其實無足駭也。畜者，養也。臣之於君，固有孝養之義。古人言養，亦恒以畜類爲喻，不以爲褻也。《論語·爲政》：“子游問孝，子曰：今之孝者，是謂能養；至於犬馬，皆能有養；不敬，何以别乎？”《坊記》：“子云：小人皆能養其親，君子不敬，何以辨？”孟子曰：“繆公之於子思也，亟問，亟餽鼎肉。子思不悦。於卒也，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，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，曰：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。”《萬章》下。又曰：“食而弗愛，豕交之也；愛而不敬，獸畜之也。”《盡心》上。雖不以爲然，然可見徒以養言，固恒以畜類爲喻。孟子又謂“理義之悦我心，猶芻豢之悦我口。”《告子》上。芻豢者，牛羊之食，亦未嘗不引伸爲凡食之稱，而以施諸人也。齊景公召太師曰：“爲我作君臣相悦之樂。其詩曰：畜君何尤？畜君者，好君也。”《梁惠王》下，《孟子》此六字即係解釋《詩》義。《集註》謂臣能畜止其君之欲，乃是愛君，非也。《吕覽·適威》引《周書》曰：“民善之則畜也，不善則讎也。”高《注》：“畜，好。”芻豢爲人之所好，好之者必飲食之，故自養義引伸爲好也。固亦施之於君，且以爲歌頌之辭矣。

    《左氏》襄公二十一年：“齊莊公爲勇爵，殖綽、郭最欲與焉。州綽曰：二子者，譬於禽獸，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。”意雖近於自誇，然未聞以其言爲狎侮，則古人之賤禽獸，固不若後世之甚也。

    五六餘祭之死

    餘祭之死，《春秋》在襄公二十九年，即餘祭之四年也。《史記·十二諸侯年表》，亦於是年書“守門閽殺餘祭，季札使諸侯”。於魯、齊、晉、鄭亦皆書季札來使事。《世家》則但記季札出使而無餘祭見殺之事。至十七年，乃書“餘祭卒，弟餘昧立”。卒、弑既異，先後又差十四年，疑《春秋》及《年表》是也。公子光之弑王僚也，乘蓋餘、燭庸之在楚，季札之使晉。光告專諸曰：“季子雖至，不吾廢也。”則季子在吴，未嘗不爲人所忌。餘祭之見弑，蓋亦乘季子出使而發。然餘祭雖死，而國不能定，故至十七年餘昧乃立也。春秋戰國時，君位曠廢歷年者甚多，周厲王、魯昭公、衛獻公乃其著者。《史記·燕世家》：惠公六年，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，大夫共誅姬宋，惠公懼，奔齊，四年，齊高偃如晉，請共伐燕，入其君。晉平公許，與齊伐燕，入惠公，惠公至燕而死，燕立悼公。《年表》於六年書公出奔，歷七、八、九年，乃爲悼公元年，書惠公歸至卒，則君位曠者四年也。又《管蔡世家》：楚文王虜蔡哀侯以歸，哀侯留九歲，死於楚，凡立二十年，卒，蔡人立其子肸。《年表》見虜在十一年，至其二十一年，乃爲穆侯肸元年，則君位曠者九年矣。皆周厲王、魯昭公、衛獻公之倫也。春秋繫世之書，不記君之見弑，蓋亦習爲故常。《史記·吴世家》不記餘祭之弑，蓋其所本者如此，非漏落也。《禮記·明堂位》鄭《注》，以“君臣未嘗相弑”一語，深詆作者之誣。其實内大惡諱，乃當時史家成例，非孔子所創；而記人更非有意掩飾也。

    五七楚之四國

    《左氏》：昭公十一年，“楚子城陳、蔡、不羹，使棄疾爲蔡公。王問於申無宇曰：棄疾在蔡，何如？對曰：擇子莫如父，擇臣莫如君。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，使昭公不立。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，至於今賴之。臣聞五大不在邊，五細不在庭；親不在外，覊不在内。今棄疾在外，鄭丹在内，君其少戒。王曰：國有大城，何如？對曰：鄭京、櫟實殺曼伯，宋蕭、亳實殺子游，齊渠丘實殺無知，衛蒲、戚實出獻公，若由是觀之，則害於國。末大必折，尾大不掉，君所知也。”十二年，王謂子革曰：“昔諸侯遠我而畏晉，今我大城陳、蔡、不羹，賦皆千乘，子與有勞焉，諸侯其畏我乎？對曰：畏君王哉！是四國者，專足畏也，又加之以楚，敢不畏君王哉？”《賈子·大都》曰：“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：我欲大城陳、蔡、葉與不羹，賦車各千乘焉，亦足以當晉矣；又加之以楚，諸侯其來朝乎？范無宇曰：不可。臣聞大都疑國，大臣疑主，亂之媒也。都疑則交争，臣疑則并令，禍之深者也。今大城陳、蔡、葉與不羹，或不充，不足以威晉；若充之以資財，實之以重禄之臣，是輕本而重末也。臣聞尾大不掉，末大必折，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？然終爲楚國大患者，必此四城也。靈王弗聽。果城陳、蔡、葉與不羹，實之以兵車，充之以大臣。是歲也，諸侯果朝。居數年，陳、蔡、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内作難，楚國雲亂，王遂死於乾溪。”案《左氏》昭公十三年，亦言棄疾等帥陳、蔡、不羹、許、葉之師以入楚，則《賈子》是也。杜氏以不羹有東西二城，恐非。

    五八三王五霸

    三皇五帝，無定説也，三王五霸亦然。《白虎通義·號》篇引《春秋傳》曰：“王者受命而王，必擇天下之美號以自號。”釋夏、殷、周皆爲美稱。又云：“五帝德大能禪，成於天下，無爲立號。”又引或説，謂唐、虞、高辛、高陽、有熊皆號。則其所謂三王者，但指夏、殷、周言之，未嘗鑿指其人也。《風俗通義》引《禮號謚記》以夏禹、殷湯、周武王爲三王，又有據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春秋》之説，以文易武者，應氏謂“俗儒新生，不能採綜，多其辨論，至於訟?”。然應氏力辨武之爲是，文之爲非，亦未有以見其必然也。五霸之説，尤爲紛繁。《白虎通義》第一説曰昆吾、大彭、豕韋、齊桓、晉文。《風俗通義》、《吕覽·先己》高《注》、《左氏》成公二年杜《注》及服虔《詩譜序疏》主之。第二説曰齊桓、晉文、秦繆、楚莊、吴闔閭，無同之者。第三説曰齊桓、晉文、秦繆、宋襄、楚莊，《孟子·告子》趙《注》、《吕覽·當務》高《注》主之。《荀子·王霸》篇曰：“齊桓、晉文、楚莊、吴闔閭、越句踐，是所謂信立而霸也。”則其説又異。《議兵》篇亦以齊桓、晉文、楚莊、吴闔閭、越句踐并舉。又《成相》篇謂穆公强配五霸，亦以穆公在五霸之外。案《國語·鄭語》，以昆吾爲夏霸，大彭、豕韋爲商霸。《穀梁》隱公八年云：“交質子不及二伯。”則第一説有據。《太史公自序》云：“幽厲之後，周室衰微，諸侯專政，五霸更盛衰。”則五霸必在東周之世，第二三説及《荀子》之説亦有據。《白虎通義》及《風俗通義》疏釋辨論之語，亦皆可通而皆未有以見必然。由其本無定説，故後人以意言之，其説皆有可取也。

    《史記·商君列傳》曰：“孝公既見衛鞅，語事良久，孝公時時睡，弗聽。罷而孝公怒景監曰：子之客，妄人耳，安足用邪！景監以讓衛鞅。衛鞅曰：吾説公以帝道，其志不開悟矣。後五日，復求見鞅。鞅復見孝公，益愈，然而未中旨。罷而孝公復讓景監。景監亦讓鞅。鞅曰：吾説公以王道而未入也，請復見鞅。鞅復見孝公。孝公善之，而未用也，罷而去。孝公謂景監曰：汝客善，可與語矣。鞅曰：吾説公以霸道，其意欲用之矣。誠復見我，我知之矣。衛鞅復見孝公，公與語，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。語數日不厭。景監曰：子何以中吾君？吾君之驩甚也。鞅曰：吾説君以帝王之道，比三代，而君曰：久遠，吾不能待。且賢君者，各及其身顯名天下，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？故吾以强國之術説君，君大説之耳。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。”設此説者，蓋謂秦之爲治，又下於五霸一等也。《白虎通義》曰：“德合天地者稱帝，仁義合者稱王。”又引《禮記·謚法》曰：“德象天地稱帝，仁義所生稱王。”《管子·禁藏》曰：“以情伐者帝，以事伐者王，以政伐者霸。”《霸言》曰：“得天下之衆者王，得其半者霸。”《兵法》曰：“明一者皇，察道者帝，通德者王。”《吕覽·應同》曰：“同氣賢於同義，同義賢於同力，同力賢於同居。帝者同氣，王者同義，霸者同力。”《先己》曰：“五帝先道而後德，故德莫盛焉。三王先德而後事，故功莫大焉。五伯先事而後兵，故兵莫强焉。”晁錯曰：“五帝神聖，其臣莫能及。”“三王臣主俱賢。”“五伯不及其臣。”《漢書·晁錯傳》。《淮南·泰族》曰：“同氣者帝，同義者王，同力者霸。”《公羊》何休曰：“德合元者稱皇”，“德合天者稱帝”，“仁義合者稱王”。《公羊》成公八年《解詁》。桓譚《新論》曰：“三皇以道治，五帝用德化，三王由仁義，五霸以權智。其説之曰：無制令刑罰謂之皇，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，賞善誅惡，諸侯朝事謂之王，興兵約盟，以信義矯世謂之霸。”《御覽·皇王部》引。凡此皆設爲優劣，以明治道之升降，意本不主於人也。

    《左氏》成公二年“四王之王也”，《注》曰：“禹、湯、文、武。”案三王之説，初僅掍言其爲夏、殷、周，逮進而鑿求其人，則夏禹，殷湯，均無疑義，惟周則爲文爲武，皆有可通，應劭所辨，即在於此。《左氏》文字，予嘗疑其多出傳者之潤飾，此四王，殆即主張以文、武并稱者，所以調和三王爲文爲武之争與？然必非舊説也。《學記》曰：“三王四代惟其師。”《明堂位》曰：“四代之樂器。”注皆曰虞，夏，殷，周。皆言四代而不言四王。何則？稱名必循衆所習知，古固無稱舜爲王者也。《表記》：子曰：“虞夏之道，寡怨於民，殷周之道，不勝其敝。”又曰：“虞夏之質，殷周之文，至矣。虞夏之文，不勝其質，殷周之質，不勝其文。”皆以四代并論。《檀弓》：哀公問於周豐曰：“有虞氏未施信於民，而民信之，夏后氏未施敬於民，而民敬之。”豐對曰：“殷人作誓而民始畔，周人作會而民始疑。”亦以四代并論。然又曰：“子言之曰：後世雖有作者，虞帝弗可及也已矣。”仍稱舜爲帝，不稱爲王也。或曰：古三、四字皆積畫，《左氏》之四王，乃三王傳寫之誤。説亦可通。然傳寫似誤四爲三者多，誤三爲四者少也。

    《左氏》稱悼公復霸，成公十八年。《國語》亦然。《晉語》。《左氏疏》曰：“鄭玄云：天子衰，諸侯興，故曰霸。夏有昆吾，商有豕韋、大彭，周有齊桓、晉文，此最强者也。故書傳通謂彼五人爲五霸耳。但霸是强國爲之，天子既衰，諸侯無主，若有强者，即營霸業，其數無定限也。而何休以霸不過五，不許悼公爲霸，以鄉曲之學，足以忿人。傳稱文、襄之伯，襄承文後，紹繼其業，以後漸弱，至悼乃强，故云復霸。”案以曾爲諸侯之長言之，霸自不止於五，豈惟晉悼，楚靈、齊景，亦可稱霸也。若就五霸説之，晉悼自不得與，此猶共工氏霸九州而不列於五帝也。義各有當，遽以鄉曲之學，横肆詆諆，過矣。

    五霸雖多異説，然推創此説者之意，必指東周後之强國言之。何則？五帝不興於三皇之時，三王不起於五帝之世，爲皇帝王霸之説者，原取明世運之遞降，安得五霸之云，獨錯出於三王之代乎？《孟子》曰：“五霸，桓公爲盛。”《告子》下。此乃與晉文以下比較言之，猶孔子言“晉文公譎而不正，齊桓公正而不譎”也。《論語·憲問》。夏殷史事，傳者已略，何由知昆吾、大彭、豕韋與齊桓孰盛哉？然則《白虎通》之正説，必《左氏》既出後之説，其爲元文與否，頗可疑也。《穀梁》獨稱二伯，《穀梁》亦古文家言也。

    董子《繁露》，以王者之法，必正號，絀王謂之帝，封其後以小國，存二王之後以大國，同時稱帝者五，稱王者三。周人之王，尚推神農爲九皇，絀虞而號舜曰帝，《三代改制質文》。此《春秋》昭五端、通三統之義。諸家之稱三王，不知義同儒家以否，然曰三曰五，義必有取，則可知也。司馬相如《難蜀父老》：“上咸五，下登三。”《史記》本傳。蓋即此義。《集解》引韋昭曰：“咸同於五帝，登三王之上。”《索隱》云：“李奇曰：五帝之德，漢比爲減，三王之德，漢出其上，故云減五登三。此説非也。虞喜《志林》云：相如欲減五帝之一，以漢盈之。然以漢爲五帝之數，自然是登於三王之上也。今本減或作咸，是與韋昭之説符也。”其所謂今本者，蓋後人依韋昭之説改之，李奇、虞喜解并誤，然所據本，固皆作減也。

    五九中山

    中山者，春秋戰國間之大國也。《左氏》載中山與晉相競，始於昭公之十二年，而迄於哀公之六年，其間凡四十二年。其後八十二年，而魏文侯滅中山，使太子擊守之。魏文侯十七年。見《史記·魏世家》。其後中山復國。見《樂毅列傳》。自魏文侯滅中山之後三十一年，爲趙敬侯十年，趙與中山戰於房子；其明年，伐中山，又戰於中人。見《趙世家》。越三十四年，而中山君爲魏惠王相。見《六國年表》，在魏惠王二十九年。《魏世家》作二十八年。此時中山雖爲魏弱，然趙武靈王之告公子成曰：“先時中山負齊之强兵，侵暴吾地，係累吾民，引水圍鄗，微社稷之神靈，則鄗幾於不守也。先王醜之，而怨未能報也。”見《趙世家》。則其力猶足與趙爲敵，春秋末葉連齊以掎晉之志，未嘗衰也。中山君相魏惠王之後三十五年，爲趙武靈王之十九年，始胡服騎射，以必取胡地、中山爲志。其明年，略中山地，至寧葭。又明年攻中山，中山獻四邑請和。王許之，罷兵。二十三年，攻中山。二十六年，復攻之。二十七年，傳國於惠文王。惠文王三年，乃滅中山，遷其王於膚施。均見《趙世家》。自魯昭公十二年至此，凡二百三十五年，中山之與晉相抗，可謂久矣。

    中山之亡，《趙世家》在惠文王三年，而《六國年表》在四年。《表》云：“與齊、燕共滅中山。”《燕世家》及《表》皆不載此事，《齊世家》及《表》，皆係湣王二十九年，與《表》作惠文王四年者合。蓋遷其君在三年，而盡服其衆而定其地，實在四年也。趙惠文王四年，爲秦昭王十二年，而《秦本紀》昭王八年，“趙破中山，其君亡，竟死齊。”或以此疑《秦紀》及《六國表》相齟齬。案此不徒與惠文王四年中山滅非一事，即與三年中山君之遷，亦非一事。故《秦紀》昭王十一年，中山尚與齊、韓、魏、趙、宋共攻秦。《史記·秦紀》云：“齊、韓、魏、趙、宋、中山五國共攻秦。”《正義》云：“蓋中山此時屬趙，故云五國也。”案中山苟爲趙私屬，即不必特舉其名，蓋或五字誤，或衍他字也。《正義》説未安。明其亡竟死齊之後，尚有一君，蓋即遷於膚施者也。

    《六國表》云齊湣王佐趙滅中山，《樂毅列傳》亦云齊湣王助趙滅中山；《范雎列傳》：説秦王曰：“昔者中山之國，地方五百里，趙獨吞之，功成名立，而利附焉，天下莫之能害也。”則湣王之佐趙，乃燭之武所謂“亡鄭以倍隣”者耳。夫中山去趙近，而去齊遠，其於趙，腹心之患也；武靈王告樓緩曰：“今中山在我腹心。”則趙之於中山，亦腹心之患也。連齊以拒趙，在中山策固宜然；撫中山以拒晉，於齊計亦良得。昭、定、哀間之已事及圍鄗之役，資中山以强兵，蓋齊之素計，非漫然而爲之也。棄累世之遺策，滅與國以資隣敵，湣王之所爲若此，欲以求伯，不亦難乎？燕是時亦助趙者。昭王方欲報齊，蓋以此結歡於趙，非徒爲趙用也，與齊湣王之勞民助敵者不同。

    范雎云：中山“地方五百里”。中山與燕、趙爲王，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，其言曰：“我，萬乘之國也；中山，千乘之國也。”見《中山策》。然則中山之爲國，蓋魯、衛之倫也。方五百里，在周初爲大國，至春秋以降，則不足數矣。而中山獨累世雄張，爲齊、燕、趙、魏所重，蓋以其地險故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取中山，非謂中山亦林胡、樓煩之倫，將以輕騎與之馳逐於原野，乃欲以是深入其阻耳。武靈王之告公子成曰：“今吾國東有河、薄洛之水，與齊、中山同之，無舟楫之用；自常山以至代、上黨，東有燕、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、秦、韓之邊；今無騎射之備，故寡人無舟楫之用，夾水居之，民將何以守河、薄洛之水？變服騎射，以備燕、三胡、秦、韓之邊。”是趙與中山角逐，仍重在平地，其胡服騎射則所以防燕、三胡、秦、韓也。然又曰“今騎射之備，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”，則以中山地險，惟騎兵乃能深入其阻，一舉而兩利存焉。然其本意，固以備燕、三胡、秦、韓，非以爲中山也。胡服騎射之後，明年而有事於中山，史記其事云：“略中山地，至寧葭。”略者師速而疾，蓋猶僅拂其境。是年，使代相趙固主胡，致其兵。明年，又攻中山，趙袑爲右軍，許鈞爲左軍，公子章爲中軍，王并將之；牛翦將車騎，趙希并將胡、代、趙，與之陘；合軍曲陽，攻取丹邱、華陽、鴟之塞，王軍取鄗、石邑、封龍、東垣。中山獻四邑請和。均見《趙世家》。四邑，蓋即鄗、石邑、封龍、東垣。是役也，以趙固有之軍爲三軍，王并將之，以攻中山之邑，而以新練之騎兵，牛翦所將。與所致胡、代之兵，趙希所將。云并將胡、代、趙者，趙爲主軍，胡、代爲客軍，并將是三國之兵也。與之陘，徐廣曰“一作陸”，竊疑作陘爲是。陘者，山絶之名，所謂塞者，蓋在於是。豫許趙希攻下，即以之爲賞也。趙希，或致胡兵之趙固之父兄子弟。攻中山之塞，始深入其阻矣。其後之攻中山，當仍祖是策，故不數年而中山遂亡。惠文王二年，主父行新地，遂出代西，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。明年，遂滅中山。致樓煩之兵，蓋亦所以攻中山也。

    《中山策》曰：“樂羊爲魏將攻中山，其子時在中山，中山君烹之作羹，致於樂羊，樂羊食之。古今稱之。”甘茂謂秦武王曰：“魏文侯令樂羊將而伐中山，三年而拔之。樂羊返而論功，文侯示之謗書一篋。”《史記》本傳，亦見《秦策》。中山之難攻可知，蓋以其險也。《中山策》又曰：“魏文侯欲殘中山，常莊談謂趙襄子曰：魏并中山，必無趙矣。公何不請公子傾以爲正妻，因封之中山，是中山復立也。”據《六國表》，襄子之卒，在魏文侯元年前一年。文侯之欲殘中山，得無惡其險，故欲破壞之，使之不復能立邪？樂羊之滅中山，文侯封之以靈壽。樂羊死，葬於靈壽。《史記·樂毅列傳》。則文侯固嘗拔其地以封有功之將，而樂羊亦能撫其封邑之民。然中山無幾卒復國，又百餘年而後亡，則甚矣滅國之不易，而險之果足恃也？吴起曰：“在德不在險”，固也，然此亦爲大無道者言之耳，若得中主，恃險固亦足以延命矣。《史記·穰侯列傳》，須賈説穰侯曰：“宋、中山數伐割地，而國隨以亡。”四邑之獻，即中山好割地之一證。然僅此一事，不得云數，其前此如是者，蓋多矣。地數割，而猶後亡，亦地險使之也。

    趙獻侯十年，中山武公初立。此事既見《趙世家》，又見《六國趙表》。其立也，蓋趙立之也。是年，爲魏文侯十一年，又五年而獻侯卒。其明年，魏遂使太子伐中山，蓋聞趙之喪也。此事亦記於《趙世家》及《六國表》趙下，蓋循趙史記之舊，可見趙視中山之重。

    中山武公，徐廣曰：定王之孫，西周桓公之子。而《索隱》以《世本》不言誰之子孫，疑徐廣之言爲無據。然徐廣不得鑿空，蓋自有所據，而小司馬時已無考也。

    中山嘗築長城，事在趙成侯六年，亦見《趙世家》。古長城之築，多文明之國，以此防野蠻部族之侵擾，故疑中山亦林胡、樓煩之類者，非也。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，李疵告主父曰：“中山之君見好巖穴之士，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，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。”《韓非子·外儲説左上》。案亦見《中山策》。是好文之主也。《説苑·權謀》曰：“中山之俗，以晝爲夜，以夜繼日，男女切踦，固無休息，淫昏康樂，歌謳好悲。”是其憙音沈湎，亦文明之國之流矣，非穹廬之君，?裘之民，所能有也。故以中山爲林胡、樓煩之倫者，非也。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，中山與趙，厥罪惟鈞，而引夷狄以伐中國，則武靈王有罪焉爾矣。

    六〇皇帝説探源

    《莊子·天運》：“子貢（見老聃）曰：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，其係聲名一也，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，如何哉？老聃曰：小子少進。子何以謂不同？對曰：堯授舜，舜授禹，禹用力而湯用兵，文王順紂而不敢逆，武王逆紂而不肯順，故曰不同。老聃曰：小子少進。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：黄帝之治天下，使民心一。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。堯之治天下，使民心親。民有爲其親，殺其殺，而民不非也。舜之治天下，使民心競。民孕婦十月生子，子生五月而能言，不至乎孩而始誰，則人始有夭矣。禹之治天下，使民心變。人有心而兵有順，殺盜非殺，人自爲種而天下耳。是以天下大駭，儒、墨皆起。其作始有倫，而今乎婦女，何言哉？余語女，三皇五帝之治天下，名曰治之，而亂莫甚焉。三皇之知，上悖日月之明，下睽山川之精，中墮四時之施，其知憯於蠣蠆之尾，鮮規之獸，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，而猶自以爲聖人，不可恥乎？其無恥也？子貢蹴蹴然立不安。”《注》曰：“子貢本謂老子獨絶三王，故欲同三王於五帝耳。今又見老子通毁五帝，上及三皇，則失其所以爲談矣。”《釋文》云：“三王，本或作三皇，依《注》作王是也。餘皆作三皇。”案子貢言禹、湯、文、武而上及堯、舜，老子更上溯及於黄帝，皆在三王五帝之中，未嘗及三皇也。《注》意蓋謂老子通毁五帝，則其所取，必在三皇，亦未嘗謂老子曾舉三皇之名也。此節中三皇字，蓋皆當作三王，而爲後人妄改；然陸德明所見本，已如此矣。上文又載師金之言曰：“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，不矜於同而矜於治。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，其猶柤梨橘柚邪？其味相反，而皆可於口。故禮義法度者，應時而變者也。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，彼必齕齧挽裂，盡去而後慊。觀古今之異，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。”此節意與下節同。獨舉周公以爲言，亦其所議者爲三王而非三皇之證。疑此節三皇本亦作三王，而爲妄人所改也。

    《史記·殷本紀》：“伊尹名阿衡。阿衡欲干湯而無由，乃爲有莘氏媵臣，負鼎俎以滋味説湯，致於王道。或曰：伊尹處士，湯使人聘迎之。五反然後肯。往從湯，言素王及九主之事。”後説與《孟子》合，蓋儒家言也。《集解》：劉向别録曰：“九主者：有法君、專君、授君、勞君、等君、寄君、破君、國君、三歲社君，凡九品，圖畫其形。”《索隱》謂“所稱九主，載之《七録》，名稱則奇，不知所憑據耳”。案此蓋釋古法戒之圖象，與《史記》所言九主無涉。《索隱》又引或説云：“九主，謂九皇也。”以儒家言釋儒家言，庶幾近之。《漢書郊祀志》：“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：黄帝以上封禪，皆致怪物，與神通，欲放黄帝，以接神人蓬萊，高世，比德於九皇。”則九皇之説，神仙家亦有之，匪獨儒家；蓋古固有是名也。張晏曰：“三皇之前，有人皇，九首。”韋昭曰：“上古有人皇者九人。”并據讖緯爲説，恐非武帝時所有。人皇九頭，見司馬貞《補三皇本紀》。《注》云：“出《河圖》及《三五曆》，”案所謂天皇地皇者，當出《三五曆》；人皇當出《河圖》；説見《古史紀年》。《管子·輕重戊》：“桓公問於管子曰：輕重安施？管子對曰：自理國。虙戲以來，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。公曰：何謂？管子對曰：虙戲作，造六峜以迎陰陽，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，而天下化之。神農作，樹五穀淇山之陽，九州之民乃知穀食，而天下化之。黄帝作，鑽燧生火以熟葷臊，民食之，無兹??之病，而天下化之。”黄帝蓋燧人之誤。下文又言“黄帝之王，童山竭澤”可知也。《揆度》：“齊桓公問於管子曰：自燧人以來，其大會可得而聞乎？管子對曰：燧人以來，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。”《輕重戊》列舉古帝，而首虙戲、神農、燧人；《揆度》言自燧人以來；則以三皇爲始王天下，燧人又居三皇之首。亦古本有是説，而非儒家之私言也。

    然皇帝二名，雖出先秦之世，究爲後起之説。古者一部族之主謂之君，爲若干部族之共主者謂之王。尊至於王而止矣，不能更有所加也。天下歸往謂之王，此特侈言之，實則各王一域，春秋吴楚并時稱王其證。王與王之間，因彼此關係較疏，其上更無共主，自不能别有名稱。戰國之世，列國皆稱王，關涉較多，强弱漸判，乃謀立一更尊於王之號。於是借天神之名而稱之曰帝，齊、秦并稱東西帝，魏使辛垣衍説趙尊秦爲帝是也。時人之見解如是，於是論古史者，亦於三王之前，更立五帝之號焉。夫尊至侔於天神，亦止矣，不能更有所加矣。然論古史者，猶不以是爲已足也。乃不從尊卑著想，而從先後立義，據始王天下之義，造一皇字，而三皇之名立焉。皇王形異而聲同，可知雖制殊文，實非二語也。太史公論秦始皇，謂其自謂“功過五帝，地廣三王，而羞與之侔”，此非億度之辭，乃屬當時實事。始皇詔丞相、御史曰“其議帝號”，則業以帝者自居，而猶欲更議其號，即所謂羞與之侔也。帝且不嗛，何有於王？丞相等議曰：“昔者五帝，地方千里，其外侯服夷服，諸侯或朝或否，天子不能制。今陛下興義兵，誅殘賊，平定天下，海内爲郡縣，法令由一統，自上古以來未嘗有，五帝所不及。臣等謹與博士議曰：古有天皇，有地皇，有泰皇，泰皇最貴。臣等昧死上尊號，王爲泰皇。”亦以其功過五帝，而别覓一名以尊之也。始皇曰“去泰著皇，採上古帝位號，號曰皇帝”者，一以帝爲戰國以來最尊之號，衆所共喻，著之以適時俗；一亦以皇之與王，文雖殊而義則一，稱皇，自不知文字者聞之，一若名號未更者。故必著帝以異於先古之王，又必著王以異於戰國以來之所謂帝也。尊莊襄王曰太上皇，不曰太上皇帝者，以其不君天下。然則帝者諦也，取其審諦以治天下，猶上帝之居高而臨下土耳。張晏曰：“五帝自以德不及三皇，故自去其皇號。三王又以德不及五帝，自損稱王。秦自以德襃二行，故兼稱之。”《漢書·百官公卿表注》引。一若皇帝二名，古固有之者，真億説也。

    原刊《古史辨》第七册，一九四一年六月出版

    六一管子論王霸

    《管子·霸言》曰：“强國衆，合强以攻弱以圖霸；强國少，合小以攻大以圖王。强國衆而言王勢者，愚人之智也；强國少而施霸道者，敗事之謀也。”又曰：“强國衆，先舉者危，後舉者利；强國少，先舉者王，後舉者亡。戰國衆，後舉可以霸；戰國少，先舉可以王。”此殷周之所以成王業，而齊桓、晉文止於稱霸也。蓋强國少，則服一强而號令已施於天下。强國多，不可勝誅；戰雖勝，猶慮有畜全力以乘吾後者；則不得不善藏其鋒。强國少，衆小國皆可脅而服焉。强國多，地醜德齊，齊盟且思狎主，況欲南面而朝之乎？晉不能於齊，楚不能於秦，晉、楚之力，豈讓殷周，終不能代周而興者，世異而所直之敵不同也。然此爲春秋以前言之也。戰國之世，衆小國稍盡，大國壤地相接，惟以吞噬爲事，秦始皇卒并六國爲一，又非作《管子》書者所逆睹矣。

    六二中國未經游牧之世

    言社會演進者，多謂人之求口實，必自漁獵進於游牧，自游牧更進於農耕。其實不然。自漁獵徑進於農耕者，蓋不少矣，中國即其一也。

    謂中國曾經游牧之世者，多以伏羲氏爲牧民之君長，此爲劉歆、鄭玄、皇甫謐所誤也。《易·繫辭傳》云：“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；觀鳥獸之文，與地之宜；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；於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類萬物之情。作結繩而爲網罟，以佃以漁，蓋取諸離。”《經典釋文》云：“包，本又作庖。鄭云取也。孟、京作伏。犧，鄭云：鳥獸全具曰犧。孟、京作戲，云伏服也，戲化也。”案《白虎通義·號篇》云：“下伏而化之，故謂之伏羲也。”《風俗通義》引《含文嘉》云：“伏者，别也，變也。戲者，獻也，法也。伏戲始别八卦，以變化天下，天下法則，咸伏貢獻，故曰伏戲也。”蓋今文舊説，孟、京所用。《漢書·律曆志》曰：“作網罟以田漁取犧牲，故天下號曰炮犧氏。”蓋鄭説所本。《易》但言田漁，歆妄益取犧牲三字，實非也。《禮記·月令正義》引《帝王世紀》曰：“取犧牲以共庖廚，食天下，故號曰庖犧氏。”則又以庖字之義，附會庖廚，失之彌遠矣。《太平御覽》引《詩緯含神霧》曰：“大跡出雷澤，華胥履之生伏羲。”《易·繫辭傳疏》引《帝王世紀》曰：“有大人跡，出於雷澤，華胥履之，而生包犧。”《淮南子·地形》曰：“雷澤有神，龍身人頭，鼓其腹而熙。”《山海經·海内東經》曰：“雷澤中有雷神，龍身而人頭，鼓其腹。《史記·五帝本紀正義》引作“鼓其腹則雷”。在吴西。”此吴即虞字，可見雷澤即舜所漁也。《魯靈光殿賦》曰：“伏羲鱗身，女媧蛇軀。”李善《注》引《列子》曰：“伏羲、女媧，蛇身而人面。”又引《玄中記》曰：“伏羲龍身，女媧蛇軀。”古者工用高曾之規矩，殿壁畫像，亦必有所受之，則古神話以伏羲在沼澤之區不疑也。《管子·輕重戊》曰：“伏羲作九九之數，以合天道。”八卦益以中宫，是爲九宫。明堂九室，取象於是。明堂之制，四面環水，蓋湖居之遺制。伏羲之社會，從可推想矣。伏羲所重，蓋在於漁，故《易》稱其作結繩而爲網罟。網以取魚，罟則并舉以浹句耳。尸子云：“燧人之世，天下多水，故教民以漁；宓犧氏之世，天下多獸，故教民以獵。”似不甚合，然亦不云其曾事牧也。作結繩爲網罟，疑即一事。説者以結繩爲未有文字時記事之法亦非。又有以黄帝爲游牧之世之君長者，以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有“教熊、羆、貔貅、貙、虎”之語也。此亦本非畜牧之事。然其上文不言其“治五氣藝五種”乎？又以其言黄帝“遷徙往來無常處，以師兵爲營衛”也，然其上文不又言其“邑於涿鹿之阿”乎？古人隨意衍説，其辭多不審諦，要在參稽互證，博觀約取，安可據彼單辭，視爲定論也？

    中國與游牧民族遇，蓋起戰國之世。春秋時侵齊、魯又侵鄭者有山戎，亦曰北戎；侵晉者有赤、白狄；皆在今河南、北及山東境。其在今陝、甘境者，則《史記》所謂“自隴以西，有綿諸、緄戎、翟豲之戎；岐、梁山、涇、漆之北，有義渠、大荔、烏氏、朐衍之戎”者也。《史記》將此等盡入之《匈奴傳》中，後人遂皆視爲匈奴之倫，此實大誤。匈奴乃騎寇，此則所謂山戎。山戎猶後世言山胡、山越，乃諸部之通稱，非一族之專號。山戎之與我遇也，皆彼徒我車，與後世西南諸族，則頗相似矣，於匈奴乎何與？騎寇之名，昉見《管子·小匡篇》，此篇雖述管子事，實戰國時人作也。篇中言桓公破屠何。孫詒讓《墨子間詁》謂即《周書·王會》之不屠何。《非攻》云：且不一著何亡於燕、代、胡、貉之間。且當作祖，不一著何，則不屠何之衍誤，後爲遼西之徒河縣。其説似之。綿亘燕、代、胡、貉之間，蓋當時一大族矣。自此以西爲林胡、樓煩，後爲趙所懾服。又其表則爲匈奴，趙徒攘斥之，而未能懾服之，至秦、漢世，遂收率游牧之族，大爲北邊之患焉。《史記》云：“燕有賢將秦開，爲質於胡，胡甚信之。歸而襲破走東胡。東胡卻千餘里。燕築長城，自造陽至襄平，置上谷、漁陽、右北平、遼西、遼東郡以拒胡。”五郡之表，不得皆爲東胡。東胡，漢初居匈奴東，冒頓襲破之。其後匈奴單于庭直代、雲中，左方王將居東方，直上谷。上谷似即東胡舊地也。此等皆戰國時北方騎寇。古所謂大行之脈，起今河南、北、山西三省之交，東北行，蔽河北省之北垂，至於海，蓋皆山戎之所居，爲中國與北方游牧民之介，山戎之居，地險不易入，其民貧，亦無可略。斯時游牧之族，部落尚小，亦無力逾山而南。中國之文明，實在此和平安静之區，涵育壯大也。

    或曰：子言騎寇雖見管子書，實説戰國時事，似矣。然孔子稱管仲之功曰：“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”何也？《論語·憲問》。曰：安見《論語》中遂無戰國時人語邪？不特此也。中庸：“子路問强。子曰：南方之强與？北方之强與？抑而强與？”“衽金革，死而不厭，北方之强也，而强者居之。”所説亦戰國後情形也。又曰：“今天下，車同軌，書同文，行同倫。”則彌可見爲秦始皇一統後語矣。《國語·齊語》謂齊桓公築五鹿、中牟、蓋與、牡丘，以衛諸夏之地，所拒者亦不過山戎、衆翟而已。韋《注》説。《左氏》謂齊侯伐山戎，以其病燕，所病者南燕，非北燕也。别有考。

    亞里士多德謂人之謀生，不外畜牧、耕稼、劫掠、捕魚、田獵五者。見所著《政治論》第一編第八章。吴頌皋、吴旭初譯本。劫掠之技，起自田獵之世，蓋以施諸物者移而施諸人也。然田獵之世，口實實少，不能合大羣，故其侵略之力不强，至游牧之世，則異是矣。中國自秦、漢以後，屢爲異族所苦，實以居其朔垂者爲游牧之民故也。然中國可謂善禦游牧民者矣。夫西洋之有希臘、羅馬，猶東洋之有中國也。今西方之希臘、羅馬安在哉？其在東方，則中國猶是中國人之中國也。此文明之扞城也。豈易也哉？或曰：中國當皇古之世，亦嘗有牧人征服漁人之事。觀古代牛、羊、犬、豕爲貴者之食，魚鱉爲賤者之食可知。此説蓋是？但其爲時甚早，其事跡，書傳已無可考矣。

    原刊《華東師範大學學報》一九五八年第一期，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五日出版

    六三農業始於女子

    今社會學家言：農業始於女子。求諸吾國古籍，亦有可徵者焉。《周官·天官》内宰：“上春，詔王后帥六宫之人，而生穜稜之種。”《注》：“古者使后宫藏種。”是藏種職之女子也。《穀梁》桓公十四年：“曰：甸粟而内之三宫，三宫米而藏之御廪。”文公十三年：“宗廟之禮，君親割，夫人親舂。”《國語·楚語》曰：“天子禘郊之事，必自射其牲，王后必自舂其粢。諸侯宗廟之事，必自射牛，刲羊，擊豕，夫人必自舂其盛。”《周官·地官》：舂人有女舂抌。藳人有女藳。《秋官》司厲：“其奴，男子入於罪隸，女子入於舂藳。”是粟米之成，又由於女子也。《天官》九嬪：“凡祭祀，贊玉齍。《注》：“玉敦，受黍稷器。”贊后薦徹豆籩。”世婦：“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。帥女官而濯摡，爲齍盛。及祭之日，涖陳女宫之具。凡内羞之物。”《春官》内宗：“掌宗廟之祭祀，薦加豆籩。及以樂徹，則佐傳豆籩。賓客之饗食亦如之。”大宗伯：“凡大祭祀，王后不與，則攝。薦豆籩，徹。”《禮記·郊特牲》曰：“鼎俎奇而籩豆偶，陰陽之義也。”《禮·有司徹》曰：“宰夫羞房中之羞於尸侑主人主婦，皆右之。司士羞庶羞於尸侑主人主婦，皆左之。”《注》曰：“房中之羞，其籩則糗餌粉糍，其豆則酏食糝食。庶羞，羊臐豕膮，皆有胾醢。房中之羞，内羞也。内羞在右，陰也。庶羞在左，陽也。”《聘禮》：“醯醢百瓮，夾碑十以爲列，醯在東。”《注》：“醯谷，陽也。醢肉，陰也。”《疏》：“醯是釀穀爲之，酒之類，在人消散，故云陽。醢是釀肉爲之，在人沉重，故云陰也。大宗伯云：天産作陰德，地産作陽德。《注》云：天産六牲之屬，地産九穀之屬，以六牲之陽，九穀爲陰，與此醯是穀物爲陽違者，物各有所對。六牲動物，行蟲也，故九穀爲陰。《郊特牲》云：鼎俎奇而籩豆偶，陰陽之義也，又以籩豆醯醢等爲陰，鼎俎肉物揔爲陽者，亦各有所對。以鼎俎之實，以骨爲主，故爲陽；籩豆穀物，故爲陰也。《有司徹注》，又以庶羞爲陽，内羞爲陰者，亦羞中自相對。内羞雖有糝食是肉物，其中有糗餌粉糍食物，故爲陰，庶羞肉物，故爲陽也。”案醯爲陽，肉爲陰，即“凡飲養陽氣，凡食養陰氣”之義。《疏》以消散沉重爲説，是也。是古之祭饗，男子所共皆肉食，女子所共皆穀食疏食也。《祭統》曰：“祭也者，必夫婦親之，所以備外内之官也。官備則具備。水草之菹，陸産之醢，小物備矣。三牲之俎，八簋之實，美物備矣。昆蟲之異，草木之實，陰陽之物備矣。凡天之所生，地之所長，苟可薦者，莫不咸在，示盡物也。”蓋古者男女分業，非夫婦親之，則不能備物，此其所以“既内自盡，又外求助”也。《左氏》隱公三年曰：“苟有明信，澗溪沼沚之毛，蘋蘩蕰藻之菜，筐筥錡釜之器，潢汙行潦之水，可薦於鬼神，可羞於王公。《風》有《采蘩》、《采蘋》，《雅》有《行葦》、《泂酌》，昭忠信也。”《關雎》之詩曰：“參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”毛《傳》曰：“后妃有關雎之德，乃能共荇菜，備庶物，以事宗廟。”《采蘩傳》曰：“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。神響德與信，不求備焉，沼沚溪澗之草，猶可以薦。王后則荇菜也。”蘋蘩蕰藻，乃水處之民所食，而亦其所以祭也。《禮記·昏義》曰：“古者婦人先嫁三月，祖廟未毁，教於公宫，祖廟既毁，教於宗室。教成祭之，牲用魚，芼之以蘋藻。”《公羊》哀公六年：“陳乞曰：常之母有魚菽之祭。”是古獵爲男子之業，耕漁皆女子之事也。獵以習戰鬥，則禮尚焉；耕漁較和平，則賤之而人君弗親；見《左氏》隱公五年臧哀伯諫觀魚。蓋人之好殺伐久矣。

    《曲禮下》曰：“凡摯：天子鬯，諸侯圭，卿羔，大夫雁，士雉。庶人之摯匹。《注》：“説者以匹爲騖。”婦人之摯，椇、榛、脯、脩、棗、栗。”《公羊》莊公二十四年：“大夫宗婦覿用幣。用者，不宜用也。然則曷用？棗栗云乎，腶脩云乎。”《左氏》亦載御孫之言曰：“男贄，大者玉帛，小者禽鳥，以章物也。女贄，不過棗栗脯脩，以告虔也。”夫“居山以魚鱉爲禮，居澤以鹿豕爲禮，君子謂之不知禮”，《禮記·禮運》。則贄必各用其所有。而男贄以禽鳥，女贄以椇榛棗栗，可見其一事獵，一事農矣。女贄亦以腶脩者，腶脩女子所制，非其從事於田牧也。又古者五母雞，二母彘，爲田家之畜；又家從豭省聲。鄉飲酒之禮用犬；而昏禮，舅姑入室，婦以特豚饋；知田家孳畜，亦女子所有事，而男子主行獵，故與犬特親也。夫獵物者莫猛於犬；而人類殺伐之技，亦無不自弋獵禽獸來。當草昧之世，人與犬實相親也。曾幾何時，而人以屠狗爲業矣。而人與人且相戕相賊矣。“兵猶火也，弗戢將自焚也”，豈徒施於人者爲然哉？横渠曰：“民吾同包，物吾與也。”世豈有殺朋友以食弟昆，而可稱爲仁人者乎？抑豈有不反戕其弟昆者乎？大雄氏之戒殺，有旨哉！

    六四古代商業情形

    商業之始，其起於各部落之間乎？孟子之詰彭更曰：“子不通工易事，以羨補不足，則農有餘粟，女有餘布。”其詰陳相曰“一人之身，而百工之所爲備，如必自爲而後用之，是率天下而路也。”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。此爲商業之所由起。然古代部落，率皆共産，力之出不爲己，貨之藏不於己。取公有之物而用之，以己所有之物資人，皆無所謂交易也。惟共産限於部落之内，與他部落固不然，有求於他，勢不能無以爲易，而交易之事起矣。往來日數，交易日多，則敦樸日漓，嗜欲日啓，而私産之習漸萌。私産行，則人與人之相資，亦必有以爲易，此則商業之所由廣也。

    老子曰：“郅治之極，鄰國相望，雞犬之聲相聞，民各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俗，樂其業，至老死不相往來。”《鹽鐵論》曰：“古者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陶冶工商，四民之求，足以相更，故農民不離畎畝而足乎田器，工人不斬伐而足乎陶冶，不耕而足乎粟米。”《水旱》。《管子》曰：“市不成肆，家用足也。”《權修》。可見古者一部落之中，及此部落與他部之間，交易皆極少，然生事愈進，則分工愈密。分工愈密，則彼此之相資益深，而交易遂不期其盛而自盛，故《管子》又謂“聚者有市，無市則民乏”矣。《乘馬》。《管子·乘馬》曰：“方六里命之曰暴。五暴命之曰部。五部命之曰聚。”

    陳相曰：“從許子之道，則市賈不二，國中無僞，雖使五尺之童適市，莫之或欺。布帛長短同，則賈相若。麻縷絲絮輕重同，則賈相若。五穀多寡同，則賈相若。屨大小同，則賈相若。”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。不論精麤但論多少。戰國時人，斷無從發此奇想。蓋古自有此俗，而農家稱頌之。許行治農家言，因亦從而主張之也。交易之初，情狀奚若，據此可以想見矣。

    《易·繫辭傳》謂“日中爲市”，“交易而退”，此蓋擇定時定地爲之，今之所謂作集也，斯時交易，蓋盛於農隙之時，《酒誥》曰：“妹土嗣爾股肱純，其藝黍稷，奔走事厥考厥長，肇牽車牛，遠服賈。”僞《孔傳》曰：“農功既畢，始牽車牛，載其所有，求易所無”，故《郊特牲》謂“四方年不順成，八蜡不通”，“順成之方，其蜡乃通”也。稍進，乃有常設之市，在於野田墟落之間，《公羊》何《注》所謂“因井田而爲市”，宣十五年。《陔餘叢考·市井》曰：“市井二字，習爲常談莫知所出。《孟子》在國曰市井之臣，注疏亦未見分析。《風俗通》曰：市亦謂之市井，言人至市有粥賣者。必先於井上洗濯香潔，然後入市也。顔師古曰：市，交易之處；井，共汲之所，總言之也。按《後漢書·循吏傳》：白首不入市井。《注》引《春秋》井田記云，因井爲市，交易而退，故稱市井。此説較爲有據。”愚謂此説與《公羊》何《注》蓋係一説。市之設，所以便農民，而設市之處，則因衆所共汲之井，顔説亦此意也。管子所謂“聚而有市”者也。孟子曰：“有賤丈夫焉，必求龍斷而登之，以左右望而罔市利”，《公孫丑下》。《注》：“龍斷堁斷而高者也。”明其貿易行之野田墟落之間，所居高則易望見人，人亦易望見之，故一市之利爲所罔矣。更進，乃有設肆於國中者。《管子》曰：“百乘之國，中而立市，東西南北，度五十里。一日定慮，二日定載，三日出竟，五日而反，百乘之制輕重，毋過五日。百乘爲耕，田萬頃爲户，萬户爲開，口十萬人，爲分者萬人，爲輕車百乘，爲馬四百匹。千乘之國，中而立市，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，二日定慮，三日定載，五日出竟，十日而反，千乘之制，輕重毋過一旬，千乘爲耕，田十萬頃爲户，十萬户爲開，口百萬人，爲當分者十萬人，爲輕車千乘，爲馬四千匹。萬乘之國，中而立市，東西南北度五百里。三日定慮，五日定載，十日出竟，二十日而反。萬乘之制，輕重毋過二旬，萬乘爲耕，田百萬頃爲户，百萬户爲開，口千萬人，爲當分者百萬人，爲輕車萬乘，爲馬四萬匹。”《揆度》。此雖辜較之言，然其所規畫，欲以一國之人，則審矣。古者建都，必中四境之内，曰中國，而立市即在國都之中，《考工記》所謂“匠人營國，面朝後市”者，此物也。故孟子曰：“在國曰市井之臣”也。《萬章下》。市井二字，初蓋指野田墟落間之市。後乃以爲市之通稱。

    古代之商，非若後世之易爲也。古代生計，率由自給，生事所須，不資異國，其有求於異國者，必其遭遇災禍，以致空無，庚財不聞，乞粜莫與，交易所得，資以續命，匪徒曰不得不可以爲悦而已，而其時之貿易，不如今日之流通。我所求者，何方有之，何方較賤，所持以爲易者，何方有之，何方較貴，非若今日安坐可知，憶度可得，皆有待於定慮之豫，決機之果者也。故白圭曰：“吾治生産，猶伊尹、吕尚之謀，孫吴用兵，商鞅行法”是也。“是故智不足與權變，勇不足以決斷，仁不足以取予，强不能有所守，雖欲學吾術，終不告之矣。”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。然則豪商駔賈其有才智，不始晚近，自古昔則然矣。故曰：“商之爲言章”也《白虎通》、《漢書·食貨志》“大司農中丞耿壽昌，以善爲算，能商功利，得幸於上”。師古曰“商，度也。”鄭商人弦高，能矯命以卻秦師，《左傳》僖公三十三年。其賈於楚者，又密慮欲出荀瑩，《左傳》成公三年。其明徵矣。子産之告韓宣子曰：“昔我先君桓公，與商人皆出自周，庸次比耦，以艾殺此地，斬之蓬蒿藜藿，而共處之。世有盟誓，以相信也。曰：爾無我叛，我無强賈，毋或匄奪，爾有利市寶賄，我弗與知。”《左傳》昭公十六年。所以重商如此。其甚者以肇造之國，貨財或有闕乏，必恃商人致之也。衛國破壞，文公通商，卒致殷賑，亦同此理。《左傳》閔公二年。

    曷言古者生事所須，不資異國也？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曰：“百里不販樵，千里不販粜。”又曰：“夫神農以前，吾不知己。至若《詩》《書》所述，虞夏以來，耳目欲極聲色之好，口欲窮刍豢之味，身安逸樂，而心夸矜執能之榮使。俗之漸民久矣，雖户説以眇論，終不能化。”“夫山西饒材、竹、穀、纑、旄、玉、石；山東多魚、鹽、漆、絲、聲色，江南出枬、梓、薑、桂、金、錫、連、丹沙、犀、瑇瑁、珠璣、齒革；龍門、碣石北，多馬、牛、羊、旃裘、筋角；銅、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，此其大較也。皆中國人民所喜好，謡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。”此亦其所喜好而已，謂必待以奉生送死，非情也。《周書》曰：“商不出則三寶絶。”三言其多，曰寶則亦非生活所必資矣。聲子之説子木也，曰：“晉卿不如楚，其大夫則賢，皆卿材也。如杞、梓、皮革，自楚往也。雖楚有材，晉實用之。”《左傳》襄公五年。杞、梓、皮革，固非宫室器用所必資，亦其所喜好而已。當時商人所販粥者如此，故多與王公貴人爲緣，故子貢“廢作鬻財，”“結駟連騎，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，所至，國君莫不分庭，與之抗禮。”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。晁錯論漢之商人，猶謂其“交通王侯，力過吏勢”，《漢書·食貨志》。夫固有以中其所欲，非獨以其富厚也。然生事日進，分工愈密，交易愈盛，則其所恃以牟利者，不必皆王公貴人，而顧在於平民。其術一時穀物之輕重而廢居焉，一備百物以待取求。《管子》曰：“歲有四秋，農事作爲春之秋。絲纊作爲夏之秋，五穀會爲秋之秋。紡績緝縷作爲冬之秋。見《管子·輕重乙》。物之輕重，相什而相伯。”又曰：“君朝令而求夕具，有者出其財，無有者賣其衣屨”是也。《輕重甲》。故曰：“君躬犁墾田，耕發草土，得其穀矣。民人之食，有人若干步畝之數，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，穀有所藏也。君鑄錢立幣，民通移，人有百十之數，然而民有賣子者，何也？財有所并也。”《輕重甲》。管子所欲摧抑者，正此等人。故曰：“歲有凶禳，故穀有貴賤。令有緩急，故物有輕重。然而人君不能治，故使蓄賈游市，乘民之不給，百倍其本。分地若一，强者能守；分財若一，智其能收。智者有什倍人之功。愚者有不賡本之事。然而人君不能調，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。夫民富則不可以禄使也，貧則不可以罰威也。法令之不行，萬民之不治，貧富之不齊也。”故曰：“使萬室之都，必有萬鍾之藏，藏襁千萬。使千室之都，必有千鍾之藏，藏襁百萬。春以奉耕，夏以奉耘，耒耜器械，種饢糧食，畢取贍於君。故大賈蓄家，不得豪奪吾民矣。”《國蓄》。漢代之抑商，蓋由此也。

    計然曰：“夫粜，二十病農，九十病末。末病則財不出，農病則草不闢矣。上不過八十，下不過三十，則農末俱利。”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。然則斯時粜價，輕重相去，蓋四而又半之焉。而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，農民之生穀，石以三十錢計，然則農夫所得，最下之價耳，上此則利皆入於商人矣。此農家則流，所以欲重農而抑商耶，亦勢有所激也。古農家言，非徒道耕稼之事。許行爲神農之言，而譏切時政，其明徵矣。《管子》書最雜，昔人隸之道家或法家，實可入雜家。《輕重》諸篇亦皆農家言也。

    上所言乃古代之豪商駔儈，其尋常者初不能然，古者行曰商，處曰賈。商須周知四方物産登耗，又周行異國，多歷情僞，其才智自高。賈即不能然，然猶有廛市以處。至求壟斷之賤丈夫，則又其下焉者矣。《周官》有販夫販婦，蓋亦此曹也。又廛人掌斂總布，杜子春云：“總當爲儳，謂無市立持者之税也。”鄭玄不從，而注肆長叙其總布取之，又《詩有瞽箋》：“簫，編小竹管，如今賣餳者所吹也。”《疏》：“《史記》稱伍子胥鼓腹吹簫，乞食吴市，亦爲自表異也。”此即《説文》所謂“衒，行且賣”也。此并壟斷而不能得，又下之者矣。

    原刊《光華大學經濟雜志》創刊號，一九三○年一月出版

    六五讀馬爾薩斯人口論

    《論語》：孔子曰：“丘也，聞有國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”曰“丘聞”，則是古語，而孔子引之也。歐洲自希臘時，已有憂人庶而地不足以容之者。馬爾薩斯之人口論，成於近世，實原於古昔也。中國自古無以此爲慮者。中國人好言井田。行井田，田不給授，尤爲巨患，而言治者訖亦慮不及此，何哉？曰：患必迫於目前，而後人以爲憂。中國井田之制，蓋行於古代，其時方患土滿。至後世，人滿之患，或見於一隅，然所謂計口授田者，徒有其名而已，人滿之患，不易徵實；且合全國而言之，固未嘗無調劑之方，患不切，故慮有所不及也。曷言乎古以土滿爲患也？且井田之制，至春秋戰國時，固已不可問矣。然其時患土滿者，猶比比也。《韓非子》曰：“今人有五子不爲多。子有五子，大父未死，而有二十五孫。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，事力勞而供養薄。”徧檢書傳，以人滿爲患者，惟此而已。外此則皆以土滿爲患者也，則以韓地“險惡山居”故也。古之用兵，不守關隘；《春秋大事表》有此論。越國鄙遠，習爲恒事，《癸巳類稿·越國鄙遠義》。皆土曠人希之證。邲之戰，在鄭之郊，而樂伯致師，麋興於前；趙旃見逐，棄車走林。《孟子》曰：“牛山之木嘗美矣。以其郊於大國也，斧斤伐之。”知列國都邑，多在山林之間也。且韓子所謂事力勞而供養薄者，渠必由於民之庶哉？“齊桓公之平陵，見年老而自養者。問其故。對曰：吾有子九人。家貧無以妻之。吾使傭而未反也。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。”《説苑·貴德》。知古之患貧者，在人少，無以力作，不在人多，無以爲食。韓子所謂大父未死，而有二十五孫者，使有制民之産之君，授之以田宅，皆給足之民也。故《墨子·非攻》，極言土地所有餘，人民所不足，以攻戰爲不利也。夫人事不善，皆可救正。人庶而地不足以容，則限於天而無如何。實人患之最深者也。古之人慮不及此，不亦淺乎？曰今有人焉，五色以盲其目，五音以聾其耳，五味以爽其口，馳騁田獵以狂其心；而憂百齡之後目不明，耳不聰，口不知味，心不睿聖也，可謂知乎？由今之道，無變今之俗，日争奪相殺之不暇，安能至於人庶而地不足以容？

    原刊《光華大學半月刊》第四卷第四期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

    六六管子輕重一

    世皆以《管子·輕重》，徒爲富國之謀，甚者以爲損下益上之計，其實非也。《輕重》諸篇，皆言平均之道。蓋古者財利之分賦，其權本操之人君；其後王公大人，日以淫侈，寖至不能舉其職，而駔儈之勢日張；人君既不克裁制，而淫侈愈甚，患貧亦愈甚，轉致寬假於駔儈，而益虐取於下民，民生遂蹙焉不可終日。《輕重》諸篇，亦相時勢之所宜，欲使分財布利之權，復歸於上，以拯救煢獨，裁抑富人耳。故曰：“天以時爲權，地以財爲權，人以力爲權，君以令爲權。”《山權數》。《揆度》：“五穀者，民之司命也；刀幣者，溝瀆也；號令者，徐疾也。”此與《禮記》“天生時而地生財，人其父生而師教之，四者君以正用之”之言合。正同政。《禮運》。今之言生計者，以租庸贏爲利之本，古之言生計者，以時財力爲利之本，其説亦頗相類。而古必兼政令言之，則不徒致謹於其生，亦且致謹於其分。使歐人而知此義，則不致舉國之利，皆入於駔儈，而重煩言羣學者之勞心焦思矣。

    《國蓄》曰：“人君挾其食，守其用，據有餘而制不足。”《揆度》曰：“民重則君輕，民輕則君重，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。”又曰：“富能奪，貧能予，乃可以爲天下。”又述《神農》之教曰：“無食者予之陳，無種者貸之新，故無什倍之賈，無倍稱之民。”《輕重甲》曰：“今欲調高下，分并財，散積聚。不然，則世且兼并而無止，蓄餘藏羨而不息，貧賤鰥寡獨老，不與得焉。”其意在均平，躍然可見。《輕重乙》曰：“奪然後予。”蓋天下之財，必賴天下之力生之；若待人君耕而食之，織而衣之，則惟日不足矣。然則當財利分賦，既已不均之後，而欲有所予者，其勢固不能不先有所奪。故如《輕重》諸篇之言，非武健嚴酷也，更非損下以益上也，乃謀財有餘以滿不足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地中有山謙，君子以裒多益寡，稱物平施。”輕重之家有焉。

    當時所謂兼并者，蓋以商賈之人爲多；積聚則卿大夫之家爲多。《國蓄》曰：“君引錣量用，耕田發草，上得其數矣；民人所食，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，計本量委則足矣；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？穀有所藏也。人君鑄錢立幣，民庶之通施也，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；然而人事不及，用不足者何也？利有所并藏也。”藏字疑衍。《輕重甲》：“今君躬犂墾田，耕發草土，得其穀矣。民人之食，有人若干步畝之數，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，何也？穀有所藏也。今君鑄錢立幣，民通移，人有百十之數，然而民有賣子者，何也？財有所并也。”即言兼并積聚之害也。

    《山權數》言“丁氏之家粟，可食三軍之師”，而《輕重丁》言“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，腐朽五穀而不散”，此并兼積聚之在於封君者也。并其財而不出，蓋謂積幣而不散。“財幣欲其行如流水”，積而不散，本無利可圖，然能使民間錢幣之數減少，亦有害也。治之之策：一以寶爲質而假其邑粟，《山權數》所言是也；一則滅其位，杜其門，迫之使不得不散，《輕重丁》所言是也。《輕重甲》曰：“君請縞素而就士室，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跱蓄之家曰：城脆致衝，無委致圍，天下有慮，齊獨不與其謀。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，請以平賈取之子。與之定其券契之齒，釜鏂之數，不得爲侈弇焉。困窮之民，聞而糴之，釜鏂無止，遠通不推，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。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，牧貧病，視獨老。窮而無子者，靡得相鬻而養之，勿使赴於溝澮之中。若此，則士争前戰爲顔行，不偷而爲用。輿死扶傷，死者過半。”此則官立法，强積聚之家以平賈糶其粟也。

    封君之積聚，亦徒爲積聚耳，商賈則操奇計贏，資本隨周轉而增殖，其剥民尤甚。《國蓄》曰：“歲有凶穰，故穀有貴賤；令有緩急，故物有輕重。”《七臣七主》曰：“政有緩急，故物有輕重；歲有敗凶，故民有義當作羨。不足；時有春秋，故穀有貴賤。”此物賈升降之原也，而其利皆入於商賈。《輕重乙》曰：“歲有四秋。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。”《山國軌》曰：“泰春，泰夏，泰秋，泰冬，此物之高下之時也；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。”《揆度》曰：“今天下起兵加我，民棄其耒耜，出持戈於外，然則國不得耕，此非天凶也，此人凶也。君朝令而夕求具，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讎，厭而去，賈人受而廩之；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。師罷，民反其事，萬物反其重，賈人出其財物，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。若此，則幣重三分，財物之輕重三分，賈人市於三分之間，國之財物盡在賈人，而君無筴焉。民更相制，君無有事焉。”所言即其事也，三分，謂君民與賈人也。《輕重甲》曰：“今君之籍取以正，同政。萬物之賈，輕去其分，皆入於商賈，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。”其權力之大可想。《輕重丁》曰：“桓公曰：四郊之民貧，商賈之民富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，以益四郊之民，爲之奈何？”可見商人之兼并農人，由來舊矣。

    《國蓄》曰：“利出於一孔者，其國無敵；出二孔者，其兵不詘；出三孔者，不可以舉兵；出四孔者，其國必亡。先王知其然，故塞民之養，隘其利途。故予之在君，奪之在君；貧之在君，富之在君。”此等議論，皆後人所目爲武健嚴酷，而訾其損下益上者也。殊不知當時事勢，人民之利害，實與國君合，而與豪暴背馳。封建之所以卒廢，商賈所以世爲人之所賤者以此。先秦諸子，固無欲芻狗其民，以媚説其君者也。

    《輕重丁》言：“城陽大夫，嬖寵被絺紘，鵝鶩含餘秣；齊鐘鼓之聲，吹笙箎，同姓不入，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，飢而不得食。及滅其位，杜其門而不出，則功臣之家，皆争發其積藏，出其資財，以予其遠近兄弟；以爲未足，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，皆與得焉。故桓公推仁立義，功臣之家，兄弟相戚，骨肉相親，國無飢民。此之謂繆數。”蓋老有所終，幼有所長，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；大同之世，本有此制，小康之世，猶沿襲焉。至於亂世，君卿大夫日以淫侈，然後其遺規寖以廢墜也。此亦民失其養之一大端。效晏子惠流三黨，見稱百世；即陳氏厚施，民亦未嘗不蒙其利也。

    六七管子輕重二

    凡理天下之財者，必能通天下之有無。有無之差，一以時，一以地，商人之獲利，即由此也。《輕重乙》：“桓公問於管子曰：衡有數乎？管子對曰：衡無數也。衡者，使物一高一下，不得常固。桓公曰：然則衡數不可調邪？管子對曰：不可調。調則澄，澄則常，常則高下不貳，高下不貳，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。”此言物賈之變動，乃事勢之自然也。又曰：“歲有四秋。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。”此物賈之異以其時者也。又曰：“昔狄諸侯，畝鍾之國也，故粟十鍾而錙金；程諸侯，山諸侯之國也，故粟五釜而輜金。”此物賈之異以其地者也，善爲天下者，必合異時異地而劑其平。使豐饒者不至有餘，空無者不至不足；樂歲不至狼戾，而凶年不至流離也，然則物不可調而可調也。此則以人事彌天行之闕，而民養生送死無憾矣。

    《王制》曰：“三年耕，必有一年之食；九年耕，必有三年之食。以三十年之通，雖有凶旱水溢，民無菜色，然後天子食，日舉以樂。”此即所謂合異時而劑其平者也。輕重之家，亦知此義。《管子·國蓄》曰：“歲適美，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；歲適凶，則市糴釜十繦而道有餓民。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？夫往歲之糶賤，狗彘食人食，故來歲之民不足也。”可謂言之深切著明矣。交易未興之世，無由合異地以相劑，惟有自營積貯，以備緩急，故有耕九餘三之制。交易既興，則不然矣。故《管子》又曰：“物適賤，則半力而無予，力當作?，十一也。民事不償其本；物適貴，則什倍而不可得，民失其用。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？夫民利之時失，而物利之不平也。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，操事於民之所有餘。夫民有餘則輕之，故人君斂之以輕；民不足則重之，故人君散之以重。斂積之以輕，散行之以重，故君必有什倍之利，而財之櫎可得而平也。”蓋交易既興，則積貯之制雖廢，而商人之買賤賣貴，已不翅爲酌盈劑虚之謀。特其挹彼注兹，乃爲牟利起見，故凡民之受其害者，無以異於天災，或且加烈焉。言輕重者，知通工易事之既興，必不能返諸自爲而後用之之世也，則與其遏其貿易，迫其積貯，《郊特牲》曰：“四方年不順成，八蠟不通，以謹民財也。順成之方，其蠟乃通，以移民也。”蓋古者農家交易，多以穀粟。用有餘，食將不足，故年不順成，則禁其通商也。移，鄭讀爲羨，實即《管子》通移之移，不改字，義亦可通。毋寧即其貿易之間，爲之酌盈劑虚，損有餘以補不足焉，是則輕重家之旨也。故輕重者，交易既興後之積貯；積貯者，交易未興時之輕重。其爲法雖異，而其用意則同，皆所以馭天行之無常，而使之有常者也。

    《山權數》曰：“王者歲守十分之參，三年與少半成歲。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。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，而農夫敬事力作。故天毁埊凶旱水泆，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。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。”《揆度》曰：“一歲耕五歲食，粟賈五倍。一歲耕六歲食，粟賈六倍。二年耕而十一年食。”《事語》曰：“歲藏一，十年而十也。歲藏二，五年而十也。穀十而守五，綈素滿之，五在上。故視歲而藏，縣時積歲，國有十年之蓄。富勝貧，勇勝怯，智勝愚，微勝不微，有義勝無義，練士勝敺衆，凡十勝者盡有之。故發如風雨，動如雷霆，獨出獨入，莫之能禁止，不待權輿。”皆合異時而劑其豐歉，與耕九餘三之意同。

    欲調劑各地之盈虚者，必先明於一地之盈虚。《山國軌》、《山至數》之所言，則其事也，《山國軌》欲考各縣各鄉之田若干，餘食若干，女工若干，餘衣若干，山田間田不足者若干。有餘者置公幣以糴其餘，不足者置公幣以滿其准。《山至數》言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，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，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。又言幣乘馬之法：以方六里爲一區，而計其田之美惡。穀之多寡貴賤，及其用幣之數，穀與幣相當之數。此皆欲明各地方之情形，以爲酌劑之本者也，蓋耕九餘三之制，藏有餘以待不足，善矣，然物不産於其地者，終不能得其用；而磽確之地，雖勤力而猶不能自活者，遂不可以居人，合各地而劑其盈虚，則無此患矣。《山至數》言：“有山處之國，有氾下多水之國，有山地分之國，有水泆之國，有漏壤之國。山處之國，常藏穀三分之一；氾下多水之國，常操國穀三分之一；山地分之國，常操國穀十分之三；水泉之所傷，水泆之國，常操十分之二；漏壤之國，謹下諸侯之五穀，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。”《輕重乙》言：“畝鍾之國，粟十鍾而輜金；山諸侯之國，粟五釜而輜金。”皆因地利之不同，知其所産之多寡，以謀調劑之方者也。夫能合各地方而劑其盈虚，則真爲普天之下所仰賴，而不愧爲天下之主矣。古之所謂王道者如此。

    合各地方以謀相贍，亦自古有之，庚財、乞糶是也；特其事不可常恃，故貿易之事，必繼之而起。《山權數》曰：“湯七年旱，禹五年水。湯以莊山之金、禹以歷山之金鑄幣，而贖民之無??賣子者。”《國蓄》曰：“玉起於禺氏，金起於汝漢，珠起於赤野，東西南北距周七八千里；水絶壤斷，舟車不能通。先王爲其途之遠，其至之難，故託用於其重，以珠玉爲上幣，以黄金爲中幣，以刀布爲下幣。三幣，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，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，先王以守財物，以御民事，而平天下也。”知合各地方以酌盈劑虚，由來舊矣。惜乎乘時御宇之君，莫能行輕重斂散之事，使其權盡操於駔??，而無??賣子者，受人禍或轉烈於天行耳。此則每讀《管子》之書，不禁掩卷而三歏者也。

    六八管子輕重三

    《洪範》八政：一曰食，二曰貨。《漢書·食貨志》曰：“食，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；貨，謂布帛可衣，及金刀龜貝，所以分財布利，通有無者也。”蓋民以食爲天，在古代必出於自給，而其餘百物，則或仰給於外來，故總稱爲貨，與食對舉也。《管子·輕重》亦然。《揆度》曰：“五穀者，民之司命也；刀幣者，溝洫也。”《國蓄》曰：“五穀食米，民之司命也；黄金刀幣，民之通施也。”《輕重乙》曰：“五穀粟米者，民之司命也；黄金刀布者，民之通貨也。”《國蓄》又曰：“凡五穀者，萬物之主也。穀貴則萬物必賤，穀賤則萬物必貴。兩者爲敵，則不俱平。”《輕重甲》曰：“粟重黄金輕，黄金重而粟輕，兩者不衡立。”《乙》曰：“粟重而萬物輕，粟輕而萬物重，兩者不衡立。”皆是。

    是故當時之貿易，實爲以穀與萬物相易；而泉幣之初興，尤依附於穀粟，故《山國軌》言“幣若干而中用，穀若干而中幣”；又欲令“貲家假幣，皆以穀准幣，直幣而庚之”。《山至數》亦言“以幣准穀而授禄”也。

    斯時民間之爲用，亦錢穀并行。故《國蓄》言“使萬室之都，必有萬鍾之藏，藏繦千萬；使千室之都，必有千鍾之藏，藏繦百萬”，《輕重丁》亦言“凡稱貸之家，出泉三千萬，出粟數千萬鍾”也。布帛之爲用亦甚多，故《輕重甲》言：“君朝令一怒，布帛流越而之天下。”

    穀與萬物，相爲輕重，而時人之見解，則多重穀而輕他物，故《山至數》言：“彼守國者，守穀而已矣。”因欲貯穀於國中，而徠諸侯之穀，其言曰：“彼諸侯之穀十，使吾國穀二十，則諸侯穀歸吾國矣；諸侯穀二十，吾國穀十，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。故善爲天下者，謹守重流，而天下不吾洩矣。”《輕重乙》言：“昔者紀氏之國，强本節用者，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，四流而歸於天下，適足爲天下虜。”又言：“滕魯之粟釜百，則使吾國之粟釜千，滕魯之粟，四流而歸我。”《輕重丁》言：“昔者癸度居人之國，必四面望於天下。天下高亦高。天下高，我獨下，必失其國於天下。”凡以戒粟之外流也。《輕重乙》又曰：“桓公曰：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，爲此有道乎？管子曰：惟曲衡之數爲可耳。桓公曰：行事奈何？管子對曰：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，一乘者有食，三乘者有芻菽，五乘者有伍養，天下之商賈，歸齊若流水。”可見其視穀粟以外之物，不妨仰給於國外也。《輕重戊》言魯、梁、萊、莒、楚、衡山之事皆寓言，亦皆重粟之理。

    《輕重乙》曰：桓公曰：“吾欲殺正商賈之利，而益農夫之事，爲此有道乎？”管子請重粟之賈，釜三百，“若是，則田野大辟，而農夫勸其事矣。”桓公曰：“重之有道乎？”管子對曰：“請以令與大夫城藏，使卿諸侯藏千鍾，令大夫藏五百鍾，列大夫藏百鍾，富商蓄賈藏五十鍾，内可以爲國委，外可以益農夫之事。”《輕重丁》曰：“桓公曰：糶賤，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。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，爲此有道乎？管子曰：今者夷吾過市，有新成囷京者二家，君請式璧而聘之。桓公曰：諾。行令半歲，萬民聞之，舍其作業而爲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。”此鼂錯貴粟之論所本也。

    當時民間相易，蓋多以穀粟布帛，而泉幣則上之所爲，故上得挾此以御輕重。《國蓄》言“穀賤則以幣予食，布帛賤則以幣予衣，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”是也。以珠玉爲上幣，以黄金爲中幣，以刀布爲下幣。珠玉金銅，皆非凡民所有，故制幣之權，操之於君。《山國軌》曰：“斂萬物，應之以幣，幣在下，萬物皆在上。”《山至數》曰：“君有山，山有金，以立幣。以幣准穀而授禄，故國穀斯在上。”又曰：“士受貲以幣，大夫受邑以幣，人馬受食以幣，則一國之穀資在上，幣資在下。”皆推行錢幣之策也。

    人君挾幣以御萬物，其所重者仍在穀。故《山至數》言“穀十藏於上，三游於下”；又欲“國穀三分，二分在上”。

    珠玉黄金，皆非平民所能有，而挾之可以御輕重者，以當時之封君，藏粟甚多故也。《山權數》言以寶爲質，而假丁氏之粟即其事。當時商人，所以能交通王侯、力過吏勢者以此。子貢貨殖，所以所至國君，無不與之分庭抗禮也。

    後世之言理財者，每好言藏富於民，而實不得其解。藏富於民之語，昉見《管子》。《管子·山至數》曰：“王者藏於民，霸者藏於大夫，殘國亡家藏於篋。桓公曰：何謂藏於民？請散：棧臺之錢，散諸城陽；鹿臺之布，散諸濟陰。君下令於百姓曰：民富君無與貧，民貧君無與富。故賦無錢布，府無藏財，貲藏於民。歲豐，五穀登，五穀大輕，穀賈去上歲之分，以幣據之。穀爲君，幣爲下。國幣盡在下，幣輕，穀重上分。上歲之二分在下，下歲之二分在上，則二歲者四分在上；則國穀之一分在下，穀三倍重。邦布之籍，終歲十錢。人家受食，十畝加十，是一家十户也。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。以國幣之分，復布百姓，四減國穀，三在上，一在下，復筴也。”然則藏富於民，乃謂散幣以聚穀，非謂上於人民之生計，一無所知，徒以寡取爲仁，而聽其自相兼并也。苟一無所知而聽其自相兼并也，則所謂“民知而君愚，下貧而君富”者也。見《山權數》。

    六九管子輕重四

    《管子》輕重之筴，意蓋欲以輕税斂也。當時正税之外，有所取於民，皆謂之籍。故《山至數》言“輕賦税則倉廩虚，肥籍斂則械器不奉”；《輕重甲》：“不籍吾民，何以奉車革？不籍吾民，何以待鄰國？”又言：“皮幹筋角之徵甚重。重籍於民而貴市之。”又言：“弓弩多匡?者，而重籍於民。”《輕重丁》言“寡人多務，欲衡籍富商蓄賈稱貸之家，以利貧萌”也。《國蓄》曰：“租籍者，所以强求也；租税者，所慮而請也。”蓋經常之税，謂之租税；按田而别有所取，謂之租籍。下文又云：“以室廡籍，謂之毁成；以六畜籍，謂之止生；以田畝籍，謂之禁耕；以正人籍，謂之離情；以正户籍，謂之養贏。”《輕重甲》：“桓公曰：寡人欲籍於室屋。管子對曰：不可。是毁成也。欲籍於萬民。管子對曰：不可。是隱情也。欲籍於六畜。管子對曰：不可。是殺生也。欲籍於樹木。管子對曰：不可。是伐生也。”以田畝籍，蓋即所謂租籍。正人正户之正，與直通。《山至數》：“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，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，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。”直人即正人，蓋謂中人，故有征役者。《輕重甲》：“民無以與正籍者，與之長假。”不與正籍，蓋不役之人也。以正人籍，口數將有蔽匿，故曰隱情；以正户籍，則重取於有役之家，無役者顧邀寬免，故曰養贏也。或曰：“贏當作羸，謂疲弱者獲免，而正户益困。”義亦可通。〇《輕重乙》：“租税者，君之所宜得；正籍者，君之所强求。”此正字别是一義，與正人正户之正不同。

    以室廡、六畜、田畝、正人、正户籍，蓋謂以是爲民貧富之准而斂之，猶後世以丁貲定户等矣。其政甚苛，故管子欲有國者取贍於物價輕重之間，而減廢此等苛税也。《國蓄》所謂“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，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，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”也。又曰：“天子籍於幣，諸侯籍於食。中歲之穀，糶石十錢。大男食四石，月有四十之籍。大女食三石，月有三十之籍。吾子食二石，月有二十之籍。歲凶穀貴，糶石二十錢，則大男有八十之籍，大女有六十之籍，吾子有四十之籍。是人君非發號令收嗇而户籍也。彼人君守其本委謹，而男女諸君吾子，無不服籍者也。”此言穀由官賣，凡食穀者，即不翅人人納税也，蓋租税之取民也顯，則民怨之；官賣穀之取利也隱，則民不覺；所謂見予之形，不見奪之理，此爲政之微權也。

    《地數》曰：“武王立重泉之戍，令曰：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。民舉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，而國穀二十倍，巨橋之粟亦二十倍。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，軍五歲毋籍衣於民；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黄金百萬，終身無籍於民。准衡之數也。”此言以官粟市雜物，而免賦斂也。《山國軌》曰：“有莞蒲之壤，有竹箭檀柘之壤，有氾下漸澤之壤，有水潦魚鼈之壤。今四壤之數，君皆善官而守之，則籍於財物，不籍於人。”此言凡共用之物，皆設官治理，則不待賦斂於民也。此所謂不籍而富國也。

    粟爲民之所有，取之雖多，猶可竭蹶以應上之求；非凡民所能自爲者，則不得不求之商賈，而商人因以剥削農人矣。《揆度》曰：“君朝令而夕求具，國之財物，盡在賈人。”是大事也。《國蓄》曰：“今人君籍求於民，令曰十日而具，則財物之賈什去一；令曰八日而具，則財物之賈什去二；令曰五日而具，則財物之賈什去半；朝令而夕具，則財物之賈什去九。先王知其然，故不求於萬民，而籍於號令也。”籍於號令，則所謂操重斂散之權者也。故輕重家言，不過欲奪商賈之利，歸之農夫而已矣，其意實在重農也，故吾疑爲農家言也。

    官買物未嘗不可求之商人，然商人仍取之於平民；而其取之也，必乘其急，而抑其賈；如此，則利盡歸於商賈矣。故寧以穀易他物，使穀有所渫，而其賈亦昂也。《輕重丁》言：“君幣籍而務，則賈人獨操國趣；君穀籍而務，則農人獨操國固。”此之謂也。

    籍字本義，蓋爲凡取民之稱。《孟子》言“助者藉也”，亦即此字。其初所取，蓋僅穀粟，故殷人田税，以此爲名。其後取於民之物日多，乃又以與賦税對舉也。《山至數》言：“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，苟合於國器君用者，皆有矩券於上。”可見其取民之苛矣。

    七〇讀商君書

    井田之廢，昔人皆蔽罪於商鞅，此謬也。商君一人，安能盡壞三代之成法？且秦之法，鞅壞之矣，六國之法，壞之者誰乎？此弗思之甚者也。朱子言開爲破壞鏟削之意，而非創置建立之名。又謂阡陌之地，切近民田，必有陰據以自私，而税不入於公上者。是以《秦紀》、《鞅傳》皆云爲“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税平。”蔡澤亦曰：“決裂阡陌，以静生民之業而一其俗。”以見商君之開阡陌，實爲救時之政。善矣。然於六國之井田，何以破壞，不能言也。予謂井田之廢，實由地狹人稠，而田不給於授。何也？人口之增，數十百年則自倍。戰争雖酷，所以奉生者雖觳，皆不足以沮之。此徵諸已事而可知者也。三代建國，近者數百年，遠者千餘歲。邦域之中，安能無地狹人稠之患？《商君書》曰：“地方百里者，山陵處什一，藪澤處什一，溪谷流水處什一，都邑蹊道處什一，惡田處什二，良田處什四，以此食作夫五萬。其山陵，藪澤，溪谷可以給其材。都邑、蹊道足以處其民。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。今秦之地，方千里者五，而穀土不能處二。田數不滿百萬。其藪澤溪谷、名山、大川之材物貨寶，又不盡爲用。此人不稱土也。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。所欲用兵者韓魏也。彼土狹而民衆。其宅參居而并處。其寡萌賈息，民上無通名，下無田宅，而恃奸務末作以處。人之復陰陽澤水者過半。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，似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。”《徠民》。當時列國衆寡不均之形可見。人情安土而重遷，《論語》：“小人懷土。”孔曰：“重遷。”寧尺寸墾闢於故鄉，而不肯移殖新地，蓋自古如此。且欲遷移，必有道路之費，室廬之築，口實播種之資，小民亦不足以語此。道遠既不能自達，達焉亦無以爲衛。有土之君，又域民而不欲其去。則惟有鏟削阡陌，填塞溝洫矣。朱子謂井田之制，水陸占地，不得爲田者頗多。商君惜地利之有遺，是以奮然不顧，悉行墾闢。予謂墾闢之舉，不足於食之民，必能自爲之；墾田多則賦税廣，有土之君，亦必利而陰許之。或且倡率之；正不待商君也。特前此非法所許。至商君，乃公許之；且覈其陰據自私者，以入於上耳。孟子謂“暴君污吏，必慢其經界。”夫固出於自利之私，亦或因民欲田宅而不得，坐視其破壞而不能禁也。

    然就一國言之，井田之破壞，庸或出於不得已；而合全局言之，則當日神州，仍以土滿爲患。謂必鏟削阡陌，填塞溝洫，而後耕地可以給足，又不然之論也。古代議論，無不以土滿爲患也。古人患土滿之論甚多，試略舉數事爲徵。《論語》：“子適衛，冉有僕。子曰：庶矣哉！曰：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曰：富之。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曰：教之。”此與子胥論越，“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訓”同意。必先有其民，然後治與教有所施。故孟子謂“雞鳴狗吠相聞，達乎四竟，而齊有其民矣，地不改闢矣，民不改聚矣，行仁政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。”“葉公問政：子曰：近者説，遠者來。”其答樊遲，謂好禮，好義，好信，則“四方之民，襁負其子而至。”孟子説齊宣王：謂“王發政施仁，則耕者皆欲臧於王之野，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，行旅者皆欲出於王之塗。”《管子》謂“有地牧民者，務在四時，守在倉廪。國多財則遠者來，地闢舉則民留處。”皆以徠民爲急。梁惠王糜爛其民而戰之，然謂“鄰國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”，大有悵恨之意焉。知寡弱爲列國之公患也。《吕覽》曰：“吴起謂荆王曰：荆所有餘者地也，所不足者民也。今君王以所不足，益所有餘，臣不得而爲也。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虚之地。皆甚苦之。荆王薨，貴人皆來，尸在堂上。貴人相與射吴起。”《貴卒》。吴起之死，與商君同一可哀。微此篇，無以知其見嫉於貴人之故矣。此可見移民之難。此耕地之所以不足，而井田之所以破壞也。非真合中國計之，而田猶不給於授也。

    “寡萌賈息”，孫詒讓謂當作“賓萌貸息”。賓萌即客民，對下民爲土著之民也。《吕覽·高義》：墨子曰：翟度身而衣，量腹而食，比於賓萌。高《注》曰：賓，客也。萌，民也。貸息，謂以泉穀貸與貧民而取息。言韓魏國貧，有餘資貸息者，皆外來之客民；其土著之民，則皆上無通名，下無田宅，而恃奸務末作以處。明客民富而土著貧也。朱師轍曰：“《左氏》：寡我襄公。《注》：寡，弱也。謂小民無地可耕，多事商賈，以求利息。孫校非。”予案此解自以朱説爲直捷。然客民富而土著貧，戰國時確有其事。韓非謂“公家虚而大臣實，正户貧而寄寓富，耕戰之士困，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”是也。《亡征》。商君欲以故秦事敵，而使新民作本。又曰：“今王發明惠，諸侯之士來歸義者，今使復之。三世無知軍事。秦四竟之内，陵阪丘隰，不起十年征者。於律也，足以造作夫百萬。”可見當時待新民之優。故民既乏田宅，又從征戍，此其所以貧歟？觀商君之欲厚待新民，而知徠民之不易矣。此井田所由破壞與？“復陰陽澤水”之復，即《詩》“陶復陶穴”之復。言爲復於山之南北，及澤水之地也。嚴可均疑其有誤，殊疏，朱師轍曰：“處”，斷絶也。復，借爲癁。癁，病也。言民上不能通名於朝，下無田宅，而恃奸務末作，爲人治疾病，相陰陽澤水，猶今醫卜星相之流。治病未聞稱處，巫醫在古國賤業，亦未聞稱末作。相陰陽，觀流泉，乃司空之職，《漢·志》刑法之學，豈得謂之奸務？其曲解甚矣。三晉地狹人稠，至於如此，而《商君書》猶以民之不西爲慮，亦可見徠民之難矣。

    原刊《光華大學半月刊》第四卷第四期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

    七一買田宅、請田宅

    《史記·廉頗藺相如列傳》：趙括之母上書言括不可使將，曰：始妾事其父時，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，盡以與軍吏士大夫；受命之日，不問家事。今括一旦爲將，王所賜金帛，歸藏於家；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。又《蕭相國世家》曰：黥布反，上自將擊之，數使使問相國何爲。客有説相國曰：上所爲數問君者，畏君傾動關中。今君胡不多買田地、賤貰貸以自汙？相國從其計。上罷布軍歸，民道遮行上書，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。言田宅皆曰買，是田宅已屬私家。又《白起王翦列傳》言：始皇起翦攻荆，自送至灞上，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。既至關，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。曰請，是田宅猶屬公家也。《趙世家》：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。烈侯曰：夫鄭歌者槍、石二人，吾賜之田，人萬畝。亦見公家有田之多。此等固皆傳者之辭，未必當時實事；然傳者之辭，亦必依附實事，但皆務爲夸侈耳。觀此諸文，可見當時田宅之分屬公私也。

    《荀子·議兵篇》言魏氏之取武卒，“中試則復其户，利其田宅。是數年而衰，而未可奪也。”可見是時，田宅與奪，尚有由公家者。

    七二買道而葬

    《禮記·檀弓》：“季子皋葬其妻，犯人之禾。申詳以告，曰：請庚之。子皋曰：孟氏不以是罪予，朋友不以是棄予，以吾爲邑長於斯也，買道而葬，後難繼也。”舊説以子皋爲倚勢虐民，非也。此事可見井田廢、阡陌開之漸。夫使阡陌完整，營葬者安得犯人之禾？營葬而犯人之禾，蓋以阡陌剗削，喪車不能通行故耳。開阡陌乃違法之事，當時依法整頓，勢蓋已不能行，然猶難公然許爲合法。邑長犯人之禾而庚之，則許爲合法矣。關涉土地之案件，又將如何辦理，故曰後難繼也。“以吾爲邑長於斯也”，乃讀而非句。言以吾爲邑長於斯，買道而葬，後難爲繼，故孟氏不以是罪予，朋友不以是棄予；非謂爲邑長可倚勢虐民也。

    七三古振貸一

    大同之世，人無所謂饥寒也。何也？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；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，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爲己。故遭凶荒，舉族困於飢寒者有之矣；滿堂而飲酒，一人鄉隅而飲泣，則未之前聞。至於貨力爲己，各親其親，各子其子之世，斯不然矣。而人有待於振濟矣。

    然振濟之始，仍是屬之於族。《管子·問》篇：“問國之棄人，何族之子弟也？”“問鄉之貧人，何族之别也？”“問宗子之收昆弟者，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？”《入國》篇九惠之教，孤子不能自生者，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。士民死上事，死戰事者，亦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而祠之。《禮記·檀弓》曰：“未仕者不敢税人，如税人，則以父兄之命。”《注》曰：“不專家財也。”《論語·先進》：“子路問聞斯行諸？子曰：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聞斯行之？”包氏釋以“振窮救乏之事”，蓋以此也。何者？振救人者以其族之財，而族之財則其父兄主之故也。《左氏》言陳氏厚施，凡公子、公孫之無禄者，私分之邑。昭公十年。有邑，斯其族之人皆獲振救矣。此興滅國、繼絶世之所以爲美談也。

    世運愈降，族不必皆有資財；有資財者，亦或爲其長所專有；乃有待振救於族外者。《論語》：“原思爲之宰，與之粟九百，辭。子曰：毋！以與爾鄰里鄉黨乎？”《雍也》。是其事也。斯時能振救人者，仍多有土之君。《説苑·臣術》：晏子對景公曰：“賴君之賜，得以壽三族；及國交游，皆得生焉。”又曰：“以君之賜，臣父之黨，無不乘車者；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；妻之黨無凍餒者；國之簡士，待臣而舉火者數百家。”又曰：“以君之賜，澤覆三族，延及交游，以振百姓。”簡士蓋即交游，先及族黨，次及士，次及凡民也。《管子·問》篇：“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？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？”“問鄉之良家，其所牧養者，幾何人矣？”亦是物也。

    七四古振貸二

    言振救者，以《管子》九惠之教爲最備。九惠者：“一曰老老，二曰慈幼，三曰恤孤，四曰養疾，五曰合獨，六曰問疾，七曰通窮。八曰振困，九曰接絶。”案《孟子》言：“老而無妻曰鰥，老而無夫曰寡，老而無子曰獨，幼而無父曰孤。此四者，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。”《梁惠王》下。而《管子·揆度》言：“匹夫爲鰥，匹婦爲寡，老而無子者爲獨。子弟師役而死者，父母爲獨。”《輕重己》言：“無妻無子，謂之老鰥；無夫無子，謂之老寡。”則鰥、寡與老鰥、老寡有異。《王制》言孤、獨、矜、寡，皆有常餼，説與《孟子》同，皆僅指老鰥、老寡。合獨之教曰：“凡國都皆有掌媒。丈夫無妻曰鰥，婦人無夫曰寡。取鰥寡而合和之，予田宅而家室之，三年然後事之。”此蓋《周官》媒氏之職。所以處徒鰥寡而未老者，爲《孟子》、《王制》所不及矣。《管子·問篇》曰：“問獨夫、寡婦、孤寡、疾病者，幾何人也？”此孤寡二字，蓋但指孤者言。兼言寡，蓋浹句以圓文也？獨夫、寡婦，蓋偏舉一端以相備。獨夫亦無妻，寡婦亦無子。《王制》又言：“瘖、聾、跛躄、斷者、侏儒，百工各以其器食之。”“八十者一子不從政，九十者其家不從政，廢疾非人不養者，一人不從政。”略與《管子》老老、養疾相當，而慈幼、問疾、通窮、振困、接絶，皆非所及。然非遂無其事也。通窮之教曰：“若有窮夫婦無居處，窮賓客絶糧食，居其鄉黨，以聞者有賞，不以聞者有罰。”此蓋《周官》以肺石達窮民之義。《大司寇》。《孟子》言許行踵門而告滕文公“願受一廛而爲民”，《滕文公》上。即無居處之類。蓋小國之君，躬聽其事，《周官》、《管子》，皆治大國之法，則責諸其長也。孔子絶糧於陳蔡之間，“使子貢至楚，楚昭王興師迎孔子，然後得去。”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。儻亦窮賓客之流乎？九惠之政，振困、接絶而外，皆有專掌其事者在國都。然養孤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，而掌孤數行問之。士人之疾甚者，掌病以告，上身問之。周官鄉師，以歲時巡國及野，而賙萬民之艱阨，以王命施惠。皆小國寡民之遺制也。《左氏》哀公二年，子西言闔廬：“天有菑厲，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。”吴雖驟强，本實小國，君民易親，儻非虚語邪？

    七五古振貸三

    《管子·問》篇：“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？”蓋無田，故恃園圃以爲食也。又曰：“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？”蓋田不給授，從事新開。辟草萊、開阡陌，其此曹乎？又曰：“士之身耕者幾何家？”“餘子仕而有田邑，今入者幾何人？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？吏惡何事？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？身何事？”此皆有田者，故但課其勤惰。又曰：“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？”“官承吏之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？”“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？”蓋當授田而未授者。又問：“國子弟之游於外者幾何人？”蓋無田以授之，故去國而他適也。觀此，知其時之人，能否自給，尚以有田無田爲斷，而其有待於振救者可知矣。

    《管子》又曰：“問國之伏利，其可應人之急者，幾何所也？”此所謂利，即《國語》榮夷公好專利之利，蓋利之在山澤者。名山大澤不以封，故至凶荒札喪之時，猶可應人之急，如五穀不熟而取疏食是也。《左氏》襄公九年，“晉侯歸，謀所以息民。魏絳請施舍。輸積聚以貸。自公以下，苟有積者盡出之。國無滯積，亦無困人。公無禁利，亦無貪民。”蓋以積聚貸，又弛山澤以與民。其所謂利，亦《國語》榮夷公好專利之利也。自封禁之者日多，而民之待振救者亦益衆矣。

    七六古振貸四

    待振救者太衆，雖有仁君，不能給也。“子貢曰：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，何如？可謂仁乎？子曰：何事於仁！必也聖乎！堯舜其猶病諸！”《論語·雍也》。蓋謂此也。於是乎有貣貸。貣者當復，則更可以振他人，而受振者衆矣。若更分所新生，以爲利息，但使受者不供自用，而更以之振他人，亦不翅初受振者後更振人，受振者將益多，所生之利亦益博，此自然之妙用也。然貸者安能如此，皆徒欲取諸貣者以自利，而盤剥之事興矣。

    出貸之始，亦爲有土之君。《管子·問》篇：“問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？”則是物也。士蓋戰士，故能受責於大夫。又，“問邑之貧人，債而食者幾何家？”則不必盡然矣。此等貣貸，蓋多以粟？故《問》篇又“問人之貸粟米有别券者幾何家”也。《左氏》：文公十六年：宋飢，公子鮑竭其粟而貸之；襄公九年晉侯謀所以息民，魏絳請輸積聚以貸；詳見上條。昭公三年言陳氏厚施，以家量貸，而以公量收之，皆是物也。襄公二十九年，“鄭子展卒，子皮即位。於是鄭飢而未及麥，民病。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，户一鍾，是以得鄭國之民。故罕氏常掌國政，以爲上卿。宋司城子罕聞之，曰：鄰於善，民之望也。宋亦飢，請於平公，出公粟以貸。使大夫皆貸。司城氏貸而不書，爲大夫之無者貸。宋無飢人。叔向聞之，曰：鄭之罕，宋之樂，其後亡者也。二者其皆得國乎？民之歸也，施而不德，樂氏加焉，其以宋升降乎？”二事并舉，則子皮於鄭人，亦必貸之而非與之也。昭公二十五年，伐季氏。入之。平子登臺而請，弗許。子家子曰：“君其許之。政自之出久矣。隱民多取食焉，爲之徒者衆矣。日入慝作，未可知也。”當時有土之君，以此取媚於國人者蓋多矣。晉文公歸國而“棄責”；《國語·晉語》。馮諼爲孟嘗君收責於薛，“矯命以責賜諸民”；《戰國·齊策》。皆是也。然究不敵爲繭絲者之衆，而欒桓子之“假貸居賄”，亦見《晉語》。乃習爲恒事矣。

    七七古振貸五

    生計益進，則出貸之事，漸自封君移於富民。《管子·國蓄》曰：“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，藏繦千萬；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，藏繦百萬。春以奉耕，夏以奉耘；耒耜、械器、種饟、糧食，畢取贍於君。故大賈蓄家，不得豪奪吾民矣。”藏繦蓋出大賈，藏粟則出蓄家。商賈多資錢幣，遇出舉之利大於興生時，自可舍興生而事出舉。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之子錢家，蓋本自商賈出。邴氏賒貸、行賈徧郡國，亦二者兼之也。《周書·文酌》云：“大農假貸。”蓋蓄家之倫。

    大賈蓄家，專以牟利爲事，封君則耽於逸樂，故其勢浸不敵。《管子·輕重丁》：桓公曰：“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，腐朽五穀而不散。”管子“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”。桓公曰：“何哉？”管子對曰：“城陽大夫，嬖寵被絺綌，鵝鶩含餘粖，齊鐘鼓之聲，吹笙箎，同姓不入；伯叔父母，遠近兄弟，皆寒而不得衣，飢而不得食。”此當時有土之君，競於奢侈，雖富厚而轉患不足之情形也，尚安能與大賈蓄家競哉？輕重之義，一言蔽之，則裁抑大賈蓄家而扶翼封君耳。觀其所欲扶抑，而其盛衰强弱可知矣。

    封君之出貸，亦兼用錢粟。《國策》之馮諼，《史記》作馮驩。據《孟嘗君列傳》，馮驩之前，爲之收責者，尚有一魏子。其説曰：“孟嘗君相齊，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，三反而不致一入。孟嘗君問之，對曰：有賢者，竊假與之，以故不致入。孟嘗君怒而退魏子。居數年，人或毁孟嘗君於齊湣王曰：孟嘗君將爲亂。及田甲劫湣王，湣王意疑孟嘗君，孟嘗君乃奔。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，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，請以身爲盟，遂自剄宫門以明孟嘗君。”此以粟爲貸。又曰：“孟嘗君時相齊，封萬户於薛。其食客三千人，邑入不足以奉客，使人出錢於薛。歲餘不入，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，客奉將不給。”“乃進馮驩而請之。”則以錢爲貸者也。此等説自不足信，然當時必有此等事，乃得造作此等説也。

    七八古振貸六

    出舉之初，昔人多視爲不義，乃欲復之於振濟。《管子·輕重丁》曰：“桓公曰：峥丘之戰，民多稱貸，負子息，以給上之急，度上之求。寡人欲復業産，此何以洽？管子對曰：惟繆數爲可耳。桓公曰：諾。”乃“令表稱貸之家，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”。“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，發其積藏，出其財物，以振貧病”。又曰：“桓公曰：寡人多務，令衡籍吾國之富商、蓄賈、稱貸家，以利吾貧萌，農夫不失其本事。反此有道乎？管子對曰：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。桓公曰：行事奈何？管子對曰：請使賓胥無馳而南，隰朋馳而北，甯戚馳而東，鮑叔馳而西，視四方受息之氓。四子已報。管子請以令召稱貸之家，君因酌之酒。稱貸之家，決四方子息之數，使無券契之責。”此皆當時之人之所願欲也，然豈可致哉？當時之封君，不徒出舉也，亦或入舉。齊公子商人“驟施於國，而多聚士，盡其家，貸於公、有司以繼之”是也。《左氏》文公十四年。此猶貸於公、有司。《漢書·諸侯王表》言：周衰，“有逃責之臺。”服虔曰：“周赧王負責，無以歸之，主迫責急，乃逃於此臺，後人因以名之。”服説必有所據，此則貣於富民矣。不能强取，而守民間貣貸之法，可見富民權力之長，尚可變其稱貸爲振濟乎？

    赧王借債，不必皆供私用，雖謂爲公侯之濫觴可也。設使周久不亡，富人之權力更長，稱貸是求焉，收税是求焉，富人漸以其意左右政事，而如歐洲所謂憲政者之基立矣。

    七九母財

    本錢之語甚古。《管子·國蓄》：言知者有什倍人之功，愚者有不賡本之事。不賡本，謂母財不復，不能再行生利，俗所爲折本是也。《輕重甲》曰：事再其本，則無賣其子者；事三其本，則衣食足；事四其本，則正籍給；事五其本，則遠近通，死得藏。《揆度》言再其本，民無??者賣其子，三其本，若爲食，四其本，則鄉里給，五其本，則遠近通，然後死得葬矣。説雖微異，其意皆同。

    八〇釋官

    《曲禮》曰：“在官言官，在府言府，在庫言庫，在朝言朝。”《注》曰：“官謂板圖文書之處，府謂寶藏貨賄之處也，庫謂車馬兵甲之處也，朝謂君臣謀政事之處也。”然則官字古義與今不同，今所謂官，皆爲政事所自出，古則政出於朝，官特爲庋藏之處，與府庫同耳。蓋古者政簡，不須分司而理，故可合謀之於朝。後世政治日繁，勢須分職，而特設之機關遂多，各機關必皆有文書，故遂以藏文書之處之名名之也。

    官既爲庋藏文書之處，則處其間者不過府史之流，位高任重者未必居是。《論語》：“冉子退朝。子曰：何晏也？對曰：有政。”《論語·子路》。荀子入秦，“及都邑官府，其百吏肅然。入其國，觀其士大夫，出於其門，入於公門，出於公門，歸於其家”，《荀子·强國》。其證也。然則司政令者不居官，居官者不司政令，故官在古代不尊，所尊者爲爵。《儀禮·士冠禮》曰：“以官爵人，德之殺也。死而謚，今也。古者生無爵，死無謚。”《檀弓》謂士之有誄，自縣賁父始。誄所以作謚，明古者大夫有謚，士無謚。生無爵，則死無謚，明大夫爲爵，士不爲爵也。《王制》曰：“司馬辨論官材，論定然後官之，任官然後爵之，位定然後禄之。”官之者任以事，是爲士，爵之禄之則命爲大夫也。《曲禮》曰：“四十曰强，而仕。”《士冠禮》曰：“古者五十而後爵。”則任事十年，乃得爲大夫矣，所謂“任官然後爵之”也。《檀弓》又曰：“仕而未有禄者，君有饋焉曰獻，使焉曰寡君，違而君薨，弗爲服也。”《王制》云：“士禄以代耕，而此曰未有禄者。”《曲禮》又曰：“無田禄者，不設祭器；有田禄者，先爲祭服。”禄指土田言，故代耕所廩，不爲禄也。《檀弓》：工尹商陽曰：“朝不坐，燕不與，殺三人，亦足以反命矣。”《注》：“朝燕於寢，大夫坐於上，士立於下。”坐於上爲有位，立於下爲無位，必爵爲大夫，然後有田，則所謂位定然後禄之也。古者國小民寡，理一國之政者，亦猶今理一邑之事者耳，勢不得甚尊。至於國大民衆而事繁，則其勢非復如此矣。則凡居官任事者，皆有以殊異於齊民矣。上下之睽，自此始也，故曰德也。

    八一三公、四輔、五官、六官、冢宰

    言古官制者，今文家曰三公、九卿，古文家曰三公、三孤、六卿，而又有四輔、五官之名，孰爲是？曰：皆是也，皆有所據。今文家所謂三公，任職者也。古文家之三公及四輔，天子之親臣也。五官與今文家之三公，同爲任職之臣，或舉其三，或舉其五，各有所象耳。五官加一冢宰，則爲六官矣。

    四輔、三公，見《禮記·文王世子》及《管子·幼官》。幼官不言其名。《文王世子》舉其名曰師、保、疑、丞。師、保者三公之二，疑、丞者四輔之二，《記》錯舉之也。《尚書大傳》曰：“古者天子必有四鄰：前曰疑，後曰丞，左曰輔，右曰弼。”是爲四輔之名。《大戴·保傅》曰：“昔者周成王幼，在襁褓之中，召公爲太保，周公爲太傳，太公爲太師。保，保其身體；傅，傅其德義；師，道之教訓。此三公之職也。於是爲置三少，皆上大夫也。曰少保，少傅、少師，是與太子燕者也。”《賈子·保傅》篇同。與太子燕，《賈子》建、潭本作天子，是也。此即古周禮説之三公、三孤。其三太，即《文王世子》及《管子》之三公也。又曰：“學禮曰：帝入東學，上親而貴仁，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。帝入南學，上齒而貴信，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。帝入西學，上賢而貴德，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。帝入北學，上貴而尊爵，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逾矣。帝入太學，承師問道，退習而端《賈子》作考。於太傅，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，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。”東學者左輔所在，南學者前疑所在，西學者右弼所在，北學者後丞所在，入太學所承之師，則太師也。退習而考於太傅，不言太保者，辭不備。觀下“免於保傅之嚴”，又以二者并言，則可知矣。然則太師與疑、丞、輔、弼，在五學者也。太傅與太保，則左右王於退習之際者也。又曰：“明堂之位曰：篤仁而好學，多聞而道慎，天子疑則問，應而不窮者，謂之道。道者，導天子以道者也，常立於前，是周公也。誠立而敢斷，輔善而相義者，謂之充。充者，充天子之志者也，充，《賈子》作輔。志作意。常立於左，是太公也。潔廉而切直，匡過而諫邪者，謂之弼。弼者，弼天子之過者也，常立於右，是召公也。博聞而彊記，接給而善對者，謂之承。承者，承天子之遺忘者也，常立於後，是史佚也。”此即《書傳》之四輔。疑作道者，有所惑曰疑，釋其惑亦曰疑，所謂“疑之言擬”，《周官·司服注》。正道之義也。輔者輔之爲善，充亦充其善，與弼其過相對，名異而意同也。《管子·君臣》曰：“四正、五官，國之體也。”《説苑·君道》曰：“明君在上，慎於擇士，務於求賢，設四佐以自輔。”四正、四佐，亦即四輔。四輔、三公，皆天子之親臣，故《孝經》曰“天子有争臣七人，雖無道不失其天下”也。《禮記·禮運》曰：“宗祝在廟，三公在朝，三老在學。王前巫而後史，卜、筮、瞽、侑、皆在左右。王中，心無爲也，以守至正。”三公在朝者，司馬、司徒、司空之倫，任職者也。三老在學，師、傅、保之倫也。前巫、後史，卜、筮、瞽、侑，亦即四輔之類。所述蓋王居明堂之禮。古者事簡，無衆官，政皆出於明堂，是時相王者三公、四輔之倫，蓋皆無所統。故古文家猶謂三公無官屬，坐而論道也。

    今文之三公曰司馬、司徒、司空。此亦即五官，特僅舉其三耳。五官之説：《曲禮》曰：“司徒、司馬、司空、司士、司寇，典司五衆。”《左氏》昭公十七年郯子之言曰：“祝鳩氏，司徒也。鴡鳩氏，司馬也。鳲鳩氏，司空也。爽鳩氏，司寇也。鶻鳩氏，司事也。五鳩，鳩民者也。”司事即司士，鳩民即典司五衆之謂也。《春秋繁露·五行相勝》曰：“木者司農也。火者司馬也。土者，君之官也，其相曰司營。金者司徒也。水者司寇也。”司營即司空，司農即司事，農者民事也。《淮南子·天文訓》曰：“何謂五官？東方爲田，南方爲司馬，西方爲理，北方爲司空，中央爲都。”田即司農，理即司寇，都即司徒也。《左氏》昭公二十九年，蔡墨曰：“木正曰句芒，火正曰祝融，金正曰蓐收，水正曰玄冥，土正曰后土。”名雖異，其象五行則同。《周官》及《大戴》之《盛德》篇，特多一冢宰，又以宗伯易司農耳。宗伯典禮，禮於五行爲火，其方在南，以此易東方之農師，實不如《繁露》等説之當。《管子·五行》曰：“黄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，得大常而察於地利，得奢龍而辨於東方，得祝融而辨於南方，得大封而辨於西方，得后土而辨於北方。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，神明至。蚩尤明乎天道，故使爲當時。大常察乎地利，故使爲廩者。奢龍辨乎東方，故使爲土師。祝融辨乎南方，故使爲司徒。大封辨於西方，故使爲司馬。后土辨乎北方，故使爲李。是故春者土師也，夏者司徒也，秋者司馬也，冬者李也。”土師疑即農師，廩者疑即司空。當時蓋主歷象之官，以易《周官》之冢宰，亦各有所取耳。

    漢初因秦置丞相，後用經生説，改爲大司徒，而以太尉爲司馬，御史大夫爲司空，皆稱公，爲相職，因有疑今文義三公外無宰相者。案《王制》言“冢宰齋戒受質”，别於三官。又曰“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”，而三官“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”。《論語》曰：“君薨，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。”《憲問》。明百官分屬三官，冢宰則無所不統。三公以外，别有冢宰，較然甚明也。《荀子·序官》，列舉官名，凡十有三：曰宰爵，曰司徒，曰司馬，曰太師，曰司空，曰治田，曰虞師，曰鄉師，曰工師，曰傴巫、跛擊，擊疑當作醫。曰治市，曰司寇，曰冢宰。去冢宰及司馬、司徒、司空凡九官，或謂即九卿。此誠難質言，然數適相合，亦可備一説。此説而確，則冢宰在三公之外，愈明白矣。冢宰始蓋主飲食之官，後遂總統宫内，《禮記·祭統》：“宫宰宿夫人。”注：“宫宰，守宫官也。”此即《周官》天官之職。而爲羣吏之長。《儀禮·特牲饋食禮注》。宫、府之别，後世有之，古則皆君主私人耳，故遂於百官無所不統也。冢宰既總統宫内，兼長羣吏，財用自其所管，古國用與天子私奉養，蓋亦不分，故亦冢宰所制。《王制》：“冢宰制國用。”“季氏富於周公，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。”《論語·先進》。求，季氏宰也。叔孫穆子寵竪牛，“使爲政。”爲政者，爲之宰也。其後牛絶其飲食以死。《左氏》昭公四年。知宰雖總統宫事，猶侍食飲，故陳子亢謂疾則“當養者莫若妻與宰”也。《檀弓》。天子、諸侯、大夫，後而體制迥殊，其初一耳。觀諸侯、大夫之事，固足以明王室之初矣。《左氏》宋有六卿，又有太宰、少宰；成公十五年。魯羽父請殺桓公，以求太宰；隱公十一年。亦在三卿之外，《論語》有太宰問於子貢，《檀弓》有陳太宰嚭，《韓非》有商太宰。皆《王制·周官》冢宰之職。《荀子·王霸》曰：“論一相以兼率之，使臣下百吏，莫不宿道鄉方而務，是夫人主之職也。”又曰：“能當一人而天下取，失當一人而社稷危。”又曰：“君者，論一相，陳一法，明一指，以兼覆之，兼炤之，以觀其盛者也。”一人一相，皆指冢宰。《君道》又曰：“天子三公，諸侯一相。”非謂天子無相，諸侯無三官，互言之耳。

    問曰：司馬、司徒、司空各主一官，與司寇等均耳，今文家獨取此爲三公，得毋武斷乎？曰：否。三官所職，視他官爲要，固考諸經文而可徵，亦古文家所不違也。《立政》、《梓材》，皆以三官并舉。《酒誥》有圻父、農父、宏父，僞《孔傳》亦以司馬、司徒、司空釋之。僞《孔》古文者流，非今文之與也。《左》昭四年叔孫穆子之葬，季孫“使杜洩舍路。不可，曰：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，王思舊勳而賜之路，復命而致之君，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，使三官書之。吾子爲司徒，實書名。夫子爲司馬，與工正書服。孟孫爲司空以書勳。今死而弗以，是棄君命也。書在公府而弗以，是廢三官也”，尤古文以司徒、司馬、司空爲三卿之鐵證矣。何邵公曰：“古者諸侯有司徒、司空，上卿各一，下卿各二。司馬事省，上下卿各一。”襄公十一年。崔氏謂：“司徒兼冢宰，司馬兼宗伯，司空兼司寇。司徒下小卿二：曰小宰，曰小司徒。司空下小卿二：曰司寇，曰小司空。司馬下小卿一，曰小司馬。”《左》僖二十二年，宋既有大司馬，又有司馬，説或有徵，則司寇等職，未嘗不可攝以三官，或屬之三官也。六卿之名，古無聞焉。惟《甘誓》有“乃召六卿”、“嗟六事之人”之語。鄭注《書傳》曰：“后稷、司徒、秩宗、司馬、作士、共工。”仰即據古周禮爲説，難信。《管子·立政》曰：“將軍大夫以朝。”《墨子·尚同》曰：“擇其國之賢者，置以爲左右將軍、大夫。”以將軍大夫并言，猶以卿大夫連舉。將軍有左右，則《老子》所謂“偏將軍居左，上將軍居右”也。《非攻》曰：“昔者晉有六將軍。”晉固有六卿。明六卿爲六將軍，與司馬等官無涉。撰《周官》者誤以六官爲六卿，亦其瀆亂不驗之一驗也。宋六卿之名爲右師、左師、司馬、司徒、司城、司寇，見《左氏》文公七年、十六年、成公十五年、哀公二十年，亦與《周官》不合。

    《異義》之古周禮説，撰僞《古文尚書》者取以入《周官》篇。攻之者或謂其誤據《大戴》、《賈子》，以太子官屬爲天子之官。或又謂鄭注《周官》“鄉老二鄉則公一人”云：“王置六卿，則公有三人也。三公者，内與王論道，中參六官之事，外與六卿之教。”又其注《君奭序》“召公爲保、周公爲師”曰：“此師、保爲《周禮》師氏、保氏大夫之職。”可見鄭不主六卿之上，别有三公三孤。然《異義》所舉古周禮説，確與僞《周官》同。《周官》朝士，“建外朝之法”，“左九棘，孤、卿、大夫位焉”，“面三槐，三公位焉”，亦明謂公、孤在卿之外。公、孤之名，見於他處者，尚有宰夫、司服、典命、巾車、司常、射人、司士、太僕、弁師、小司寇等。《保氏序官疏》引《鄭志》：“趙商問：案成王《周官》：立太師、太傅、太保，兹惟三公。即三公之號，自有師、保之名。成王《周官》，是周公攝政三年事，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，則三公自名師、保，起之在前，何也？鄭答曰：周公左，召公右，兼師保，初時然矣。”趙商所云成王《周官》，蓋即《異義》所謂古周禮説，而亦造僞《古文尚書》者所取材也。

    古人設官，各有所象。《白虎通義》曰：“内爵所以三等何？法三光也。”“商質者主天，夏文者主地，《春秋》變周之文，從殷之質，故立三公、九卿、二十七大夫、八十一元士、二百四十三下士，三三相承以法天。其五官則象五行，所以法地之文也。諸侯之國，三卿、五大夫。三卿法三光，五大夫象五行也。”《洪範》曰：“王省惟歲，卿士惟月，師尹惟日。”卿士謂三公、九卿。師尹惟日者，大夫合元士、下士，凡三百五十一，當朞之日也。此質家法天之明證。周家主地，蓋立五官。故《史記·周本紀》云：古公“作五官有司”。然則《曲禮》等書所言，蓋是周制。鄭顧以爲殷制，偏其反矣。五行之官益一，明乎天道之當時，是爲六官。冢宰兼統百官，不可以一職名也。造《周官》者以冢宰易當時，亦其瀆亂不驗之一驗也。

    原刊《光華期刊》第四期，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出版

    八二周官五史

    《周官》大史之職：“掌建邦之六典，以逆邦國之治；掌法以逆官府之治；掌則以逆都鄙之治。凡辨法者考焉，不信者刑之。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，以貳六官。正歲年以序事，頒之於官府及都鄙，頒告朔於邦國。此即《月令》之類，備載一年中當行之事，及其行之之時。大祭祀，戒及宿之日，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。祭之日，執書以次位常。辨事者考焉，不信者誅之。大會同朝覲，以書協禮事。及將幣之日，執書以詔王。大師，抱天時，與大師同車。大遷國，抱法以前。大喪，執法以涖勸防。凡喪事考焉。小喪，賜謚。凡射事，飾中，舍算，執其禮事。”具見其爲禮與法之府。而小史、内史、外史、御史之職，其爲大史之僚屬，又極易見也。如此，其典籍安得不多？其員額安得不廣？其先但爲四輔之一，居明堂中侍王者，其後安得不出居於外耶？

    外史：“掌書外令。掌達書名於四方。若以書使於四方，則書其令。”此亦内史書王命之類。蓋時愈晚，事愈繁，分職愈詳。故其初記言專於右史者，後又析爲内外也。疏家既引《周官》以證《禮記》，而偏舉内史，似非。

    記事之史，體極簡嚴；記言之史，則體較恢廓；求諸《周官》，亦可喻其故焉。史官主知天道，故馮相、保章，皆屬大史。馮相氏：“掌十有二歲、十有二月、十有二辰、十日、二十有八星之位；辨其序事，以會天位。”蓋司天道之常。保章氏：“掌天星，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，以觀天下之遷，辨其吉凶。”則司天道之變。常事不書，變事不可不記。執簡之始，蓋專記日食星隕等事。此本不待煩言，其後記人事者亦遂沿其體，此其所以簡嚴。古重言辭，書諸簡牘蓋其變。既重言辭，則其所書者，亦必如其口語；雖有潤飾，所異固無多也。此其體之所以日益恢廓也。

    記言之史，體既恢廓，其後凡叙述詳盡者皆沿之。以其初本以記言辭；又古簡牘用少，傳者或不資記録，而以口耳相授受也，則仍謂之語。《禮記·樂記》：孔子謂賓牟賈曰：“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？”此記武王之事者稱語也。《史記》本紀、列傳，在他篇中述及多稱語。《秦本紀》述商鞅説孝公變法曰：“其事在《商君》語中。”《孝文紀》述大臣誅諸吕，謀召立代王曰：“事在《吕后》語中。”《禮書》述鼂錯事曰：“事在《袁盎》語中。”《陸賈傳》述其使尉佗事曰：“事在《南越》語中。”皆是。〇《朱建傳》：漢已誅布，聞平原君諫不與謀，得不誅。曰：“語在《黥布》語中。”而布傳無其事；蓋古人著書，多直録舊文，不加點定。史公所據朱建黥布兩傳，非出一家，故其文如是也。〇《始皇本紀》述趙高與二世、李斯陰謀殺扶蘇、蒙恬曰：“語具《李斯傳》中。”疑後人所改，亦或當時已有稱傳者，不始太史公。《蕭相國世家》述吕后用何計謀誅淮陰侯曰：“語在《淮陰》事中。”《留侯世家》述良解鴻門之危曰：“語在《項羽》事中。”事語二字，疑後人所互易。可知紀傳等爲後人所立新名，其初皆稱語。然則《論語》者，孔子及其門弟子之言行之依類纂輯者；《國語》則賢士大夫之言行，分國纂輯者耳。故吾謂《國語》實《尚書》之支流餘裔也。不惟《國語》，《晏子春秋》及《管子》之《大中小匡》諸篇，凡記賢士大夫之言行者，皆《國語》類也。亦不惟《論語》，諸子書中，有記大師巨子之言行者，皆《論語》類也。

    記録之意在傳其人之言行者，謂之語。《易》所謂“多識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”者也。若以其事有關家國之大而記之，則謂之故。故之始，蓋主典禮，其後則記行事者亦羼雜焉。《左氏》定公十年，齊侯將享公，孔子謂梁丘據曰：“齊魯之故，吾子何不聞焉？事既成矣，而又享之，是勤執事也。且犧象不出門，嘉樂不野合；享而既具，是棄禮也；若其不具，用秕稗也。用秕稗君辱，棄禮名惡。子盍圖之？”此即朝覲會同之禮，《周官》大史所掌。不曰禮而曰故者，禮據成憲言，故據成事言也。《史記·儒林傳》載公孫弘之言曰：“治禮次治掌故，以文學禮義爲官，遷留滯。”徐廣曰：“一云次治禮學掌故。”未知孰是。然禮與故爲文學大宗可見。襄公二十六年，聲子通使於晉，還，如楚，令尹子木與之語，問晉故焉。聲子歷舉楚材晉用之事以對。公扈子知叔術之事，而《公羊》謂其習乎邾婁之故。昭公三十一年。此則行事有關家國之得失者矣。《左氏》昭公元年，叔向出，行人揮送之。叔向問鄭故焉，且問子皙。知國家之行事若典章，賢士大夫之言行，并爲時人所重也。

    史主記載，言、事皆然，故亦通謂之志。《周官》小史：“掌邦國之志。”鄭司農云：“《春秋傳》所謂《周志》，《國語》所謂《鄭書》之屬。”案《周志》見《左氏》文公二年。狼瞫引其辭曰：“勇則害上，不登於明堂。”《鄭書》亦見《左氏》襄公三十年。子産引其辭曰：“安定國家，必大焉先。”皆《尚書》類也。外史：“掌四方之志。”《注》云：“若魯之《春秋》，晉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檮杌》。”則記事之史矣。案小史所掌，蓋縣内諸侯之史；外史所掌，則外諸侯之史也。外史又掌三皇五帝之書，則異代之史也。《注》云：“楚靈王所謂《三墳》、《五典》。”未知信否。然《禮記·禮運》：孔子曰：“大道之行也，與三代之英，丘未之逮也，而有志焉。”《注》曰：“志，謂識，古文。”説自不誤。何則？三代之英，指禹、湯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，皆確有其人；大道之行，亦當如此；皆讀前人之記識而知之也。《莊子》：“《春秋》經世，先王之志。”《天下》。志亦當作記識解。此《春秋》不必鑿指記事之史。蓋志亦史籍通稱，猶漢人言史記也。記、志一語。古稱志，漢人稱史記，特辭有單複耳。漢人亦但言記，則志之異文也。

    《史記·六國表》曰：“秦既得意，燒天下《詩書》，諸侯史記尤甚。《詩書》所以復見者，多藏人家；而史記獨藏周室，以故滅。”此周室二字，當苞凡諸侯之國言；乃古人言語，以偏概全之例，非謂衰周能徧藏各國之史，其餘諸國則獨有其本國之史也。戎夫習於遂事，倚相能讀《三墳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丘》，皆當時良史熟於古記之證。

    《周官》誦訓：“掌道方志，以詔觀事。”《注》曰：“説四方所識久遠之事，以告王觀博古所識。若魯有大庭氏之庫，殽之二陵。”訓方氏：“誦四方之傳道。”《注》曰：“傳道，世世所傳説往古之事也。爲王誦之，若今論聖德堯舜之道矣。”此亦古史也。又曰：“正歲，則布而訓四方，而觀新物。”此所布者，即其爲王所誦，訓方氏蓋身歷四方而布之，因以觀新物也。《禮記·郊特牲》曰：“大羅氏，天子之掌鳥獸者也，諸侯貢屬焉。羅氏致鹿與女，而詔客告也，以戒諸侯曰：好田好女者亡其國。”此即誦傳道訓四方之事，特非躬往巡歷耳。所觀新物，亦必反告於王。假令筆之於書，則又當時之外國史也。小行人之職：“若國札喪，則令賻補之；若國凶荒，則令賙委之；若國師役，則令槁禬之；若國有福事，則令慶賀之；若國有禍烖，則令哀弔之；凡此五物者，治其事故，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，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，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，其札喪凶荒戹貧爲一書，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。凡此物者，每國辨異之，以反命於王，以周知天下之故。”亦訓方民觀新物之意也。

    小史之職：“奠繫世，辨昭穆。若有事，則詔王之忌諱。”鄭司農云：“繫、世，謂帝繫、世本之屬是也。小史主定之，瞽矇諷誦之，先王死日爲忌，名爲諱。”瞽矇之職云：“諷誦詩，世奠繫。”杜子春云，“世奠繫，謂帝繫、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。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，昭穆之繫，述其德行；瞽矇主誦詩，并誦世繫，以戒勸人君也。故《國語》曰：教之世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，以休懼其動。”康成謂“諷誦詩。主謂廞作柩謚時也。諷誦王治功之詩以爲謚，世之而定其繫，謂書於世本也。”案如子春及後鄭意，瞽矇所誦，即小史所定，則小史不徒譜其世次而已，必兼述其行事，其説當有所據。何則？繫、世雖經秦火而亡，其體例必相沿勿失。《隋志》家譜、家傳，分爲二門，蓋伊古相沿之例。譜以記世次，傳以詳言行。竊疑《大戴記》之《帝繫姓》，乃古繫、世之遺，《五帝德》則瞽矇所諷誦者也。如康成意，瞽矇所諷誦，初非受諸史官，然讀誄爲大史之職；卿大夫之喪，小史亦賜謚讀誄；則天子諸侯大夫之行事，史官固未嘗不記識之矣。

    誄者，累也，累列其生時之事也。《禮記·檀弓》：“公叔文子卒。其子戌請謚於君。君曰：昔者衛國凶飢，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，是不亦惠乎？昔者衛國有難，夫子以其死衛寡人，不亦貞乎？夫子聽衛國之政，脩其班制，以與四鄰交，衛國之社稷不辱，不亦文乎？故謂夫子貞惠文子。”此累列生平行事之式。《祭統》載衛孔悝之鼎銘曰：“六月丁亥，公假於大廟。公曰：叔舅。乃祖莊叔，左右成公。成公乃命莊叔，隨難於漢陽，即宫於宗周，奔走無射。啓右獻公。獻公乃命成叔，纂乃祖服。乃考文叔，興舊耆欲，作率慶士，躬恤衛國。其勤公家，夙夜不解。民咸曰休哉。公曰：叔舅，予女銘，若纂乃考服。悝拜稽首曰：對揚以辟之。”其累列先代之美，亦與誄之用意同，故《荀子》曰：“銘累繫世，敬傳其名。”《禮論》。繫、世以記統緒，銘、累以詳德善功烈勳勞，此家譜、家傳分編并重之所由來也。

    《楚語》載申叔時之言曰：“教之《春秋》，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，以戒勸其心；教之世，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，以休懼其動；教之《詩》，而爲之導廣顯德，以耀明其志；教之《禮》，使知上下之則；教之《樂》，以疏其穢而鎮其浮；教之令，使訪物官；教之語，使明其德，而知先王之務，用明德於民也；教之故志，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；教之訓典，使知族類，行比義焉。”詳味其辭，則《春秋》重褒善貶惡，世主記君主賢愚，語主傳先世行事，志主記列國興亡。戎夫告武王者志也；孔子詔賓牟賈者語也；其所筆削者《春秋》。《書·無逸》載周公戒成王，備舉殷周列王，所謂教之世者歟？《史記》之本紀、世家、世表、年表，蓋合繫、世及《春秋》而成；而閒傅之以語；傳則本於語及銘誄之屬者也。

    原刊《光華大學半月刊》第三卷第八期，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

    八三毁譽褒貶

    史之權在於褒貶，褒貶即毁譽也。然毁譽之權，實惟風氣淳樸之世，爲能有之。《孝經》曰：“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傷，孝之始也；立身行道，揚名於後世，以顯父母，孝之終也。”《祭義》曰：“亨孰羶薌，嘗而薦之，非孝也，養也。君子之所謂孝也者，國人稱願然曰：幸哉，有子如此，所謂孝也已。衆之本教曰孝，其行曰養。養可能也，敬爲難。敬可能也，安爲難。安可能也，卒爲難。父母既没，慎行其身，不遺父母惡名，可謂能終矣。”《内則》曰：“父母雖没，將爲善，思遺父母令名，必果；將爲不善，思遺父母羞辱，必不果。”其重名也如此，此良史之所以有權也。

    臧孫紇之出也，其人曰：其盟我乎？臧孫曰：無辭。將盟臧氏，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。對曰：盟東門氏也，曰：毋或如東門遂，不聽公命，殺適立庶。盟叔孫氏也，曰：毋或如叔孫僑如，欲廢國常，蕩覆公室。季孫曰：臧孫之罪，皆不及此。孟椒曰：盍以其犯門斬關？季孫用之。乃盟臧氏曰：毋或如臧孫紇，干國之紀，犯門斬關。臧孫聞之，曰：國有人焉。誰居？其孟椒乎！《左氏》襄公二十三年。一盟誓之辭，其不能妄施如此，知輿論之有權，而史官之不敢曲筆，其故亦可思矣。

    則有欲顯其名於史策者，石尚是也。《穀梁》定公十四年。有身爲不義，殁世猶以爲恥，而欲掩之者，寧惠子是也。《左氏》襄公二十年。有恥其先人之惡者，司馬華孫是也。《左氏》文公十五年。魯莊公之如齊觀社也，曹劌諫曰：“君舉必書；書而不法，後嗣何觀？”《左氏》莊公二十三年。齊桓公之欲聽子華也，管仲諫曰：“諸侯之會，其德刑禮義，無國不記。記姦之位，君盟替矣；作而不記，非盛德也。”《左氏》僖公七年。蓋人君之可以名動又如此，此良史之所以有權也。

    然曰作而不記，則當春秋之時，已有掩其實而不書者矣。又有曲筆以亂其實者：《魯春秋》去夫人之姓曰吴，其死曰孟子卒是也。《禮記·坊記》。守死不渝，其人有幾！薰隧之盟，公孫黑與焉，使大史書其名，且曰七子，《左氏》昭公元年。則知史之可以威劫矣。此董狐、《左氏》宣公二年。南史《左氏》襄公二十五年。所由見重於世與？《左氏》文公十八年，襄仲殺惠伯。杜《注》曰：“惠伯死不書者，史畏襄仲，不敢書殺惠伯。”未知有據與，抑以意言之也？

    毁譽雖有懲勸之功，然亦有弊。何者？奇節懿行，惟有人倫之鑒者，爲能知之。若中庸之人，則其所知者，中庸之行而已，是可以貌爲也，是可以襲取也，於是非之無舉，刺之無刺，同流合污之鄉原出焉。古者國小，人民寡，又皆重去其鄉，所謂國人，則今一邑之人耳；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安所逃之？毁譽所加，利害榮辱隨其後，此其懲勸之所以有功。然而嶔奇磊落之士，爲流俗之所不容者，亦不知其凡幾矣。鮑焦之無從容而死，安知其不以是與？

    曾子所謂“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”者，其人則騎款段馬之鄉里善人耳。夫以曾子之至大至剛，易簀之際，猶浩然欲行其心之所安，豈屑爲違道要譽之舉？然而儒生之制行，雖有其真，而不能禁巧僞者之不託其跡。鄉里之士，能知中行之德乎？抑將舍狂狷而取鄉原也？世惟中庸之人，不知有異己之美；亦惟中庸之人，必欲毁異己者使與己同。率一世而惟巧僞之崇，此嶔奇磊落之士所由激而爲矯枉之舉也。魏晉間士之毁棄禮法，殆於有激而然與？以是時鄉原之力方大也。然而其所奬飾者，則可知矣。不然，魏武曷爲求負俗之士哉？

    原刊《光華大學半月刊》第三卷第八期，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

    八四守藏室之史

    《史記·老子列傳》曰：“周守藏室之史也。”又《張丞相列傳》：“秦時爲御史，主柱下方書。”《索隱》曰：“周、秦皆有柱下史，謂御史也。所掌及侍立，恒在殿柱之下，故老聃爲周柱下史，今蒼在秦代，亦居斯職。”案《漢書·百官公卿表》：御史大夫有兩丞：一曰中丞，在殿中蘭臺，掌圖籍祕書。張蒼所居，蓋即此職。《王莽傳》：居攝元年，置柱下五史，秩如御史。聽政事，侍旁，記疏言行。此蓋柱下名官之始。張蒼雖主柱下方書，官未必以柱下名，故《史記》但稱爲御史也。御史職甚親近，老子若居是官，可謂得時則駕，不必隱而著書矣。守藏室之史，當别是一官，不當附會爲柱下史也。

    方書，《漢書注》引如淳曰“方，版也，謂事在版上者”，正圖籍祕書之類。又列或説曰：“主四方文書也。”似近望文生義，而師古是之。《史記索隱》引姚氏亦云：“下云明習天下圖書計籍，主郡上計，則方爲四方文書者是也。”恐未必然。《周官》：凡四方之事書，内史讀之。亦不屬御史。

    《漢書·功臣侯表》：山都貞侯王恬啓，漢五年，爲郎中柱下令。師古曰：“柱下令，今主柱下書史也。”此亦無主書明文，似皆據莽制附會。

    《左氏》僖公二十四年：“晉侯之竪頭須，守藏者也。其出也，竊藏以逃，盡用以求納之。”老子爲之史之守藏室，蓋亦如是，乃藏財賄之地也。

    原刊《光華大學半月刊》第三卷第六期，一九三五年出版

    八五左右史

    《玉藻》：“動則左史書之，言則右史書之。”《注》：“其書，《春秋》、《尚書》其存者。”《疏》：“《春秋》是動作之事，故以《春秋》當左史所書。左陽，陽主動，故記動。《尚書》記言語之事，故以《尚書》當右史所書。右是陰，陰主静故也。《周禮》有五史：有内史、外史、大史、小史、御史。無左史、右史之名者，熊氏云：按《周禮》大史之職云：大師，抱天時，與太師同車；又襄二十五年《傳》曰：大史書曰：崔杼弑其君；是大史記動作之事，在君左廂記事，則大史爲左史也。按《周禮》内史，掌王之八枋。其職云：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，則策命之。僖二十八年《左傳》曰。王命内史叔興父，策命晉侯爲侯伯。是皆言誥之事。是内史所掌，在君之右，故爲右史。是以《酒誥》云：矧大史友内史友。鄭《注》：大史内史，掌記言記行，是内史記言，大史記行也。此論正法。若其有闕，則得交相攝代。故《洛誥》史佚命周公伯禽。服虔《注》文十五年《傳》云：史佚，周成王大史。襄三十年，鄭使大史命伯石爲卿。皆大史主爵命，以内史闕故也。以此言之，若大史有闕，則内史亦攝之。按《覲禮》賜諸公奉篋服，大史是右者，彼亦宣行王命，故居右也。此論正法。若《春秋》之時，則特置左右史官。故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，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。《藝文志》及《六藝論》云：右史記事，左史記言。與此正反，於傳記不合，其義非也。”《左氏序疏》亦曰：“左是陽道，陽氣施生，故令之記動；右是陰道，陰氣安静，故使之記言。《藝文志》稱左史記言，右史記動，誤耳。”《後漢書·荀淑傳》：孫悦，奏所著《申鑒》曰：“古者天子諸侯有事，必告於廟。朝有二史，左史記言，右史記事。事爲《春秋》，言爲《尚書》。”與《藝文志》同。案《周書·史記》：“維正月，王在成周。昧爽，召三公左史戎夫曰：今夕朕寤，遂事驚予。乃取遂事之要戒，俾戎夫主之，朔望以聞。”下文歷述皮氏、華氏等所以亡，蓋皆《春秋》之記。此左史記動，《春秋》爲其書之徵。《禮記·祭統》：“古者明君，爵有德而禄有功，必賜爵禄於大廟，示不敢專也。故祭之日，一獻，君降，立於阼階之南，南鄉。所命者北面。史由君右，執策命之。再拜稽首受書以歸，而舍奠於其廟。”此右史記言，《尚書》爲其書之徵也。史官之職，原出明堂，蓋朝夕侍王。其後典籍日多，主其事者，出外别爲一官，是爲大史氏。其居中者，則别之曰内史。然亦多不别者。蓋屬官之所爲，皆得統於其長；且列國容有不别者也。《疏》以爲“相攝代”，恐非。

    曷言乎史官之職，原出明堂也？案《禮運》曰：“宗祝在廟，三公在朝，三老在學。王前巫而後史；卜筮瞽侑，皆在左右。王中心無爲也，以守至正。”此所述者，蓋王居明堂之禮。《大戴記·保傅》曰：“明堂之位曰：篤仁而好學，多聞而道慎，天子疑則問，應而不窮者，謂之道。道者，導天子以道者也，常立於前，是周公也。誠立而敢斷，輔善而相義者，謂之充。充者，充天子之志者也，常立於左，是太公也。潔廉而切直，匡過而諫邪者，謂之弼。弼者，弼天子之過者也，常立於右，是召公也。博聞而强記，接給而善對者，謂之承。承者，承天子之遺忘者也，常立於後，是史佚也。”承即所謂後史。合前後左右言之，則所謂四輔也，《内則》養老有惇史，養老亦明堂中事。皆史官原出明堂之證。

    曷言乎典籍日多，掌其事者遂别居於外也？史官爲典籍之府，見於古書者甚多。《左氏》昭公二年，韓宣子適魯，“觀書於大史氏”，此大史蓋以官爲氏者。襄公二十三年，“將盟臧氏，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。”外史，《左氏序疏》謂以其居於外而名之，固近於鑿。然亦必不在殿内。昭公十五年，王謂籍談曰：“昔而高祖孫伯黶，司晉之典籍，以爲大政，故曰籍氏。及辛有之二子董之，晉於是乎有董史。女，司典之後也，何故忘之？”蓋典籍之司，成爲專職久矣。此終古、向摯、屠黍之流，所以能載圖法以出亡；見《吕氏春秋·先識覽》。屠黍事亦見《説苑·權謀》，作屠餘。而王子朝之敗，亦奉周之典籍以奔楚也。《左氏》昭公二十六年。《周官》大史，“大遷國，抱法以前。”所謂法者，蓋所該甚廣，鄭《注》偏舉司空營國之法以當之，固矣！

    《左氏序疏》曰：“《周禮》諸史，雖皆掌書，仍不知所記《春秋》，定是何史。蓋天子則内史主之，外史佐之。諸侯蓋亦不異。但春秋之時，不能依禮。諸侯史官，多有廢闕。或不置内史，其策命之事，多是大史，則大史主之，小史佐之。劉炫以爲《尚書》周公封康叔，戒之《酒誥》。其《經》曰：大史友，内史友。如彼言之，似諸侯有大史内史矣。但徧檢記傳，諸侯無内史之文。何則？《周禮》内史職曰：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，則策命之。僖二十八年《傳》。説襄王使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，是天子命臣，内史掌之。襄三十年《傳》，稱鄭使大史命伯石爲卿，是諸侯命臣，大史掌之。諸侯大史，當天子内史之職，以諸侯兼官，無内史故也。鄭公孫黑强與薰隧之盟，使大史書其名；齊大史書崔杼弑其君；晉大史書趙盾弑其君；是知諸侯大史主記事也。南史聞大史盡死，執簡以往，明南史是佐大史者，當是小史也。若然，襄二十三年《傳》，稱季孫召外史掌惡臣，言外史，則似有内史矣。必言諸侯無内史者，閔二年《傳》，稱史華龍滑與禮孔曰：我大史也；文十八年《傳》，稱魯有大史克；哀十四年《傳》，稱齊有大史子餘；諸國皆言大史，安得有内史也？季孫召外史者，蓋史官身居在外，季孫從内召之，故曰外史。猶史居在南，謂之南史耳。南史、外史，非官名也。”案《酒誥》已有内史之名，知大史内史，分立甚早。其徧檢記傳，諸侯無内史之名者，以屬官所爲，皆可統於其長。齊大史既死，南史執簡以往，則知掌史職者非一家；昭十五年《疏》引《世本》云：“黶生司空頡，頡生南里叔子，子生叔正官伯，伯生司徒公，公生曲沃正少襄，襄生司功大伯，伯生候季子，子生籍游，游生談，談生秦。”以其官名觀之，自頡以下，蓋無復司典籍者，而辛有之後董之。蓋世官之制漸替，主一事者，多非一氏矣。辛有，見僖二十二年。杜《注》云：“董狐其後。”董狐見宣二年，上距平王東遷百六十餘年矣，則辛有之二子世其官亦百有餘年。季氏專召外史之掌惡臣，則知一家之中，尚有分曹治事者；典籍繁而故事衆，勢固不得不然也。《王制》曰：“大史典禮，執簡記，奉諱惡。”以《周官》之文稽之，奉諱惡當屬小史，而《王制》并屬諸大史，亦以屬官所爲，統於其長也。華龍、禮孔之自稱，諸侯命臣之稱大史，蓋亦如此。正不必鑿言諸侯兼官無内史也。又《左氏》所載公孫黑等事，正大史執簡記之證，云不知《春秋》定自何史，亦似非。

    《左序疏》又曰：“《藝文志》云：古之王者，世有史官，君舉必書，所以慎言行，昭法戒。左史記言，右史記事，事爲《春秋》，言爲《尚書》，帝王靡不同之。《禮記·玉藻》云：動則左史書之，言則右史書之。雖左右所記，二文相反，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。《周禮》無左右之名，得稱左右者，直是時君之意，處之左右，則史掌之事，因爲立名。故《傳》有左史倚相，掌記左事，謂之左史；左右非史官之名也。”案《周官》六國時書，不能以説古制。疏家附會，殊不足信。倚相能讀《三墳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丘》，蓋其所主，實與戎夫相類，正見其一脈相承也。

    言爲《尚書》，事爲《春秋》，班、鄭説同。《玉藻疏》云：“《春秋》雖有言，因動而言，其言少也。《尚書》雖有動，因言而稱動，亦動爲少也。”案《春秋》文體，見於《公羊》莊公七年及《禮記·坊記》者，皆與今《春秋》同。蓋孔子脩《春秋》，雖别有其義，而其文字體裁，一仍舊貫，所謂其文則史也。《四庫書目提要》云：“晉史之書趙盾，齊史之書崔杼及寧殖，所謂載在諸侯之籍者，其文體皆與經合。”可爲因仍舊貫之證。又云：“墨子稱《周春秋》載杜伯，《燕春秋》載莊子儀，《宋春秋》載??觀辜，《齊春秋》載王里、國中里，覈其文體，皆與《傳》合。”則非《春秋》文體之朔，蓋其初必如今之《春秋》者，乃謂之《春秋》；其後則凡記事之書，皆以《春秋》名之耳。《左氏》本非《春秋》之傳。《史記·十二諸侯年表》，稱爲《左氏春秋》。吕不韋之書，多記前人行事，國家典故；今所謂《晏子春秋》者，專記晏子言行，亦皆以《春秋》名，正以此也。然則《春秋》之朔，似不容兼有記言之文。《疏》云“因動而言”，似未審諦。至謂《尚書》因言稱動，而動爲少，説自不誤。蓋記事之史，體至簡嚴，而記言者不容不略著其事，以明其言之所由發，亦自古已然也。

    《曲禮》曰：“天子建天官，先六大：曰大宰、大宗、大史、大祝、大士、大卜，典司六典。”大宰等官，必不容略無僚屬，大史何獨不然。此亦諸史當屬大史，而古書所述大史之職，不必皆其所躬親之一證也。

    原刊《光華大學半月刊》第三卷第七期，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

    八六夫人選老大夫爲傅

    《公羊》襄公三十年，“宋災，伯姬存焉。有司復曰：火至矣，請出。伯姬曰：不可。吾聞之也，婦人夜出，不見傅、母不下堂。傅至矣，母未至也，逮乎火而死。”《注》：“禮：后夫人必有傅、母，所以輔正其行，衛其身也。選老大夫爲傅，選老大夫妻爲母。”《詩·南山疏》云：“《内則》云：女子十年不出，傅姆教之執麻枲，治絲繭，則傅是姆類，亦當以婦人老者爲之矣。何休云：選老大夫爲傅，大夫妻爲姆，以男子爲傅，書傳未有云焉。且大夫之妻，當自處家，無由從女而嫁，使夫人動則待之。何休之言，非禮意也。”案今《内則》但云“女子十年不出，姆教婉娩聽從，執麻枲，治絲繭”，無傅字。《詩疏》之云，未知何據。《曾子問》：孔子曰：“古者男子，外有傅，内有慈母。”所謂慈母者，《内則》言人君養子之禮曰：“異爲孺子室於宫中。擇於諸母與可者，必求其寬裕慈惠，温良恭敬，慎而寡言者，使爲子師；其次爲慈母；其次爲保母；皆居子室。”此與大師、大傅、大保相當。師、保皆内外名同，傅獨變言慈者，《郊特牲》：“夫也者，夫也；夫也者，以知帥人者也。”《注》：“夫或爲傅。”則傅之義屬於丈夫，不可以名婦人，故變傅言慈也。《内則》言“十年出就外傅”，意謂傅在外，非謂内又有傅也。然則以婦人爲傅，則書傳未有云焉爾。《詩疏》誤記《記》文，因生曲説，不亦繆乎？

    《穀梁》説伯姬之事曰：“伯姬之舍失火。左右曰：夫人少避火乎？伯姬曰：婦人之義，傅母不在，宵不下堂。左右又曰：夫人少避火乎？伯姬曰：婦人之義，保母不在，宵不下堂。遂逮乎火而死。”《列女·貞順傳》曰：“左右曰：夫人少避火。伯姬曰：婦人之義，保、傅不俱，夜不下堂，待保、傅來也。保母至矣，傅母未至也。左右又曰：夫人少避火。伯姬曰：婦人之義，傅母不至，夜不下堂。遂逮於火而死。”并以傅爲婦人。足徵《穀梁》之晚出。《漢書·外戚恩澤侯表》：扶平侯王崇，爲傅婢所毒薨。《王商傳》：耿定上書，言商與父傅通。師古曰：“傅，謂傅婢也。”蓋漢時始有以傅稱婢者。乃稱男子之爲傅者曰傅父，以與之相對。《張騫傳》言烏孫昆莫有傅父是也。《武帝本紀》：建元三年，“濟川王明坐殺太傅、中傅，廢遷防陵。”應劭曰：“中傅，宦者也。”亦不必非傅婢矣。然貴婦人仍有男子爲之侍從。審食其、周信爲吕后舍人是也。皆見《漢書·高惠高后文功臣表》。《東方朔傳》：昭平君醉殺主傅。《注》引如淳曰：“禮有傅姆。説者又曰：傅者，老大夫也。漢使中行説傅翁主也。”又説引漢事以證古義，足見其事之未絶。《公羊》僖公十年云：“卓子者，驪姬之子也，荀息傅焉。”又云：“申生者，里克傅之。”成公十五年云：“叔仲惠伯，傅子赤者也。”《文王世子》云：“立大傅、少傅以養之。大傅在前，少傅在後。入則有保，出則有師。”然則師不共處於燕息之時，保不相隨於動作之際，惟傅則出入常偕。故其禍福之相關，亦最切也。

    《内則》云：“國君世子生，卜士之妻，大夫之妾，使食子。”此即《公羊》昭公三十一年所謂“君幼，大夫之妾，士之妻，以子入養”者，所謂食母也。《内則》云：“大夫之子有食母，士之妻自養其子。”蓋國君世子，食母之外，又有師、慈、保三母，大夫之子，徒有食母，士則并食母而無之，等級分明。然則君夫人有傅、保，亦固其所。《葛覃》之詩曰：“言告師氏。”則后夫人亦有師也。伯姬不待師者，師道之教訓，非附隨之保其身體者，故動不待之也。夫人出必與傅、母俱，而傅以男子爲之，亦猶后世貴家女出，兼有男女僕從耳，其無足怪。

    古周禮説，以大師、大傅、大保爲三公，坐而論道。此乃誤竊《考工記》“坐而論道，謂之王公”之文。其實彼言王者謂天子，公者謂諸侯，皆非謂人臣也。三大、三少，據《大戴記·保傅》，則東宫官耳。故《記》言“太子既冠成人”，則“免於保傅之嚴”也。然《大戴記》言天子亦有三公者，幼而師焉、傅焉、保焉，及長，猶以舊恩而不去側，夫固事理所可有。抑三大、三少，實侍從之臣，不應太子有之，而天子無之也。然則夫人之有師、傅、保，亦不足怪也。《大戴記》曰：三大，“三公之職也。”三少，“皆上大夫也。”則選老大夫爲傅，選老大夫妻爲母，於法正合。而曰男子不可爲傅，古之媵，不亦兼有臣妾歟？又曰大夫妻當自處家，然則國君世子之三母，皆無家之婦人歟？

    食母即乳母，見《内則》及《禮經·喪服》鄭《注》。又《士昏禮注》曰：“姆，婦人年五十無子，出而不復嫁，能以婦道教人者，若今時乳母矣。”其實此正何君所謂老大夫妻，乃師保之倫，非食母也。《内則》曰：“食子者三年而出。”蓋其職徒在食之，故子能食食則去，非如三母，日輔正其行而衛其身也。褚先生補《滑稽列傳》曰：武帝少時，東武侯母常養帝。帝壯時，號之曰大乳母。曰養則非徒食之，然亦號曰乳母，蓋人君養子之禮久廢，雖太子亦徒有食母也。無怪鄭玄之不辨三慈矣。

    《禮經·喪服齊衰章》：“慈母如母。”“《傳》曰：慈母者何也？《傳》曰：妾之無子者，妾子之無母者，父命妾曰：女以爲子。命子曰：女以爲母。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，如母，死則喪之三年，如母，貴父之命也。”《注》曰：“此主謂大夫、士之妾，妾子之無母，父命爲母子者。”《小功章》：“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。”“《傳》曰：君子子者，貴人之子也。爲庶母何以小功也？以慈己加也。”《注》引《内則》三母及大夫之子有食母。又曰：“其可者賤於諸母，謂傅、姆之屬也。其不慈己，則緦可矣。不言師、保，慈母居中，服之可知也。”《曾子問》：“子游問曰：喪慈母如母，禮與？孔子曰：非禮也。古者男子外有傅，内有慈母，君命所使教子也，何服之有？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，有慈母良。及其死也，公弗忍也，欲喪之。有司以聞曰：古之禮，慈母無服。今也君爲之服，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。若終行之，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，無乃不可乎？公曰：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。公弗忍也，遂練冠以喪慈母。喪慈母，自魯昭公始也。”《注》謂：“禮所云者，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。”“子游意以爲國君亦當然。”孔子“言無服，此指謂國君之子也”。魯有司曰古之禮慈母無服，“據國君也。”《南史·儒林·司馬筠傳》載梁武帝之説，謂子游所問，是師、保之慈，非三年、小功之慈，“鄭玄不辨三慈，混爲訓釋”，“後人致謬，實此之由”，其説是也。《曾子問》此節，自“何服之有”以上，爲孔子之言。“昔者魯昭公”以下，别爲一事，而記者類記之。《疏》謂孔子引昭公之事以答子游者，誤也。昭公與孔子同時，喪慈母果始昭公，子游無緣不知其非禮而有待於問。子游之問，蓋自爲當時有喪師、保之慈者而發。昭公所喪，自爲三年、小功之慈。鄭《注》以昭公三十乃喪齊歸，謂此非昭公，王肅《家語》遂億改爲孝公，作僞伎倆，真堪發噱。古人著述，輕事重言，記者之辭，誠未必不誤，然《左氏》妄取《國語》，以爲編年，又安見所言之必可信邪？梁武帝謂“三母義同師、保，師、保無服，故此慈亦無服。又此三母，非謂擇取兄弟之母。若是兄弟之母，先有子者，則是長妾，長妾之禮，實有殊加，何容次妾生子，退成保母？又多兄弟之人，於義或可，若始生之子，便應三母俱闕邪？”其言殊爲允當。亦足見何君選於老大夫、老大夫妻之説之確也。《喪服小記》曰：“爲慈母後者，爲庶母可也，爲庶祖母可也。”此亦喪服三年之慈。擇及庶祖母，則其年之長可知。蓋古於教養之責，必付諸老成者，内外皆然也。亦選於老大夫、老大夫妻之一旁證也。

    《左氏》説宋伯姬事曰：“宋伯姬卒，待姆也。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。女待人，婦義事者也。”亦可見女子之傅、母，即男子保、傅之倫。女待人，婦義事，猶言成人則免於保、傅之嚴耳。《列女·母儀·魯季敬姜傳》曰：“仲尼曰：女知莫如婦，男知莫如夫。”亦此義。

    《左氏》哀公二十三年，“宋景曹卒。季康子使冉有弔，且送葬。曰：以肥之得備彌甥也，有不腆先人之産馬，使求薦諸夫人之宰，其可以稱旌繁乎？”此夫人之宰，亦必男子爲之。

    原刊《文哲》創刊號，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出版

    八七以夷隸守王門

    《周官》師氏，“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。”《注》曰：“游，無官司者。”蓋古使年長者任政，年少者執兵也。師氏之職，“凡祭祀、賓客、會同、喪紀、軍旅，王舉則從。聽治亦如之。使其屬帥四夷之隸，各以其兵、服守王之門外，且蹕。朝在野外，則守内列。”此實王最切近之護兵，而以四夷之隸充之者，古同族人不甚肯相殘，夷隸則於吾族之人無所愛，且除豢養之者無所依，故肯爲之致死。執其兵，服其服，已足震懾本族人矣。此暴君之所以喜用之歟，可以覘世變矣！

    漢司隸校尉，《漢書·百官公卿表》曰“周官”。此後來之説，武帝時《周官》未行，未必有取焉也。然亦必有所承，疑以徒隸壓伏良人，春秋、戰國時，各國多有此習。

    八八車服

    《坊記》曰：“君不與同姓同車，與異姓同車不同服。”《韓非子·外儲説右下》亦云。案《左氏》定公五年曰：“（楚昭）王之在隨也，子西爲王輿服，以保路，國於脾洩。聞王所在，而後從王。”此車服不可混淆之一證也。此習蓋原於行軍校獵之際。師之耳目，在於旗鼓，車服等亦猶之旗鼓也。乾時之戰，“秦子、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，是以皆止。”莊公九年。熒澤之戰，“衛侯不去其旗，是以甚敗。”閔公二年。邲之戰，“王見右廣，將從之乘。屈蕩户之，曰：君以此始，亦必以終。”宣公十二年。鄢陵之戰，“郤至三遇楚子之卒，見楚子必下，免胄而趨風。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，曰：方事之殷也，有韎韋之跗注，君子也。識見不穀而趨，無乃傷乎？”成公十六年。郤至見客，免胄承命。案哀公十六年，楚白公之亂，“葉公亦至，及北門。或遇之，曰：君胡不胄？國人望君，如望慈父母焉。盜賊之矢若傷君，是絶民望也。若之何不胄？乃胄而進。又遇一人曰：君胡胄？國人望君，如望歲焉。日日以幾，若見君面，是得艾也。民知不死，其亦夫有奮心，猶將旌君以徇於國；而又掩面以絶民望，不亦甚乎？乃免胄而進。”胄者面不可見，此亦軍行時惟以車服等爲别之故也。旌君以徇於國，與鄭莊伐許，潁考叔取蝥弧以先登意同，見隱公十一年。皆是物也。古一姓之興，必易服色，殊徽號，亦以此。

    八九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

    《左氏》宣公元年：“會於平州，以定公位。”杜《注》云：“篡立者，諸侯既與之會，則不得復討。臣子殺之，與弑君同。故公與齊會而位定。”成公十六年：“曹人請於晉曰：自我先君宣公即世，國人曰：若之何憂猶未弭，而又討我寡君？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，是大泯曹也。先君無乃有罪乎？若有罪，則君列諸會矣。君惟不遺德刑，以伯諸侯，豈獨遺諸敝邑？敢私布之。”《注》云：“諸侯雖有篡弑之罪，侯伯已與之會，則不復討。前年會於戚，曹伯在列，盟畢乃執之；故曹人以爲無罪。”《疏》云：“春秋之世，王政不行，賞罰之柄，不在天子。弑君取國，爲罪雖大，若已列於諸侯會者，則不復討也。其有臣子殺之，即與弑君無異，未必禮法當然，要其時俗如是。”見隱四年衛人殺州吁於濮。一似當時列國之間，有共認之法者，其實不然也。襄仲之殺惡及視而立宣公，本得請於齊而後爲之。齊大且近，故魯人不能討。至晉之於曹，則身爲伯主，列諸會而又討之，近於狐埋狐搰，故曹人以爲言。若會曹者爲他國，未必能引爲口實也。衛州吁欲求寵於諸侯，以和其民，使請伐鄭於宋。杜《注》亦云：“諸篡立者，諸侯既與之會，則不復討，故欲求此寵。”然是役也，宋既以欲除公子馮而許之矣。陳、蔡方睦於衛，故有宋公、陳侯、蔡人、衛人伐鄭之舉。“秋，諸侯復伐鄭。宋公使來乞師，公辭之。羽父請以師會之，公弗許，固請而行。”則是時近衛之國，既皆附和之矣。使求寵於諸侯而果可以定其位如魯宣公者，州吁其將遂成。而《左氏》又云：“州吁未能和其民，厚問定君於石子，石子曰：王覲爲可。曰：何以得覲？曰：陳桓公方有寵於王，陳、衛方睦，若朝陳使請，必可得也。厚從州吁如陳。石碏使告於陳曰：衛國褊小，老夫耄矣，無能爲也。此二人者，實弑寡君，敢即圖之。陳人執之，而請涖於衛。”二人遂皆見殺。然則以號稱方睦、摟之以伐鄭之國，旋即從其大夫之請而討之，所謂與之會則不復討者安在？《左氏》又載衆仲之言曰：“夫州吁，阻兵而安忍。弑其君而虐用其民，不務令德，而欲以亂成。”則所謂求寵於諸侯者，特欲藉與國之衆多，以立威於國内耳。阻兵者負實力，求寵者炫虚聲，所謂以和其民者，乃正欲免國内之討，而豈所懼於諸侯也？故杜氏之説，不徒非《春秋》之義，古代列國之禮法；抑并非當時之俗，《左氏》之意也。

    石碏謂“王覲爲可”，而石厚問“何以得覲”，似篡弑之徒，得他國之承認頗難者。然昭公二十年：“齊侯使公孫青聘於衛。既出，聞衛亂，使請所聘。公曰：猶在竟内，則衛君也。乃將事焉。”則失國之君，爲諸侯所不認；而篡國者爲其所認，亦極易事耳。要之篡弑之徒，除非國中之臣子力能討之，或國外之諸侯力能征之，否則晏然竊據其位者多矣。諸侯既不能討之，豈能終不與之交涉？所謂列於會而後定，一若列國間有公法存焉者，固子虚烏有之談也。

    九〇釋“興滅國，繼絶世”

    興滅國，繼絶世，此古貴族相扶持相救恤之道也。古之人有行之者：子越椒之亡也，箴尹克黄使於齊，歸復命，而自拘於司敗。楚莊王曰：“子文無後，何以勸善？使復其所，改命曰生。”《左氏》宣公四年。其後平王殺鬥成，然滅養氏之族，亦使鬥辛居鄖。《左氏》昭公十四年。衛人討寧氏之黨，石惡出奔晉，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，《左氏》曰禮也。《左氏》襄公二十八年。此皆行諸國内者也。其行諸國外者：楚莊王縣陳，以申叔時之言而復之。《左氏》宣公十一年。其後靈王滅陳、蔡，又遷許、胡、沈、道、房、申，平王即位，亦皆復之。《左氏》昭公十三年。王又使然丹誘殺戎蠻子嘉，遂取蠻氏，既而復立其子。昭公十六年。晉之滅偪陽，亦使周内史選其族嗣，納諸霍人。襄公十年。雖魯僖公猶能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，僖公二十二年。而齊桓公存三亡國，以屬諸侯，《左氏》僖公十九年。宋司馬子魚之言。不必論矣。《樂記》：孔子告賓牟賈稱牧野之語曰：“武王克殷反商，未及下車，而封黄帝之後於薊，封帝堯之後於祝，帝舜之後於陳；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，投殷之後於宋。”古之人之所稱美者，固專在於是。《管子·霸言》：“夫明王之爲天下正理也，按强助弱，圉暴止貪，存亡定危，繼絶世。此天下之所載也，諸侯之所與也，百姓之所利也，是故天下王之。”蓋治人者，不能食力，恒藉庶民輸租税以養之。亡國敗家，則生無以爲養，而祭祀不能備禮，故子文泣言“鬼猶求食，若敖氏之鬼，不其餒而！”《左氏》宣公四年。紀季以酅入於齊，請復五廟以存姑姊妹。《公羊》莊公三年。而臧武仲之以防求爲後於魯，曰：“紇之罪不及不祀”也。《左氏》襄公二十三年。夫興滅國，繼絶世，非甚難之事也。雖强暴之國，猶有能行之者。《史記·秦本紀》：莊襄王元年，“東周君與諸侯謀秦，秦使相國吕不韋誅之，盡入其國。秦不絶其祀，以陽人地賜周君，奉其祭祀。”周在是時，久夷於列國矣，無所謂共主也。孟子曰：“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，其失天下也以不仁。”是時周雖尚存，特列國之一耳，久不能號令天下，即不能謂之王矣。古之所謂國者，與後世不同。後世所謂國，乃一國之民共食息生長之地，古者則君若貴戚，據其土，奴其民，强其出租税以奉己者爾。亡國敗家，在衣租食税者，則流離失所，人民固無與也。故以今所謂愛國主義繩古人，乃大繆也。今世所謂國家之興亡者，乃民族之興亡耳。然古者夷蠻戎狄其於中國風俗之異，猶未若今世古民族相去之遠也。故古雖言攘夷狄亦不甚激。然則視滅國爲不義者，亦謂奪人之土地人民，使其生無以爲養，而祭祀亦不能備禮耳。若秦之於周，齊之於紀，其於貴族相扶持相救恤之道，未有虧也。然而其事有難言者，蓋奪人之國、滅人之家，真由伐罪弔民者少，其實皆利其土地人民耳。既利其土地人民，而仍以封其族嗣，或以與吾有功之人，《左氏》襄公十年：“晉荀偃、士匄請伐偪陽，而封宋向戌焉。逼陽既滅，以與向戌。向戌辭曰：君若猶辱鎮撫宋國，而以偪陽光啓寡君，羣臣安矣，其何貺如之？若專賜臣，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，其何罪大焉？敢以死請。乃予宋公。”蓋君臣之間，亦不能無争奪矣。争城争地者何利焉？故興滅繼絶之事，雖若史不絶書，實則其事殊罕，是以傳爲美談。而其所興所繼者，亦終不可以久也，此封建之所由廢也。

    次於興滅繼絶而爲貴族間相扶持相救恤之義者，則爲不臣寓公。《禮記·郊特牲》曰：“諸侯不臣寓公，故古者寓公不繼世。”《公羊》桓公七年：“夏，穀伯綏來朝，鄧侯吾離來朝，皆何以名？失地之君也。其稱侯朝何？貴者無後，待之以初也。”《穀梁》義同。何君云：“穀鄧本與魯同，貴爲諸侯；今失爵亡土，來朝託寄也，義不可卑；故明當待之如初，所謂故舊不遺，則民不偷。無後者，施於所奔國也。獨妻得配夫，衣食於公家，子孫當受田而耕故云爾。”春秋之時，弑君三十六，亡國五十二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，不可勝數。欲一一錫之土田，勢不可得，故禄之，尊禮之止於其身也。然而并此亦有不可得者，宋昭公之將見殺也，蕩意諸曰：“盍適諸侯。”公曰：“且既爲人君，而又爲人臣，不如死。”《左氏》文公十六年。楚靈王之辱於乾溪也，右尹子革曰：“若亡於諸侯，以聽大國之圖君也。”王曰：“大福不再，只取辱焉。”昭公十三年。則當時諸侯能以寓公之禮待失地之君者，蓋少矣。甚至有不能存其身，如魯之於子糾者，《穀梁》莊公二十九年：“九月，齊人取子糾，殺之。外不言取，言取，病内也。取，易辭也，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。十室之邑，可以逃難；百室之邑，可以隱死；以千乘之魯，而不能存子糾，以公爲病矣。”成吉思汗之逃泰赤兀也，隱於……被鸇毆叢草猶能覆之。此貴族之所以日夷爲皂隸也。

    《孟子》：“萬章曰：士之不託諸侯，何也？孟子曰：不敢也。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，禮也；士之託於諸侯，非禮也。萬章曰：君饋之粟，則受之乎？曰：受之。受之，何義也？曰：君之於氓也，固周之。曰：周之則受，賜之則不受，何也？曰：不敢也。曰：敢問其不敢，何也？曰？抱關擊柝者，皆有常職以食於上；無常職而賜於上者，以爲不恭也。”《萬章下》。又，“陳子曰：古之君子，何如則仕？孟子曰：所就三，所去三。迎之致敬以有禮，言將行其言也，則就之；禮貌未衰，言弗行也，則去之。其次，雖未行其言也，迎之致敬以有禮，則就之；禮貌衰，則去之。其下，朝不食，夕不食，飢餓不能出門户，君聞之曰：吾大者不能行其道，又不能從其言也，使飢餓於我土地，吾恥之。周之，亦可受也，免死而已矣。”《告子下》。觀此知窮而可以寄食於人者，惟諸侯大夫爲然，士則非任事無以得食，故曰：興滅繼絶，不臣寓公，皆古者貴族相扶持相救恤之道也。古貴族失守封土，亦有託於大夫者。如子鮮託於木門是也，見《左氏》襄公二十七年。

    古之所謂亡國者與後世異。後世所謂亡國，指喪其主權言之；古則專指有國之君能否奉其祭祀，故苟有片土焉以畀之，則雖盡喪其主權，自古人言之，猶可謂之不亡也。《尚書大傳》曰：“古者諸侯始受封，則有寀地，百里諸侯以三十里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。其後子孫雖有罪黜，其寀地不黜，使其子孫賢者守之，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，此之謂興滅國繼絶世。”蓋自君國子民之義言之，周至於盡入其國，秦亦既蕩焉無存矣。然自奉其祭祀之義言之，則有陽人一邑，猶不可謂之滅亡，故曰秦之所爲，於興滅國繼絶世之義無虧也。許、胡、沈、道、房、申在楚靈王時，其地已盡爲楚所奪，然不曰亡而曰遷，以其祭祀未絶，故平王之復之，亦曰復而不曰封也。不寧惟是，昭公十八年，“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：許於鄭，仇敵也，而居楚地，以不禮於鄭。晉鄭方睦，鄭若伐許，而晉助之，楚喪地矣。君盍遷許？冬，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”。然則許雖復國，仍居楚地，其去靈王時亦一間耳。哀公元年：“楚子、陳侯、隨侯、許男圍蔡。”杜預《左氏注》曰：“定六年鄭滅許，此復見者，蓋楚封之。”案此亦或如秦之於周，滅其國，仍賜之以寀地，不必其爲復封也。

    人臣出亡，亦有受封於他國者：如吴掩余、燭庸奔楚，楚子大封而定其徙是也。《左氏》昭公三十年。然其能得此於異國者，蓋視亡國之君爲尤寡。

    晉人之滅虞也，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，而脩虞祀，且歸其職貢於王。《左氏》僖公五年。此則徒徼福於鬼神，免天子之誅責，而失興滅繼絶之義矣。

    九一古者君臣之義上

    古者君臣之義，蓋嘗數變矣。其初也，君之於其臣，猶賃庸而使之也。《禮記·表記》曰：“子言之：事君先資其言，拜自獻其身，以成其信。是故君有責於其臣，臣有死於其言。故其受禄不誣，其受罪益寡。”又曰：“子曰：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，小言入則望小利，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禄，不以大言受小禄。”《燕義》曰：“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，君必報之以爵禄。”皆斤斤於功勞酬賞之間。而《少儀》曰：“事君者，量而後入，不入而後量。凡乞假於人，爲人從事者亦然。”更明以賃庸之道言之。蓋所謂臣者，其初皆拔自賤族，王者不臣妻之父母，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，天子不純臣諸侯，諸侯不臣寓公，可見君權未張之時，所臣者實皆賤族。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，已爲後起之事矣。原不過乞假從事之流。其後關係日深，恩意周浹，一如家人；而君之與臣，又或意氣相得，乃以父子、朋友之道，推而行之。至此，則賃庸之意稍變矣，然猶私而非公。又其後，君與臣，同以社稷爲重，臣非復其君之私昵；君之畜臣，亦不以使令奔走，圖己身之便安爲事，君與臣，乃成爲一國之公僕。事雖未必能如此，而義理則如此。而君臣之義，迥非其故矣。

    古者羣道未備，人與人之關係，限於親族之中；其出於親族之外者，乃亦以是推之。北族好畜義兒，而遼、金與中國和親，不曰兄弟，則曰伯叔父，其故即由於此。臣之始，服役於君之家；其事君，當如子之事父，此理之自然者也。臣之受令於君，既猶乞假，自必斤斤於酬賞；然又有不敢私有其財之義，即由以父子之道推之。《坊記》：“父母在，不敢有其身，不敢私其財也。故天子四海之内，無客禮，莫敢爲主焉。故君適其臣，升自阼階，即位於堂，示民不敢有其室也。”亦見《郊特牲》。《燕義》曰：“君席阼階之上，居主位也。”兩兩比況，最爲明白。《内則》曰：“子婦無私貨，無私畜，無私器，不敢私假，不敢私與。婦或賜之飲食、衣服、布帛、佩帨、茝蘭，則受而獻諸舅姑。舅姑受之則喜，如新受賜。若反賜之，則辭，不得命，如更受賜，藏以待之。婦若有私親兄弟，將與之，則必復請其故賜，而後與之。”《儀禮·聘禮》：“君使宰賜使者幣。”鄭《注》即援是以爲言，其説是也。《曲禮下》曰：“大夫私行，出疆必請，反必有獻。”又曰：“士私行，出疆必請，反必告。”《疏》曰：“出與大夫同，還與大夫異，士德劣，故不必有獻。”此言殊含糊。《曲禮》又曰：“士有獻於國君，他日，君問之曰：安取彼？再拜稽首而後對。”《疏》曰：“須問者，士卑德薄，嫌其無有也。”此即不必有獻之故。蓋即“婦或賜之，獻諸舅姑”之義。“定公從季孫假馬，孔子曰：君之於臣，有取無假。”《公羊》定公八年《解詁》。蓋即子婦無私畜之義。《左氏》成公十七年：卻至曰：“受君之禄，是以聚黨；有黨而争命，罪孰大焉？”襄公二十六年：“孫林父以戚如晉。”《左氏》譏之曰：“臣之禄，君實有之。義則進，否則奉身而退。專禄以周旋，戮也。”《論語·憲問》：“子曰：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，雖曰不要君，吾不信也。”皆自此義推之也，然而賃庸之本志荒矣。

    朋友之間，所惡者，無信也。而君與臣之間，亦最貴信，即由以朋友之道推之也。荀息之對晉獻公曰：“使死者反生，生者不愧乎其言，則可謂信矣。”《公羊》美其不食言。《左氏》亦曰：“君子曰：《詩》所謂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；斯言之玷，不可爲也，荀息有焉。”僖公九年、十年。解揚之對楚莊王也，曰：“君能制命爲義，臣能承命爲信，信載義而行之爲利。義無二信，信無二命，受命以出，有死無霣，又可賂乎？臣之許君，以成命也；死而成命，臣之禄也。寡君有信臣，下臣獲考，死又何求？”《左氏》宣公十五年。皆所謂以死其言者也。荀息、解揚之於其君！亦猶羊角哀、左伯桃之於其友，劉孝標《廣絶交論注》引《烈士傳》。而程嬰、公孫杵臼，則二者兼之者也。《史記·趙世家》。朋友之間，意氣固有厚薄，君臣之間亦然，豫讓國士衆人之論是也。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。“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吴師，及之，斃一人。又及，又斃二人。止其御曰：朝不坐，燕不與，殺三人，亦足以反命矣。”《禮記·檀弓下》。亦豫讓之志也。

    人之秉彝，無時而或泯者也。戰勝之族，初克戰敗之族，蓋亦嘗視之如土苴矣。觀夏后氏用貢法，最可見之。其後彼此之關係稍深，戰勝之族之天良，亦稍以發見，則君與民之利害稍相同，馴至民所恃以生之社稷，君亦與爲存亡焉。《曲禮》曰：“國君去其國，止之曰：奈何去社稷也？大夫曰：奈何去宗廟也？士曰：奈何去墳墓也？”又曰：“國君死社稷，大夫死衆，士死制。”《禮運》亦曰：“國有患，君死社稷謂之義，大夫死宗廟謂之變。”《公羊》曰：“國滅，君死之，正也。”襄公六年。又莊公十三年《解詁》曰：“諸侯死國不死邑。”蓋二者久合爲一體矣。人臣至此，亦不復以君之私暱自居。齊莊公之見弑也，晏子曰：“君民者，豈以陵民？社稷是奉。臣君者，豈爲其口實？社稷是養。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，爲社稷亡則亡之；若爲己死而爲己亡，非其私暱，誰敢任之？”《左氏》襄公二十五年。“衛獻公出奔，反於衛，及郊，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。柳莊曰：如皆守社稷，則孰執羈靮而從？如皆從，則孰守社稷？君反其國而有私也，毋乃不可乎？弗果班。”《檀弓下》。《左氏》僖公二十八年：寧武子監衛人，亦曰：“不有居者，誰守社稷；不有行者，誰扞牧圉。”“衛有太史曰柳莊，寢疾，公曰：若疾革，雖當祭必告。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：有臣柳莊也者，非寡人之臣，社稷之臣也。聞之死，請往。不釋服而往，遂以禭之。”《檀弓下》。皆其言之最明白者也。孟子曰：“有安社稷臣者，以安社稷爲説者也。”《盡心上》。《少儀》曰：“爲人臣下者，有諫而無訕，有亡而無疾，頌而無讇，諫而無驕，怠則張而相之，廢則埽而更之，謂之社稷之役。”與夫便嬖使令，固不可同年而語矣。

    《説文·臤部》：“硻，堅也。从又，臣聲。”此與堅，實即一字。《石部》：“硻，餘堅也。从石，堅省聲。”亦即从臣聲也。磬，古文作硜，段懋堂曰：“《論語》曰：鄙哉硜硜乎。又云：硻硻然小人哉。其字皆當作硻。”案亦可作臤也。此可見臣字之初，有小與堅之義。小者，臣之始，本不過便嬖使令之流；堅則當守信之謂也。磬與硜，初爲一字，後乃分别，以磬爲樂器之名，硜狀其聲，觀《樂記》“石聲磬”，《史記·樂書》作硜，可見。

    臣道始於賃庸，至後世，其遺跡仍有可見者。孟子曰：“仕非爲貧也，而有時乎爲貧。”又曰：“辭尊居卑，辭富居貧，惡乎宜乎？抱關擊柝。”又曰：“抱關擊柝者，皆有常職以食於上，無常職而食於上者，以爲不恭也。”萬章曰：“君饋之粟則受之乎？”曰：“受之。”“受之何義也？”曰：“君之於氓也，固周之。”以上皆見《萬章下》。陳子曰：“古之君子，何如則仕？”孟子曰：“所就三，所去三。迎之致敬以有禮，言將行其言也，則就之；禮貌未衰，言弗行也，則去之。其次，雖未行其言也，迎之致敬以有禮，則就之；禮貌衰，則去之。其下，朝不食，夕不食，飢餓不能出門户。君聞之，曰：吾大者不能行其道，又不能從其言也，使飢餓於我土地，吾恥之。周之，亦可受也，免死而已矣。”《告子下》。皆以君當畜臣，臣不可無事而食爲言。彭更曰：“士無事而食，不可也。”《滕文公下》。公孫丑曰：“詩曰：不素餐兮，君子之不耕而食，何也？”王子墊問曰：“士何事？”《盡心上》。亦皆以無事而食爲疑者，猶夫《表記》、《燕義》、《少儀》諸篇之言也。

    九二古者君臣之義下

    臣能守信，善矣；然徒知守信，而不論其事之是非，則亦不足爲訓。里克之將殺奚齊也，謂荀息曰：“君殺正而立不正，廢長而立幼，如之何？”荀息無以對也。徒曰：“君嘗訊臣矣，臣對曰：使死者反生，生者不愧乎其言，則可謂信矣。”《公羊》僖公十年。即徒知守信，而不問其義不義者也。《左氏》僖公九年：荀息曰：“吾與先君言矣，不可以貳。能欲復言，而愛身乎？”使荀息當日，毅然守正，而不從其君之逆命，晉國豈比數世亂哉？乃若里克，亦徒以嘗爲申生傅，而爲之報仇而已，非能知居正之義也。《左氏》：僖公九年：荀息曰：“人之欲善，誰不如我？我欲無貳，而能謂人已乎？”可見荀息、里克正是一流人物。人人各徇其私，則忠信也而愈亂。“此非禮之禮，非義之義”，大人所以弗爲也。《孟子·離婁下》。《左氏》宣公二年：晉靈公使鉏麑賊趙宣子，“晨往，寢門辟矣。盛服將朝，尚早，坐而假寐。麑退，歎而言曰：不忘恭敬，民之主也。賊民之主，不忠；棄君之命，不信；有一於此，不如死也。觸槐而死。”此亦小忠小信，所謂“非禮之禮，非義之義”者也。《檀弓下》：“齊大飢，黔敖爲食於路，以待餓者而食之。有餓者蒙袂輯屢，貿貿然來。黔敖左奉食，右執飲，曰：嗟來食。揚其目而視之，曰：予惟不食嗟來之食，以至於斯也。從而謝焉，終不食而死。曾子聞之曰：微與？其嗟也可去，其謝也可食。”聖賢之處生死之間，自與一節之士不同矣。故曰：“可以死，可以無死，死傷勇。”

    晉惠公之卒也，“懷公命無從亡人。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，弗召。冬懷公執狐突，曰：子來則免。對曰：子之能仕，父教之忠，古之制也。策名委質，貳乃辟也。今臣之子，名在重耳，有年數矣；若又召之，教之貳也。父教子貳，何以事君？”《左氏》僖公二十三年。徒知貳之爲戮，而不計所忠之當否？亦猶夫荀息之志也。

    且如季氏之當去，凡爲魯人，誰不知之？乃南蒯之謀去季氏也，其鄉人譏其家臣而君圖。《左氏》昭公十二年。其後事敗奔齊。子韓皙又謂其以“家臣而欲張公室，罪莫大焉。”昭公十四年。其背公黨私如此，此定於一尊之義，所由不可不亟講與？

    陽虎之欲殺季孫也，臨南爲御，謂臨南曰：“以季氏之世世有子，子可以不免我死乎？”臨南許諾，乃以季孫如孟氏，《公羊》定公八年。此感於季氏之世世有之，非知陽虎欲弑季孫之爲不義也。使其世世豢於陽虎，則亦將爲之成濟矣。人人效其小信，而不知大義，此世事之所以紛紜也。

    白公之縊也，其徒微之。生拘石乞而問焉，對曰：“余知其死所，而長者使余勿言。”曰：“不言將烹。”對曰：“此事也，克則爲卿，不克則烹，固其所也。”乃烹石乞。《左氏》哀公十六年。石乞可謂信矣。然而楚之亂，石乞之徒爲之也。

    戰國時有肥義者，其爲人，猶之春秋時之荀息也。漢初有貫高者，其爲人，猶之春秋時之石乞也。周昌力争毋廢太子。其後使爲趙王傅。吕后召王，昌嘗弗遣。及王死，昌謝病不朝。其爲人，亦里克、荀息之流也。

    豈惟國内，《雜記》曰：“内亂不與焉，外患勿辟也。”《公羊》亦曰：“君子辟内難而不辟外難。”莊公二十七年。列國之所以多戰事，亦商君所謂“勇於公戰”者爲之也。以大一統之義言之，則亦孟子所謂“善戰者服上刑”而已。《離婁上》。《表記》：“子曰：事君可貴可賤，可富可貧，可生可殺，而不可使爲亂。子曰：事君軍旅不辟難，朝廷不辭賤。處其位而不履其事，則亂也。故君使其臣，得志則慎慮而從之；否則孰慮而從之。終事而退，臣之厚也。《易》曰：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”《注》曰：“使，謂使之聘問、師役之屬也。終事而退，非己志者，事成則去也。”此説非也。事成乃去，則不義之事已遂矣，亂矣。“小邾射以句繹來奔，曰：使季路要我，吾無盟矣。使子路。子路辭。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：千乘之國，不信其盟，而信子之言，子何辱焉？對曰：魯有事於小邾，不敢問故，死其城下可也。彼不臣而濟其言，是義之也。由弗能。”《左氏》哀公十四年。“魯欲使慎子爲將軍，孟子曰：一戰勝齊，遂有南陽，然且不可。徒取諸彼以與此，然且仁者不爲，況於殺人以求之乎？君子之事君也，務引其君以當道，志於仁而已。”《告子下》。此豈聘問師役之不義者，可以强使之哉？《表記》曰：“唯天子，受命於天，士受命於君。故君命順，則臣有順命；君命逆，則臣有逆命。”《荀子·臣道》曰：“從命而利君謂之順，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；逆命而利君謂之忠，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。不恤君之榮辱，不恤國之臧否，偷合苟容，以持禄養，交而已耳，謂之國賊，君有過謀過事，將危國家，殞社稷之懼也，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，用則可，不用則去，謂之諫。有能進言於君，用則可，不用則死，謂之争。有能比知同力，率羣臣百吏，而相與强君撟君；君雖不安，不能不聽，遂以解國之大患，除國之大害，成於尊君安國，謂之輔。有能抗君之命，竊君之重，反君之事，以安國之危，除君之辱，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，謂之拂。故諫，争，輔，拂之人，社稷之臣也，國君之寶也，明君所尊厚也，而闇主惑君，以爲己賊也。伊尹、箕子，可謂諫矣；比干、子胥，可謂争矣；平原君之於趙，可謂輔矣；信陵君之於魏，可謂拂矣。傳曰：從道不從君，此之謂也。”夫知從道不從君，而闇主惑君之獲行其志者寡矣，而人民利，社稷安矣。然徒爲一國之社稷計，猶非道之至者也。《公羊》莊公二十四年《解詁》曰：“不從得去者，所以申賢者之志，孤惡君也。”夫惡君孤，則其亡也速矣。此與無德欲速亡之義何以異？見《吕覽·長利》。豈不廓然而大公也哉？何君謂此爲孔子所謂“以道事君”者，其信然與？“所謂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。”見《論語·先進》。

    《荀子·臣道》又曰：“事暴君者，有補削，無撟拂。迫脅於亂時，窮居於暴國，而無所避之，則崇其美，揚其善，違其惡，隱其敗。言其所長，不稱其所短。”此非爲持禄養交計也，所以全賢者之軀也。賢者之生也，非爲一人，抑非爲一國，所以爲天下生民也。不忍一時之悻悻，以亡其身，不亦寡慮矣乎？《史記·宋微子世家》述殷太師之言曰：“今誠得治國，國治身死不恨。爲死終不得治，不如去。遂亡。”《管子·宙合》曰：“賢人之處亂世也，知道之不可行，則沈抑以辟罰，静默以侔免，非爲畏死而不忠也。夫强言以爲僇，而功澤不加。進傷爲人君嚴之義，退害爲人臣者之生，其爲不利彌甚。故退身不舍端，脩業不息版，以待清明，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。”與《史記》之言，若合符節。案《微子世家》述微子、箕子、比干三人之事，而《論贊》引《論語》殷有三仁之文，蓋本儒家口説。其述太師之言，殆亦尚書家傳微子之意邪？《管子》此篇，其爲儒家口説無疑也。然則《左氏》譏泄冶，“民之多辟，無自立辟”，宣公九年。亦不必非孔子之言矣。

    衛寧喜之將納獻公也，使人謂獻公，獻公曰：“子苟納我，吾請與子盟。”喜曰：“無所用盟，請使公子鱄約之。”獻公謂公子鱄。公子鱄辭。獻公怒曰：“黜我者非寧氏與孫氏，凡在爾。”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。已約，歸至，殺寧喜。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，將濟於河，携其妻子而與之盟，曰：“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，昧雉彼視。”《公羊》襄公二十七年。此事與小邾射不信魯國之盟，而信季路之要頗相類。季路不從康子，而公子鱄見迫於獻公，則其事殊也。鱄之深絶獻公，不可謂不合於義。《解詁》責其“守小信而忘大義，拘小介而失大忠”，似失之刻。

    九三君臣朋友

    《假樂》之詩曰：“之綱之紀，燕及朋友。”《毛傳》曰：“朋友，羣臣也。”此古義也。《史記·廉頗藺相如列傳》：趙宦者令繆賢曰：“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，燕王私握臣手，曰：願結友。”至戰國末造，以燕之僻陋，而猶知此義。可見《孟子》所言孟獻子、魯繆公、晉平公之事，必非虚語矣。見《萬章》下。

    《唐書·吐蕃列傳》曰：“其君臣自爲友，五六人曰共命。”秦穆公之於三良也，飲酒樂。公曰：生共此樂，死共此哀。三良許諾。公薨，遂皆自殺以殉。此所謂共命者也。可見未演進時，中國之風俗，與四夷相類者頗多。

    《曲禮》曰：“父母存，不許友以死。”則許友以死者多矣。服虔注《左氏》云：“古者始仕，必先書其名於策，委死之質於君，然後爲臣，示必死節於其君也。”《史記·仲尼弟子列傳索隱》引。此亦許友以死之類也。古人有罪不逃刑，此乃許君以死，而又守信，使之然也。如晉之慶鄭是。事見《左氏》僖公十五年。子游曰：“事君數，斯辱矣。朋友數，斯疏矣。”《論語·里仁》。左儒曰：“君道友逆，則順君以誅友。友道君逆，則率友以違君。”《説苑·立節》。皆以君臣與朋友并言。然則若杜蕢之於晉平公者，亦朋友責善之道地。見《禮記·檀弓》下。《左氏》作屠蒯。見昭公九年。

    《檀弓》云：“魯人有周豐也者，哀公執摯請見之，而曰：不可。公曰：我其已夫！使人問焉。”《士相見禮疏》曰：執摯者，或平敵，或以卑見尊。尊無執摯見卑之法；哀公執摯見己臣，謂下賢，非正法也。案此亦以朋友之道行之也，而周豐曰不可，可見孟子謂魯繆公見子思，問千乘之國以友士，而子思不悦，非虚語矣。亦見《萬章》下。而哀公猶不肯已，而使人問焉，此亦足見哀公之下賢。嘗謂春秋時，與强臣不協者多賢君。而史記之多不美之辭者，乃强臣訾毁之辭，非實録也。如魯昭公如晉，自郊勞至於贈賄，無失禮。見《左氏》昭公五年。此豈年十九猶有童心，比葬易哀者之所能乎？襄公三十一年。其取於同姓，安知其非欲結强援，以除季氏也。且如晉平公，亦賢君也。觀其於杜蕢、亥唐之争，不賢而能之乎？溴梁之盟，在於平公之世，亦會公室將卑爾，而豈平公之過哉？

    曰：中心好之，欲飲食之，朋友之道也。《燕禮》所陳是也。《雜記》曰：“卿大夫疾，君問之無算；士壹問之。君與卿大夫，比葬不食肉，比卒哭不舉樂；爲士，比殯不舉樂”。《喪大記》曰：“君於大夫疾，三問之”。《荀子·大略》亦曰：“君於大夫，三問其疾，三臨其喪；於士，一問一臨”。此言無算者，三但言其多耳，非必限之以三也。此亦非後世之所能也。

    朋友戒褻狎，君臣亦然，故曰：“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，是謂君臣爲謔”。《禮記·禮運》。又《荀子·大略》：“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臣之家”。

    九四朋友之道

    人之相結也，志或存於相利，是商賈之行也，君子羞之矣。然生死之交，其始之相結也，或未始不由於相利，此猶終成高世之行者，其入德之始，或亦由好名使然，故行之方始者，未易測其所終；而君子之設科也，往者不追，來者不拒，以是心至，罔不受之，所謂有教無類也。《論語·顔淵》：“司馬牛憂曰：人皆有兄弟，我獨無。子夏曰：君子敬而無失，與人恭而有禮，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；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？”《子路》：“樊遲問仁。子曰：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。雖之夷狄，不可棄也。”《衛靈公》：“子張問行。子曰：言忠信，行篤敬。雖蠻貊之邦，行矣；言不忠信，行不篤敬，雖州里，行乎哉？”《大戴記·曾子制言上》：“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，曰：吾無知焉。曾子曰：何必然？往矣。有知焉謂之友，無知焉謂之主。且夫君子，執仁立志，先行後言，千里之外，皆爲兄弟。苟是之不爲，則雖汝親，庸孰能親汝乎？”此皆兢兢自靖，意非存於相利也。然又曰：“人之相與也，譬如舟車然，相濟達也。己先則援之，彼先則推之。是故人非人不濟，馬非馬不走，土非土不高，水非水不流。”則明以相利爲懷矣。由此觀之，《禮記·儒行》言朋友之道，極之於“爵位相先，患難相死”，“久相待，遠相至”，其始，亦未嘗不由於遊士之相結，如女之入宫者，相要以苟見接，毋相忘者也。人之意氣相得，願相爲死，非可得之立談之間，即無從期之訂交之始；而性情特厚，惟求無愧於心，無負於人者，亦非可以旦夕遇之；恒人之相結，始未有不期於相利者。終或超出於利害生死之外，則其情皆由於馴致，猶之始以脩名而立行者，終或至於獨立不懼，遁世無悶也。孔子曰：“端衣玄裳，冕而乘路者，志不在於食葷；斬衰簡屨，杖而歠粥者，志不在於飲食”。《大戴記·哀公問》。飾雖在外，猶足以變易其中，況於躬行實踐，始雖僞，有不徐致其情者乎？君子之接人也，惟勉其行之不飭，而不責其衷之不誠；其自律也，不敢謂心實無他，而不恤其行之有玷。自宋儒創誅心之論，乃不徒責人之行，而必深責其心。行誠不可不本於心，然過重存心，或反至略其制行；於是僞飾者得以依託，謹願者或反見屏矣。教既不廣，而其後之横決，轉有不忍言者。夫高世之行，絶俗之心，道德之士，豈不當以之自勉？亦豈不可與人共勉？然而可與二三人共勉者，不必其可與千百人共勉。宋明之講學者，聚徒至於千百，是當以接衆人之道接之，而亦以接二三人之道接之，此所以教似廣而無其實，而終且至於横決也。

    《論語·顔淵》：樊遲問辨惑。子曰：“一朝之忿，忘其身以及其親，非惑與？”此與《孟子·盡心下》篇所謂“殺人之父，人亦殺其父；殺人之兄，人亦殺其兄；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”之言同。以古重復仇，故以利害動之也。聖賢之言，不皆自出，亦多因襲成説。諺語流傳，原不過如此耳。

    所知與朋友不同。古言所知，猶今言相識耳。《禮記·檀弓》曰：“師，吾哭諸寢；朋友，吾哭諸寢門之外；所知，吾哭諸野”，厚薄顯然不同；而曾子謂“有知焉謂之友”，則以待朋友之道待所知矣。厚人以求自親，所謂所求乎朋友先施之，抑亦行過乎恭之意也。《王制》七政，以賓客與朋友并列，二者亦顯非一倫。《論語·鄉黨》曰：“朋友死，無所歸，曰於我殯”，而《檀弓》曰：“賓客至，無所館，夫子曰：生於我乎館，死於我乎殯”，是亦以待朋友之道待賓客矣。古蓋自有此俗，故異邦羈旅之士，可先施以求之於人也。

    九五立君以法誅獨夫以衆

    立君之法，莫嚴於《公羊》。《左氏》襄公三十一年，穆叔曰：“大子死，有母弟則立之，無則長立，年鈞擇賢，義鈞則卜，古之道也。”昭公二十六年，王子朝告諸侯曰：“昔先王之命曰：王后無適，則擇立長，年鈞以德，德鈞以卜；王不立愛，公卿無私，古之制也。”此所謂古，皆指周之先世言之。案古代君位傳授，蓋有三法。孔子曰：“唐虞禪，夏后、殷、周繼，其義一也。”《孟子·萬章上》。是“禪”與“繼”爲相對之稱。然《公羊》莊公三十二年，公子牙曰：“魯一生一及。”《史記·魯世家》作一繼一及。《解詁》曰：“父死子繼曰生，兄死弟繼曰及。”是繼之中，又“生”與“及”之别也。人情兄弟之愛，每不敵父子之親，難保有宋太宗之事；又兄弟年或相近，幼者無登位之望，或不免於篡弑；故“生”之法優於“及”。同是生也，立適勝於立庶，以其易得外家之夾輔也。立長勝於立少，以君位早定，可無季康子之事，見《左氏》哀公三年。且長君利統率也。然年鈞以德，仍不免於以意出入；德鈞以卜，則更聽諸不可知之數矣。《禮記·檀弓下》：“石駘仲卒，無適子，有庶子六人，卜所以爲後者。”《左氏》昭公十三年：楚“共王無冢適，有寵子五人，無適立焉。乃大有事於羣望，而祈曰：請神擇於五人者。”定公元年：子家曰：“若立君，則有卿大夫士與守龜在。”知以卜定君位，古確有是事也。然迷信甚深之世，龜筮所示，庸或莫之敢違。至於“天道遠，人道邇”，爲衆所著知，則龜筮之從，亦不足戢争奪之心矣。而異母之子，又可同時而生，争端究未盡泯也。《公羊》之法曰：“立適以長不以賢，立子以貴不以長。”何君《解詁》曰：“適，謂適夫人之子，尊無與敵，故以齒。子，謂左右媵及侄娣之子，位有貴賤，又防其同時而生，故以貴也。《禮》：適夫人無子，立右媵；右媵無子，立左媵；左媵無子，立嫡侄娣；嫡侄娣無子，立右媵侄娣；右媵侄娣無子，立左媵侄娣。質家親親，先立娣；文家尊尊，先立侄。嫡子有孫而死，質家親親，先立弟；文家尊尊，先立孫。其雙生也，質家據見，立先生；文家據本意，立後生；皆所以防愛争。”隱公元年。其立法可謂密矣。隱公四年：“衛人立晉。”《傳》曰：“立者何？立者，不宜立也。其稱人何？衆立之之辭也。然則孰立之？石碏立之。石碏立之，則其稱人何？衆之所欲立也。衆雖欲立之，其立之非也。”案《周官》小司寇有詢立君之法。《左氏》僖公十五年，子金教卻缺：“朝國人，而以君命賞。且告之曰：孤雖歸，辱社稷矣，其卜貳圉也。”昭公二十四年：“晉侯使士景伯莅問周政，士伯立於乾祭，而問於介衆。”哀公二十六年，越人納衛侯，文子致衆而問焉。蓋皆其事。石碏之立晉，度亦必有是舉，故以衆欲爲辭。然而《春秋》非之者，以衆之不足恃，時或與一二人等故也。然文公十八年：“莒弑其君庶其。”《傳》曰：“其稱國以弑何？稱國以弑者，衆弑君之辭。”《解詁》曰：“一人弑君，國中人人盡喜，故舉國，以明失衆當坐絶也。”則無不與之之辭矣。蓋立君爲衆，隱公四年《解詁》。衆立之而非者，以衆不能知所當立；或雖知之，而不能自達其意也。至衆所欲誅，庸亦有不當於理者；然君人者，本應審輿情以爲舉措；事雖善而拂於輿情者，亦宜先立信而後行之；一意孤行，本非君人之道。且上之肆虐久矣，違道而拂衆者究多，得道而違衆者究少，故寧順輿情而絶之也，亦足見春秋立法之周矣。

    九六内亂不與焉，外患弗闢也

    《禮記·雜記下》：“内亂不與焉，外患弗闢也。”案《史記·吴太伯世家》：闔廬乘季札使晉，弑王僚而立。“季子至，曰：苟先君無廢祀，民人無廢主，社稷有奉，乃吾君也，吾敢誰怨乎？哀死事生，以待天命；非我生亂，立者從之；先人之道也。復命，哭僚墓，復位而待。”即《雜記》之所云也。闔廬之謀弑僚也，告專諸曰：“季子雖至，不吾廢也。”蓋當時君臣之間，義自如此，人人知之也。晉欒書、中行偃之執厲公也，召士匄，士匄辭；召韓厥，韓厥辭，曰：“昔吾畜於趙氏，孟姬之讒，吾能違兵。古人有言曰：殺老牛莫之敢尸，而況君乎？二三子不能事君，焉用厥也？”《左氏》成公十七年。古者臣之事君，不過如此，爲己死而爲己亡，非其親暱，固莫之敢任矣。子思曰：“今之君子，進人若將加諸膝，退人若將隊諸淵，毋爲戎首，不亦善乎？”《禮記·檀弓下》。言雖爲戎首，亦未大傷於義也。故孟子亦曰：“君之視臣如草芥，則臣視君如寇仇”也。《離婁下》。《左氏》宣公四年：鄭子公欲弑靈公，謀於子家。子家曰：“畜老猶憚殺之，而況君乎？”其言與韓厥同，亦不悖義。及子公反譖子家，子家遂懼而從之，則非之死不變之操矣。故《左氏》載君子之言，譏其“仁而不武無能達”，明其初志固不悖於義也。

    九七尊王與民貴之義相成

    春秋有尊王之義，昧者輒與尊君并爲一談，疑其與民貴之義相背，此誤也。君所治者皆國内之事；王則爲天下所歸往，所治者乃列國之君，不及其民也。故五官之長，九州之伯，於外曰公曰侯，於其國則皆曰君。《禮記·曲禮下》。何君《公羊解詁》，謂“王者諸侯皆稱君”是也。隱公元年。君惡其虐民，列國則求其有共主，可以正其相侵。凡列國之内，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若虐民而無所忌憚者，亦宜有以威之。《左氏》襄公二十七年：“子罕曰：凡諸侯小國，晉、楚所以兵威之，畏而後上下慈和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，以事大國，所以存也。無威則驕，驕則亂生，亂生必滅，所以亡也。”此不盡虚辭，古時蓋實有此等情形也。故尊王之義與民貴，殊不相背，且適相成也。

    孔子曰：“天無二日，民無二王。”《禮記·曾子問、喪服四制》作土無二王。此特願其如是，其實不必能如是也。大抵一方之中，有若干國歸往之者，則稱爲王，春秋吴、楚皆稱王，其先徐偃王亦嘗稱王以此，《史記·楚世家》曰：“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，乃興兵伐庸、揚、粤至於鄂，熊渠曰：我蠻夷也，不與中國之號謚。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，中子紅爲鄂王，少子執疵爲越章王，皆在江上楚蠻之地。”此乃楚自王蠻夷，於中國無與，故中國初不過問。《史記》又云：“及周厲王之時暴虐，熊渠畏其伐楚，亦去其王。”熊渠三子皆爲王，無反自稱君之理。所謂去其王號者，非去三子之王號，蓋自去其王號也。即謂不然，熊渠三子，固已并時稱王矣，足征王非不可有二也。其後越滅於楚，《越世家》云：“諸族子争立，或爲王，或爲君，濱於江南海上，服朝於楚。”爲王而仍可服朝於人，足見所謂王者，特爲一方所歸往，不必其尊無二上也。戰國齊、魏嘗相王，五國又嘗相王以此。

    《楚世家》又云：“楚伐隨。隨曰：我無罪。楚曰：我蠻夷也，今諸侯皆爲叛，相侵或相殺，我有敝甲，欲以觀中國之政，請王室尊吾號。隨人爲之周，請尊楚。王室不聽。還報，楚熊通怒，乃自立爲武王，與隨人盟而去。”“周召隨侯，數以立楚爲王。楚怒，以隨背己，伐隨。”武王之稱王，隨人蓋誠以王事之，故周人數其罪。隨蓋又辭服於周，請不王楚，故楚又怒其背己也。《齊、晉世家》皆謂齊頃敗於鞌，欲尊晉爲王，而景公不敢。齊之於晉，蓋欲以隨奉楚者奉之。竊疑熊渠亦曾稱王，以臨中國諸侯，而史失載也。《田敬仲完世家》：“擊魏，大敗之桂陵。於是齊最强，於諸侯，自稱爲王，以令天下。”云令天下侈辭，然戰國時之小國，稱王固猶足以令之也。

    《穀梁》曰：“黄池之會，吴子進乎哉，遂子矣！吴，夷狄之國也。祝髮文身，欲因魯之禮，因晉之權，而請冠端而襲。其借於成周，以尊天王，吴進矣！吴，東方之大國也，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，以合乎中國。吴能爲之，則不臣乎？吴進矣！王，尊稱也；子，卑稱也；辭尊稱而居卑稱，以會乎諸侯，以尊天王。”哀公十三年。此言吴於是役，自去其王號，以尊周也。熊渠之去其王號，蓋亦如此。與中國接時去王，其在蠻夷無妨仍稱王號，猶越諸族子服朝於楚，猶王江南海上也。大抵自王其地者，必距其所服朝者甚遠，而其所王，亦必爲蠻夷；故北方之大國，未有敢自稱王者也。

    五國之相王也，趙武靈王獨不肯，曰：“無其實敢處其名乎？令國人謂己曰君。”《趙世家》。謙言無他國歸往之者，獨能自治其國也。衛嗣君獨有濮陽，乃貶號曰君，《衛世家》。以此。《韓世家》：宣惠王十一年，“君號爲王。”前此亦但自君其國而已。

    爲他國所歸往者，臨其所歸往之國曰王，於其國則稱君，名之因實而不同者，如是而已。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等皆美稱，語其實則皆無以異也。春秋以前，天子稱王，中國諸侯隨其尊卑而有五等之號。戰國時齊、魏諸國皆稱王，服屬之小國仍稱公侯，其所封之大夫則徒稱君，如孟嘗君、望諸君之類是也。《衛世家》云，三晉强，衛如小侯屬之。成侯時，衛更貶號曰侯。蓋前此雖如小侯，猶襲公號；故史自聲公以上皆稱公，成侯以下乃改稱侯也。嗣君更貶號曰君者，自比於田文、樂毅等也。《孟嘗君列傳》曰：“齊襄王立，而孟嘗君中立於諸侯，無所屬。”則進而魯、衛比矣。《樂毅列傳》報燕惠王書曰：“先王以爲慊於志，故裂地而封之，使得比小國諸侯。”曰“比小國諸侯”，明猶未有侯稱也。《趙世家》：烈侯六年，“魏、韓、趙皆相立爲諸侯，追尊獻子爲獻侯。”《田敬仲完世家》：“太公乃遷齊康公於海上。三年。康公十六年。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，求爲諸侯。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，周天子許之。康公之十九年，田和立爲齊侯，列於周室。”知當時三晉與齊雖曰强大，即諸侯之稱，猶不能自擅也。

    列國之君，稱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臨之者稱王。至列國皆稱王，則臨乎其上者，不能不更有他稱，乃採古有天下者之號，而稱之曰帝，齊、秦爲東西帝，辛垣衍欲令趙帝秦是也。秦始皇既并天下，詔丞相御史更名號。丞相御史等别上尊號爲泰皇，棄戰國時帝字弗用。始皇則去泰著皇，而仍用帝字焉。其實帝亦天下未一時之稱。丞相等議，固明言昔者五帝，地方千里，其外侯服、夷服，諸侯或朝或否，天子不能制矣；始皇盡廢封建，而仍襲戰國時臨於諸王之帝號，其實更之而未盡也。然言語嘗取習熟，帝之名，蓋戰國時人久知之矣；皇則博士稽古所稱，未必人人知之；始皇所以欲兼採帝字者以此。自此以後，遂以帝爲君天下之稱，而王爲獨王其國之號。趙高之弑二世也，召諸大臣公子曰：“秦故王國，始皇君天下，故稱帝；今六國復自立，秦地益小，乃以空名爲帝，不可；宜爲王如故，便。”則此時之王，猶之昔日之君，此時之帝，猶之昔日之王矣。秦既滅，諸侯相王，皆爲王，乃獨以帝尊楚懷王。漢滅楚列爵二等，君天下者亦曰帝。

    夫名之尊卑隨實而變，王嘗爲君天下者之號矣，戰國以降乃變爲自君其國之稱。試問是時之稱王者，敢以天下之所歸往自居乎？敢自比於天無二日乎？然則無其實者，雖舉林蒸天帝皇王后辟公侯之名盡以歸之，猶之其爲匹夫也。清社之屋也，袁世凱有愚德焉，乃使虜之孺子仍皇帝之名，曰是固不失其尊榮矣。不學無術甘爲虜臣妾者，亦遂以是尊之曰是猶皇帝也。而不知在民國，君國者曰總統，皇帝之名猶之古之三恪，曰以外國之君待之則亦寓公而已，而猶以是爲尊，祗見亡國之士夫無一讀書人而不足與語也。

    九八布衣死節

    《史記·田單列傳》曰：“燕之初入齊，聞畫邑人王蠋賢，令軍中曰：環畫邑三十里無入。已而使人謂蠋曰：齊人多高子之義，吾以子爲將，封子萬家。蠋固謝。燕人曰：子不聽，吾引三軍而屠畫邑。王蠋曰：忠臣不事二君，貞女不更二夫，齊王不聽吾諫，故退而耕於野。國既破亡，吾不能存。今又劫之以兵，爲君將，是助桀爲暴也。與其生而無義，固不如烹。遂經其頸於樹枝，自奮絶脰而死。齊亡，大夫聞之曰：王蠋布衣也，義不北面於燕，況在位食禄者乎？乃相聚，如莒求諸子，立爲襄王。”案布衣本無死節之義，蠋所以必死者，以敵人劫之以爲將。公山不狃曰：“君子違不適仇國。未臣而有伐之，奔命焉，死之可也。”《左氏》哀公八年。今蠋曰：“齊王不聽吾諫，故退而耕於野”，則固嘗仕齊矣。以湣王之暴，故無舊君反服之義；然倒戈助敵，則已甚矣；況於所謂燕人者，自蠋視之，亦桀也；助桀爲虐，其可乎？是爲君爲民，兩有不可，所謂進退惟谷者也。而燕人顧劫之以屠畫邑，則蠋安得而不死？孟子曰：可以死，可以毋死，死傷勇。宋明之末，乃有布衣之士，亦抗節以爲高者。夫國破家亡，所得以恢復者，人民也。若人民皆自經於溝瀆，則異族真得志矣，此不好學之蔽也。

    忠臣不事二君，貞女不更二夫。在後世，幾於人人能言之。其實此亦可明一義耳。士君子懷才抱道，欲拯斯民於水火，雖爲伊尹之五就湯五就桀，固無所嫌，安得執此小諒乎？即以對君論，子思有“毋爲戎首，不亦善乎”之談。《禮記·檀弓下》。孟子有“寇讎何服之有”之論。《孟子·離婁下》。非禮之禮，非義之義，大人弗爲，豈得執效忠於一姓之小諒哉？若乃胡虜既亡，猶有亡民族之大義，而甘爲之效忠者，則直是之喪心病狂矣。女子之於其夫，亦何渠不如是。衣不暖，食不飽，鞭撻加於身，是寇讎也；寇讎也，雖爲戎首，不亦宜乎，又何不更二夫之有？

    九九民與政相關之切

    左氏成公二年：“新筑人仲叔於奚救孫桓子，桓子是以免。既，衛人賞之以邑，辭，請曲縣繁纓以朝。許之。仲尼聞之，曰：惜也，不如多與之邑。惟器與名，不可以假人，君之所司也。名以出信，信以守器，器以藏禮，禮以行義，義以生利，利以平民，政之大節也。若以假人，與人政也。政亡，則國家從之，弗可止也已。”邑之不惜，而曲縣繁纓是愛，自今人思之，殊不可解；然苟通觀前後，則自知其言之切也。魯昭公之將去季氏也，樂祁策之曰：“魯君必出。政在季氏三世矣，魯君喪政四公矣，無民而能逞其志者，未之有也。”子家懿伯亦曰：“舍民數世以求克，事不可必也。且政在焉，其難圖也。”及難既作，平子請亡，弗許。子家子曰：“君其許之。政自之出久矣，隱民多取食焉，爲之徒者衆矣，日入慝作，弗可知也。”昭公二十五年。此可見君與民相關之切，民與政相關之切也。民與政相關之切，何哉？晏子論齊之將爲陳氏曰：“齊舊四量：豆、區、釜、鍾。四升爲豆，各自其四，以登於釜。釜十則鍾。陳氏三量，皆登一焉，鍾乃大矣。以家量貸，而以公量收之。山木如市，弗加於山；魚、鹽、蜃、蛤，弗加於海；民參其力，二入於公，而衣食其一。公聚朽蠹，而三老凍餒。國之諸市，屨賤踴貴。民人痛疾，而或燠休之。其愛之如父母，而歸之如流水，欲無獲民，將焉辟之？”昭公三年。又曰：“陳氏雖無大德，而有施於民。豆、區、釜、鍾之數，其取之公也薄；其施之民也厚。公厚斂焉，陳氏厚施焉，民歸之矣，《詩》曰：雖無德與女，式歌且舞。陳氏之施，民歌舞之矣。後世若少惰，陳氏而不亡，則國其國也已。”昭公二十六年。蓋古者利源皆總於上，而民多待施於上，故有篡奪之志者，恒借此以收民心。“公子商人驟施於國，而多聚士。盡其家，貸於公有司以繼之。”文公十四年。“公子鮑禮於國人。宋飢，竭其粟而貸之。年自七十以上，無不饋詒也；時加羞珍異，國之材人，無不事也；親自桓以下，無不恤也。”文公十六年。皆是物也。子産言陳之將亡也，曰：“政多門。”襄公三十年。多門則各有黨與，君不得不弱，而大夫不得不傲矣。齊景公聞晏子之言曰：“是可若何？”對曰：“唯禮可以已之。在禮：家施不及國，民不遷，農不移，工賈不變，士不濫，官不滔，大夫不收公利。”昭公二十六年。孔子曰：“冕弁兵革，藏於私家，非禮也，是謂脅君。大夫具官，祭器不假，聲樂皆具，非禮也，是謂亂國。”《禮記·禮運》。誠坊其漸也。秦後子有車千乘而懼選，《左氏》昭公元年。衛公叔戌以富而見惡，定公十三年。豈無故哉？衛獻公之求入也，乃曰：“苟反，政由寧氏，祭則寡人。”襄公二十六年。何其愚乎？

    叔向策子干之無成也，曰：“有謀而無民，有民而無德。”昭公十三年。是知自外而欲求入者，亦以民爲之本也。欒盈之入於曲沃也，“胥午伏之，而觴曲沃人。樂作，午言曰：今也得欒孺子，何如？對曰：得主而爲之死，猶不死也。皆歎，有泣者。爵行，又言。皆曰：得主何貳之有？”其得人心如此，此其所以幾危范氏也，然而盈卒以敗者，樂王鮒爲范宣子畫曰：欒氏多怨。子爲政，欒氏自外。子在位，其利多矣。既有利權，又執民柄，將何懼焉？襄公二十三年。猶是得民與不得民之分也，所謂寡固不可以敵衆也。孟子曰：“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三里之城，七里之郭，環而攻之而不勝；夫環而攻之，必有得天時者矣；然而不勝者，是天時不如地利也。城非不高也，池非不深也，兵革非不堅利也，米粟非不多也；委而去之，是地利不如人和也。”《公孫丑下》。故曰：“鑿斯池也，築斯城也，與民守之，效死而民弗去，是則可爲也。”《梁惠王下》。然則民苟去之，則其不可爲也審矣。效死而民弗去者，趙襄子之守晉陽其驗也，孟子豈欺我哉？

    《論語·子路》：“冉子退朝，子曰：何晏也？對曰：有政。子曰：其事也；如有政，雖不吾以，吾其與聞之。”《疏》云：“案昭二十五年《左傳》曰：爲政事，庸力行務，以從四時。杜預曰：在君爲政，在臣爲事。杜意據此文。”是君所行爲政，臣所行爲事也。政與事之别，《大戴記·少間》詳之。《少間》曰：“君時同於民，布政也。民時同於君，服聽也。大猶已成，發其小者。還猶已成，終其近者。將持重器，先其輕者。先清而後濁者，天地也。天政曰正，地政曰生，人政曰辨。苟本正，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孚矣。此官民之道也。”“天政曰正”，指天生時言之。“地政曰生”，指地生財言之。“人政曰辨”，謂人之分職也。人各有其分職，是謂官民，此政定於君。爲下者，但服聽焉而已矣。參見《聖人之大寶曰位》條。政失則人皆失其分職，不能因天之時，以分地之利，而養生送死之道有憾矣。故曰：上失政，大及人，小及畜役也。孔子又論失政曰：“疆藪未虧，人民未變，鬼神未亡，水土未絪，糟者猶糟，實者猶實，玉者猶玉，血者猶血，酒者猶酒，優繼以湛，政出自家門，此之謂失政也。非天是反，人自反。臣故曰：君無言情於臣，君無假人器，君無假人名。”此可與《左氏》所載論新築人之言，互相發明也。

    一〇〇民各有心

    《左傳》昭公四年：“鄭子産作丘賦，國人謗之，子寬以告，子産曰：民不可逞，度不可改。《詩》曰：禮義不愆，何恤於人言？吾不遷矣。”可謂之死不變，强哉矯矣，而渾罕譏之，何也？渾罕之言曰：政不率法，而制於心；民各有心，何上之有？其言，亦可深長思者也。蓋民之所以從其上者，匪由畏威，實由心服。畏威者有時而窮，心服則唯所投之，無不如志矣。凡民守舊者多，率舊章以臨之，易得其信服；否則每爲所腹誹，或陽奉而陰違，得隙則叛，此變法者之所以多敗也。韓非之言曰：“工人數變業，則失其功；作者數摇徙，則亡其功。一人之作，日亡半日，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。萬人之作，日亡半日，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。”又曰：“凡法令更則利害易，利害易則民務變，務變之謂變業。故以理觀之，事大衆而數摇之，則少成功；藏大器而數徙之，則多敗傷；烹小鮮而數撓之，則賊其澤；治大國而數變法，則民苦之；是以有道之君，貴静不重變法，故曰：治大國若烹小鮮。”《解老》。夫民務變猶惡之，況於人各有心，莫同於上乎？是十人而亡十人之功，萬人而亡萬人之功也。雖若有所爲，實則一無所得也。故凡陷於危亡而不自知者，皆由眩於有爲之名，而不察下所以應之之實也。

    《左傳》昭公二十九年：趙鞅鑄刑鼎，仲尼譏之，曰：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，以經緯其民。夫趙鞅所著，亦范宣子所爲刑書，非其所自爲也；而仲尼譏之者，蓋唐叔之法度，爲日久，入人深；宣子之刑書，爲日短，入人淺，民之信之者不侔也。此率舊章者所以多得衆，然弊積而莫能革，亦自此始矣。君子是以知言治之難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