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一〇~七六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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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七一〇胡服考書後

    古服上衣下裳，連衣裳而一之則曰深衣，無以袴爲外服者。此篇因謂袴褶之制，始於趙武靈王，其原出於胡服，似未必然也。康成説黻之緣起曰：“古者田漁而食，因衣其皮，先知蔽前，後知蔽後。後王易之以布帛，而獨存其蔽前者，不忘本也。”夫但知蔽前爲黻，兼知蔽後，則爲裳矣。朝祭之必裳，猶其存黻，皆不輕變古之意也。謂古人凡事因仍，不知改變，亦可。至就勞役，則有裈而不袴者，《淮南子·原道》：“短裷不袴，以便涉游”，司馬相如著犢鼻裈，與庸保雜作是也。有袴而不裳者，《禮記》“童子不衣裘裳”是也。勞役有之，戎事亦宜。然王氏謂《周禮·司服》鄭《注》云：“今伍伯緹衣。崔豹《古今注》云：今户伯絳幘纁衣。伍伯者，車前導引之卒，見《釋名》、《續漢志》、《古今注》。今傳世漢畫像車前之卒，皆短衣著褲，由伍佰之絳幘纁衣爲褲褶之服，知光武之絳衣赤幘，及赤幘大冠，不獨冠胡服之冠，亦服胡服之服矣。”又曰：“《漢書·匈奴傳》：中行説曰：其得漢絮繒，以馳草棘中，衣袴皆裂弊，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。中國古服如端衣深衣，袴皆在内，馳草棘中不得裂弊。袴而裂弊，是匈奴之服，袴外無表，即同於跗褶服也。”案：《司服》鄭《注》兼引《左氏》成公十六年“有靺韋之跗注”，杜《注》曰：“跗注，戎服，若袴而屬於跗。”鄭引此，蓋僅證其衣裳之同色。《疏》謂鄭以跗當爲幅者，非若袴而屬於跗，則與衣不連，其制蓋亦有踦。杜云：若袴而不逕云袴者，以袴不皆屬於跗也。此古戎服著袴之徵，不待胡也。《曲禮》：“童子不衣裘裳。”《玉藻》：“童子不裘不帛。”《内則》：“十年，衣不帛，襦袴。”“衣不帛”句，即《曲禮》所謂“童子不裘”，《玉藻》所謂“不裘不帛”也。不言裘者，與下文“二十而冠，可以衣裘帛”互相備也。“襦袴”，則《曲禮》所謂“童子不裳”也。所以不裳者，《曲禮》鄭《注》曰：“裘太温，消陰氣，使不堪，《正義》：使不堪苦者，熱消陰氣，則不堪苦使。不衣裘裳便易。”《疏》曰：“給役，則著裳不便，故童子并緇布襦袴。”初説不誤。《内則》《注》云：“不用帛爲襦袴，爲太温，傷陰氣。”正以“不用帛”句，恐人不知古人言語互相足之例，故備言之。《疏》云：“衣不帛襦袴者，謂不以帛爲襦袴”，則誤矣。童子之不裘不帛，固以太温，亦以不堪苦使，不裳則專爲便易，可見服勞者之必去裳矣。戴德喪服變除：“童子當室，謂十五至十九，爲父後，持宗廟之重者，其服深衣不裳。”《玉藻》：“童子無緦服，聽事不麻。”《注》：“雖不服緦，猶免，深衣，無麻，往給事也。”蓋喪祭不可以襦袴，故加之深衣。《曲禮》《疏》曰：“童子不衣裘裳，二十則可。故《内則》云：二十可以衣裘帛。”二十而後裘帛，則亦二十而後裳，不言者，與上文互相備故。《大戴》言：童子不裳，以十九爲限也。然則裳，冠者之服也，冠而不裳者，將責成人之禮焉。然則裳，禮服也，服勞役者，非童子則賤者，禮不下庶人，其不必裳明矣。故庶人但以深衣爲吉服，同於襦袴之童子也。《左氏》昭公二十五年：師已稱童謡曰：“鸜鵒跦跦，公在乾侯，徵褰與襦。”《説文》：“褰，袴也。”《方言》：“袴，齊魯之間謂之?。”蹇之言“袪也”，《曲禮》：“暑無褰裳”見《注》。舉也。褰裳，則利遐舉也。故《詩》曰：“子惠思我，褰裳涉溱。”然則欲遠行者，亦必袴而不裳矣。《説文》：“襦，短衣也。”《方言》：“復襦，江、湘之間謂之??。”??從竪，竪者，童竪。《廣雅》：“儒，短也。”故短人稱侏儒。古有恒言：“寒者利短褐。”短褐者，襦之以褐爲之者也。然則古之賤貧人，殆無袴而不裳也。《玉藻》曰：“纊爲繭，緼爲袍，襌爲絅，帛爲褶。”《詩》：“豈曰無衣，與子同袍。”《傳》：“袍，襺也，《釋言》文。《玉藻》云：纊爲襺，緼爲袍。《注》云：衣有著之異名也。緼謂今纊及舊絮也。然則純著新綿名爲襺，雜用舊絮名爲袍，雖著有異名，其制度是一；故云袍襺也。”《釋名》：“袍，丈夫著下至跗者也。袍，苞也，苞内衣也。”《周官·内司服》《注》謂王后六服，皆袍制，然則古惟賤貧人但有短褐，貴人衣裳之内，固有長袍，特外必加以衣裳，若深衣耳。去之則貴者長袍，賤者短褐，與今同矣，豈待胡服哉？《喪大紀》：“袍必有表。”《士喪禮》《疏》：“褖衣，連衣裳者，用以表袍。”王静庵此《胡服考》篇，考索之功深，而於事理未嘗深思也。

    原刊《小雅》第五期，一九三一年出版

    七一一論文明民族與野蠻民族之消長

    抑文明民族見陵於野蠻民族，非獨中國也。印度之於西亞，希臘之於馬其頓，羅馬之於日爾曼，數者實如出一轍。然則武力之不競，乃文明民族之通病，非中國獨然也。欲求中國武力不競之原因，又非先求文明民族武力不競之原因不可矣。

    論者多謂文明民族，好鬥之心，健鬥之力，遠非野蠻民族之比，是以每遇輒北。斯言似是而實不然。何者？果如所言，則必文明民族，真不能敵野蠻民族而後可，然考諸歷史，殊非事實也。五胡亂華之世，北方争鬥，蓋罕用漢族爲兵，即有之，亦不視爲精鋭，此非東晉後始然，後漢以來，久啓其端矣。此蓋由異族性質强武，故中國亦好用之，如張宗昌等之喜用白俄人也。然當高齊之初，高敖曹所將漢人，即視鮮卑并無遜色。而如東晉之末，宋武帝北伐之師，蕭梁之世，陳慶之送元顥北還之衆，其强悍善鬥，雖野蠻民族視之，猶愧弗及焉。此外如元兵之强，而完顔彝能屢勝之；清初起時之鋭，而袁崇焕能屢卻之，此等事不勝枚舉。故謂文明民族，戰鬥之力，不逮野蠻民族，乃從其勝負既定之後，辜較成敗爲之辭，而非真就每次争戰，詳察其實，而得此説也。夫其説既係事後辜較之談，則安知其勝負之原因，不别有所在，而果在兩軍之戰鬥力邪？夫就文明民族與野蠻民族全體衡之，其好鬥之心，與健鬥之力，誠皆非野蠻民族之敵，然以中國之大，豈待舉國尚武，而後足與蠻夷敵哉？賈生論匈奴之衆，不過漢一大縣。《史記》謂匈奴，自左右賢王至當户，大者萬餘騎，小者數千人，凡二十四長，立號曰萬騎，則匈奴甲騎尚不足二十四萬，老弱同於壯丁，婦女同於男子，亦不過百萬耳，此豈待以舉國之衆以敵之哉？蘇軾謂全趙可以制匈奴，信不誣矣。夫必待舉國之衆，强悍善戰，而後足與野蠻民族敵，則文明民族，因其生事教化之殊異，誠不免爲一難題。若一兩縣尚武之衆，而謂中國無之，豈情實乎？況乎人之性質，可以訓練而成，舉全國之民，悉訓練之而臻於强悍，自非旦夕間事。若謂數十百萬之衆，不能訓練以躋於有成，則非情實也。況乎五方風俗之不齊，又有不待訓練，本已强悍者邪？然則謂文明民族之不敵野蠻民族，由其人民性質之柔弱者，非也。至於財力器械之不敵，則皆與遠西接觸後事，昔日之無此情形，更不俟論。然則中國不敵夷狄，其原因果安在哉？

    孟子曰：“城非不高也，池非不深也，兵革非不堅利也，米粟非不多也，委而去之，是地利不如人和也。”文明民族之不敵野蠻民族，此蓋爲其真原因。古來第一漢姦，當推中行説。中行説論漢與匈奴之長短曰：匈奴約束輕，易行也。君臣簡易，一國之政，猶一身也。漢則禮義之敝，上下交怨。伊古以來，爲以等説者，不知凡幾。至於明清之際，亭林蒿目世變，痛心宗國之淪亡，而其論中國外夷强弱之原因，猶無以易此説也。然古來持以等議論者，皆以爲中國重滯，外夷逕捷。中國重滯，由於文繁，外夷逕捷，由於法簡，歸其原於政治之得失而已，而不知有分數則使衆如使寡。使衆如使寡，則用大猶用小也。而小敵之堅，大敵之禽，十則圍之，五則攻之，衆且大者之勢，卒非寡弱者所能與也。然則中國之不敵外夷，尚不在其政治之逕捷與重滯，而别有所在矣。嗟乎，孟子所謂天時地利，不如人和者邪！夫以中國之文明，用中國之衆且大，謂其不能有分數，使之如寡小者，不可得也。抑觀歷代之法令，雖不足以云逕捷，然如使其實而行之，雖稍重滯，謂政事軍事，必致於敗壞決裂，不可收拾，無是理也。所以敗壞決裂，不可收拾者，皆名實不符。覈其名猶是，而按其實則非，有以致之耳。所以名實不符者，則由其社會之積弊已深，私人之利益，與公衆相反者衆也。今請舉實事以明之，當日俄戰争之際，日本有所謂代耕之俗焉，一夫出征，則其所荒棄之田，由其鄰里代爲之耕，而凡征人之妻子，有所求於市，市人或廉其價，有疾，醫者或不取費，爲之療治。其事殊，其意一也，中國有之乎？夫士之臨陣而屢北，非果畏創夷，怯白刃也，其十八九，蓋亦由其後顧而不能無憂焉。管夷吾有老母在，則三戰而之北，古之人已然矣。然則如日本之士，與中國之士，使之陷陣卻敵，奮不顧身，孰爲有後顧憂，孰無之乎？人孰不好生而惡死，然所謂生者，非徒傀然七尺之軀，偷息於天地間云爾，固貴有生人之趣。今使戰敗而歸，父母不以爲子，妻不以爲夫，友朋不之齒，其生人之趣安在？安得不輕死傷，重降北，而如其輿論久背公黨私，雖爲降虜，爲敵間諜，甚者且爲之先驅，苟其富貴利達，父母妻子，宗族交遊，引以爲光寵如故也，洪承疇、吴三桂之徒，安得不接跡於世哉？況也，奪伯氏邑而無怨言，徙廖立而致其垂泣，管葛之用心無特法，其不可多得也久矣。世固有慷慨之士，本願效忠於國，其才亦有可用，徒以扼於權姦，不獲申理，遂不恤反顔事仇者，宋末之劉整、夏貴是也。其罪固通於天，然遏抑之者，亦寧能不分負其責哉？此等事悉數難終，要皆文明社會多，而野蠻社會少。文明社會有之，或冤沈海底，野蠻社會有之，必較易平反。故文明之人，非生而怯也，其社會固束縛之，馳驟之，使之不得不怯，甚至迫害之，使不得不從敵。野蠻社會之人，則皆反是。故文明人之見陵於野蠻人，非不幸也，優勝劣敗，理有固然。論者或以文明人之見陵於野蠻人，而歎福善禍淫之不足信，而不知此正福善禍淫之最可信者。何則？文明人雖文明，其社會組織固惡，野蠻人雖野蠻，其社會組織固善也。惟社會組織雖善，文明程度太低，則亦不足戰勝。歷代野蠻人所以受制於文明人者以此，然至其文明漸進，而足以與文明人爲敵，則文明人之厄運遂至。如鮮卑，其初屢見破於中國與匈奴，然至精金良鐵，多漏出塞，而鮮卑有其器，漢人逋逃，爲之謀主，而鮮卑有其法，檀石槐遂兼匈奴，擾漢邊，中國任名將，發大兵，三道出塞，一時敗績矣。然則今日之黄白人，雖若天之驕子乎？至於利器悉爲黑人之所有，以黑人健全之社會組織，用白人之利器，今之所謂文明人者，能否久居人上，或不免爲蒙古盛强時之中國人與西域人，猶未可知也。夫以今日之白人，其勢力誠如驕陽當天，未知時日之曷喪，然世事之變遷，寧可逆料，當唐天子稱天可汗，盡服從北夷時，安知室建河畔一小部落曰蒙兀者，乃能創建跨據歐亞之大業哉？

    故民族强弱，究極言之，實與治化隆汙，息息相關，而治化之隆汙，其本原，實在社會組織，徒求之於政事之理亂，抑其末焉者也。此等究極之談，目前言之，誠若迂闊而遠於務。然如現在普通人之見解，以爲祇須訓練人民，使之健鬥，又或標榜一二民族英雄，資其矜式，便盡提倡民族主義之能事，則可謂膚淺之至。從古以來，人民無以一人之力，與異族鬥者，皆合若干人爲一團，以與異族鬥。合若干人爲一團，以與異族鬥，則此一團中人之和，與夫一團中人人之勇相較，而和之用實爲較大，何則？惟一團中人相與和，乃能致一團中人人之勇。否則雖有勇夫，不過仗劍死敵，以求其一心之安，於國事初無"毫裨益，其下焉者，或不免反顔事仇也。夫欲徹底改善社會組織，自非旦夕間事，然居今日而言提倡民族主義，亦不宜專從麤淺處著眼，羣之和，重於一夫之勇，雖不能徹底改革，亦不可不有事焉。具體言之，則如今日，能訓練人民，使之皆可爲戰士，故屬要著，然如何籌畫，乃可使出征之士，較少後顧之憂，乃可使爲國宣勞者，可爲公衆所愛慕，袖手旁觀，若臨陣奔北之士，可爲公衆所不齒，此等風氣之造成，較諸授人民以行陳擊刺之技，實尤要也。言不能悉，舉一端，他可類推。

    昔時讀史者，多注重於個人之行爲，故多崇拜英雄，今日之眼光，則異於是。何者？知事之成敗，複雜萬端，成者不必有功，敗者不必有罪，謀勝者不必智，戰敗者不必怯也。生物界之情形，大抵中材多，極强極弱者少，惟人亦然，無時無地無英雄，亦無時無地無庸劣之士。羣之盛衰，非判之於其有材無才，乃判之於有材者能否居於有所作爲之地位，庸劣者能否退處不能爲害之地位耳。故望君子道長，小人道消。君子道消，小人道長，言消長而不言有無，其意可深長思也，此義言故與學者，皆不可不知也。

    七一二突厥與蒙古同祖

    突厥原起，《北史》所載，凡有三説。一曰：“其先居西海之右，獨爲部落，蓋匈奴之别種也。姓阿史那氏。後爲鄰國所破，盡滅其族。有一兒，年且十歲，兵人見其小，不忍殺之，乃刖其足，斷其臂，棄草澤中。有牝狼以肉餌之。及長，與狼交合，遂有孕焉。彼王聞此兒尚在，重遣殺之。使者見在狼側，并欲殺狼。於時若有神物，投狼於西海之東，落高昌國西北山。山有洞穴，内有平壤茂草，周迴數百里，《隋書》作地方二百餘里。四面俱山，狼匿其中，遂生十男。十男長，外託妻孕。其後各爲一姓，阿史那即其一也，最賢，遂爲君長。故牙門建狼頭纛，示不忘本也。漸至數百家。經數世，有阿賢設者，率部落出於穴中，臣於蠕蠕。”二曰：“突厥本平涼雜胡，姓阿史那氏。魏太武皇帝滅沮渠氏，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。世居金山之陽，爲蠕蠕鐵工。金山形似兜鍪，俗號兜鍪爲突厥。因以爲號。”三曰：“突厥之先，出於索國，在匈奴之北。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，兄弟七十人，其一曰伊質泥師都，狼所生也。阿謗步等性并愚癡，國遂被滅。泥師都既别感異氣，能徵召風雨。娶二妻，云是夏神、冬神之女。一孕而生四男：其一變爲白鴻；其一國於阿輔水、劍水之間，號爲契骨；其一國於處折水；其一居跋斯處折施山，即其大兒也。山上仍有阿謗步種類，并多寒露。大兒爲出火温養之，咸得全濟。遂共奉大兒爲主，號爲突厥，即納都六設也。都六有十妻，所生子皆以母族姓，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。都六死，十母子内欲擇立一人。乃相率於大樹下，共爲約曰：向樹跳躍，能最高者，即推立之。阿史那年幼，而跳最高，諸子遂奉以爲主，號阿賢設。”又《元史譯文證補》譯拉施特《蒙古全史》，述蒙古緣起曰：“相傳古時蒙兀與他族戰，全軍覆没。僅遺男女各二人，遁入一山，斗絶險巇，惟一逕通出入。而山中壤地寬平，水草茂美，乃攜牲畜輜重往居，名其山曰阿兒格乃袞。二男：一名腦古，一名乞顔。乞顔，義爲奔瀑急流。以其膂力邁衆，一往無前，故以稱名。乞顔後裔繁盛，稱之曰乞要特。乞顔變音爲乞要，曰特者，統類之詞也。後世地狹人稠，乃謀出山，而舊逕蕪塞，且苦艱險。繼得鐵礦，洞穴深邃，爰伐木熾炭，篝火穴中。宰七十牛，剖革爲筒，鼓風助火，鐵石盡鎔，衢路遂闢。後裔於元旦鍛鐵於爐，君與宗親，次第捶之，著爲典禮。”與《北史》第一説絶相類。而鍛鐵之説，又足與第二説之世爲鐵工相印證。以風馬牛不相及之兩族，而其傳説之相似，至於如是，實可異也。土門求婚柔然，阿那瓌詈之曰：爾是我鐵奴，何敢發是言也。

    民族繆悠之傳説，雖若爲情理所必無。然其中必有事實存焉。披沙揀金，往往見寶，正不容以言不雅馴，一筆抹殺也。今試先即《北史》所載三説觀之。案此三説雖相乖異，然其中仍有相同之處。突厥姓阿史那氏，一也；突厥有十姓，阿史那其一，二也；首出之主曰阿賢設，三也；突厥先世，嘗爲他族所破滅，四也。狼生十子，説極荒唐，然突厥後世，牙門實建有狼頭纛。又有所謂九姓部落者，於突厥爲最親。九姓之名：曰藥羅葛，曰胡咄葛，曰啒羅勿，曰貊歌息訖，曰阿勿嘀，曰葛薩，曰斛嗢素，曰藥勿葛，曰奚邪勿。見《唐書·回紇傳》。《突厥傳》述突厥之亡，謂後或朝貢，皆舊部九姓云。此謂阿史那氏既亡，其餘九姓，猶或來朝貢也。又《回紇傳》載九姓胡勸牟羽可汗入寇，宰相頓莫賀達干諫，不聽，怒，遂弑可汗。屠其支黨及九姓胡幾二千人。九姓胡先隨回紇入中國者聞之，因不敢歸。此爲九姓胡與回紇有别之證。九姓胡既與回紇較疏，則突厥之於九姓，必較回紇爲親。故《唐書》稱爲舊部。蓋回紇等皆後來服於突厥者，惟九姓則爲阿史那同族也。又突厥可汗，嘗歲率重臣，祭其先窟。而西突厥亦歲遣使臣，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。則繆悠之傳説，實爲數典所不忘，斷不容指爲虚誣矣。據《元史譯文證補》，突厥最西之可薩部，實在裏海、黑海之濱。然則突厥先世，殆本居西海之右，迨爲他族所破，乃輾轉遁入阿爾泰之南山中，其地在高昌西北，其名則跋斯處折施邪？鍛鐵之業，發明頗難。鮮卑、契丹皆與漢人相習久而後能之。女真初起時，漢人有攜甲至其部者，尚率其下出重貲以市。突厥僻陋，未必有此。或沮渠亡後，敗逋北走者之所教與？

    蒙古傳説，與突厥相類，洪氏疑蒙人襲突厥唾餘以叙先德。夫突厥之在當日，則亦敗亡奔北之餘耳，引爲同族，豈足爲榮？若謂傳述者語涉不經，載筆者意存毁謗，則拉施特身仕宗藩之朝，親見捶鐵典禮；又乞要特即奇渥温，爲有元帝室得氏之由，亦斷不容指爲虚構。拉施特之脩史也，其主盡出先時卷牘，以資考核；又命蒙古大臣，諳習掌故者，襄理其事；安得作此謂他人父之言？拉施特亦安敢億造異説，作爲謗書邪？然此説與《北史》第一説，相類太甚。又《蒙古祕史》，蒙古始祖名孛兒帖赤那，譯言蒼狼。帖赤那與阿史那、泥師都，似皆同音異譯；雖欲不謂爲一説而不得也。此又何故邪？予反覆思之，然後知蒙古爲韃靼、室韋雜種，韃靼爲靺鞨及沙陀突厥雜種，拉施特《蒙古全史》之説，確與《北史》第一説，同出一原也。

    蒙古先世，《元史》不載。洪氏謂即《唐書》大室韋之蒙兀部，其説甚確。然蒙人實自稱韃靼。《祕史》即然。《祕史》作達達，即韃靼異譯也。順帝北遷，五傳而大汗統絶。其後裔仍自號韃靼可汗。此何説邪？《五代史》云：“韃靼，靺鞨之遺種。本在奚、契丹之東北。後爲契丹所攻，而部族分散。或屬契丹，或屬渤海。别部散居陰山者，自號韃靼。後從克用入關，破黄巢。由是居雲、代之間。”據《唐書》、《五代史》、《遼史》，渤海盛時，靺鞨悉役屬之。契丹太祖以前，并無攻破靺鞨之事。《滿洲源流考》引《册府元龜》：謂“黑水帥突地稽，隋時率部落千餘家内屬，處之營州。唐武德中，以其部落置燕州。《五代史》所謂爲契丹攻破者，實即此族。”其説是也。然此族實與室韋之蒙兀部風馬牛不相及，何緣以之自號乎？案彭大雅《黑韃事略》曰：“黑韃之國，號大蒙古。沙漠之地，有蒙古山。韃語謂銀曰蒙古。女真名其國曰大金，故韃名其國曰銀。”黄震《古今紀要逸編》云：“韃靼與女真同種，皆靺鞨之後。其在混同江者曰女真。在陰山北者曰韃靼。韃靼之近漢者曰熟韃靼，遠漢者曰生韃靼。韃靼有二：曰黑，曰白，皆事女真。黑韃靼至忒没真叛之，自稱成吉思皇帝。又有蒙古國，在女真東北。我嘉定四年，韃靼始并其名號，稱大蒙古國。”孟珙《蒙韃備録》曰：“韃靼始起，地處契丹西北。族出於沙陀别種，故歷代無聞。其種有三：曰黑，曰白，曰生。案生、熟自以距漢遠近言，不得與黑白并列爲種别，此説蓋誤。所謂白韃靼者，顔貌稍細。所謂生韃靼者，甚貧，且拙，且無能爲，惟知乘馬隨衆而已。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，皆黑韃靼也。”據此三説，則韃靼及蒙古，自係二族。而韃靼之中，又有黑、白之别。族出於沙陀别種，蓋緣李克用敗亡，曾居其部，遺種與靺鞨相雜，遂生黑白之别，其無足怪。惟所謂蒙古國者，除室韋之蒙兀部，無可當之。二者相距甚遠，何由并合，爲可疑耳。案《蒙韃備録》又云：“韃人在本國時，金虜大定間，燕京及契丹地有謡言云：韃靼去，趕得官家没處去。虜酋雍宛轉聞之，驚曰：必是韃人，爲我國患。乃下令：極於窮荒，出兵剿之。每三歲，遣兵向北剿殺，謂之減丁。迄今中原盡能記之。韃人遁逃沙漠，怨入骨髓。至僞章宗明昌年間，不令殺戮。以是韃人稍稍還本國，添丁長育。”因童謡而出兵剿殺，語涉不經。然世宗初年，北邊曾有移刺窩斡之亂，牽動甚衆，仍歲興師，説非無據。韃靼之北走而與蒙兀合，蓋在此時也。然此以韃靼之部落言也。至於有元帝室，則其與蒙兀部落之牉合，尚别有一重因緣。《蒙古祕史》云：“自天而生之孛兒帖赤那，與其妻豁阿馬闌勒，同渡騰吉思水，東至斡難沐漣之源不兒罕哈勒敦。”孛兒帖赤那，譯言蒼狼。豁阿，女子美稱。馬闌勒，譯言慘白牝鹿。乃人以狼鹿名。《大典》本之譯述，意在考證蒙古語言，非以求其史實。故但旁注其爲狼鹿，而不復釋爲人名。輯《大典》本《祕史》者，但就其旁解之文鈔之，遂有狼鹿生人之譌也。此爲奇渥温氏徙居漠北之始。孛兒帖赤那生巴塔赤罕。巴塔赤罕生塔馬察。塔馬察生豁里察兒蔑兒干。豁里察兒蔑兒干生阿兀站孛羅温。阿兀站孛羅温生撒里合察兀。撒里合察兀生也客你敦。也客你敦生撏鎖赤。撏鎖赤生合兒出。合兒出生孛兒只吉歹蔑兒干。孛兒只吉歹蔑兒干之妻曰忙豁勒真豁阿。忙豁勒真，猶言蒙古部人。蓋孛兒帖赤那之後，至此娶蒙古部女，遂以蒙古爲部名。猶金始祖函普，娶完顔部女，子孫遂以完顔爲氏也。説本屠氏寄《蒙兀兒史記》。〇又案《蒙古源流考》云：“土伯特智固木贊博汗，爲姦臣隆納木所弑。三子皆出亡。季子布爾特齊諾，渡騰吉思海，東行，至拜噶所屬之布爾干哈勒圖納山下必塔地方，人衆尊爲君長。”布爾特齊諾即《祕史》之孛兒帖赤那也。或據此，謂有元先世，出自吐蕃王室。然《源流考》之作，意在闡揚喇嘛教，故援蒙古以入吐蕃。其説殊不足信。即如此處，以智固木贊博汗爲色哩特贊博汗之子。色哩特贊博汗者，尼雅特贊博汗之八世孫也。而下文又云：尼雅特贊博汗七世孫色哩特贊博汗，爲其臣隆納木所弑。又此處述智固木贊博汗，遠在名哩勒丹蘇隆贊之前。名哩勒丹蘇隆贊即《唐書》之棄宗弄讚，與太宗同時者也。其言尚可信乎？爲金守長城之部曰汪古。成吉思汗之侵金，汪古實假以牧地，爲之鄉導，故金人先失外險，猝不及防。乃蠻之伐蒙古，約汪古與俱。汪古以告成吉思，成吉思乃得先發制人。蓋汪古之於蒙古，論部酋，論部族，皆有同族之親；而減丁剿殺之舉，汪古雖力不能救，未嘗不心焉痛之；故於元爲特厚，而於金乃獨酷邪？納都六三字，與腦古音極相近。“設”爲突厥别部典兵者之稱。豈突厥先世，爲他族所破壞後，分爲二派：一爲腦古，即納都六設；一爲乞顔，即奇渥温氏之祖與？果然，則阿兒格乃袞之名，且足補突厥先窟稱名之闕矣。

    寫於一九三四年四月前

    七一三突厥渠帥凡五

    隋文帝討沙鉢略之詔曰：“且彼渠帥，其數凡五。”五者，蓋謂沙鉢略一、菴羅二、阿波三、處羅侯四、貪汗五也。突厥之大，肇基葉護，《隋書》但云“當後魏之末，有伊利可汗，以兵擊鐵勒，大敗之，……遂求婚於茹茹”俱見《隋書·突厥傳》。而已。不言其與葉護世係也。《新唐書·西突厥傳》則云：“西突厥，其先訥都陸之孫吐務，號大葉護，長子曰土門伊利可汗，次子曰室點蜜，亦曰瑟帝米。即室點蜜異譯耳。《隋書·突厥傳》云：攝圖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，一號沙鉢略。下文沙鉢略致書隋文帝，自稱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，而文帝報書稱爲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，明沙鉢略即始波羅異譯也。瑟帝米之子曰達頭可汗……始與東突厥分烏孫故地有之。”則似當大葉護時，已有二子東西分治之制矣。《周書·突厥傳》云：“土門死，子科羅立。科羅號乙息記可汗。科羅死，弟俟斤立，號木汗可汗。”《隋書·突厥傳》云：“伊利可汗卒，弟逸可汗立。病且卒，捨其子攝圖，立其弟俟斗，當作俟斤，字之誤。稱爲木杆可汗。”《北史·突厥傳》云：“乙息記可汗且死，捨其子攝圖，立其弟俟斤，是爲木杆可汗。”明乙息記與逸可汗爲一人。後來攝圖捨其子雍虞閭，而立其弟處羅侯。雍虞閭使迎之，處羅侯曰：“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來，多以弟代兄，以庶奪嫡，失先祖之法，不相敬畏。汝當嗣位，我不憚拜汝也。”《北史》、《隋書·突厥傳》。可見突厥弟兄相及，實始木杆矣。《周書·楊忠傳》：忠以保定三年與突厥伐齊，木汗可汗、控也頭可汗、步離可汗等以十萬騎來會。又《楊荐傳》：“孝閔帝踐阼，使突厥結婚。突厥可汗弟地頭可汗阿史那庫頭居東面，與齊通和，説其兄欲背先約。”地頭疑即也頭字之誤。木杆復捨其子大邏便，而立其弟，是爲佗鉢可汗。佗鉢以攝圖爲爾伏可汗，統其東面；又以其弟褥但可汗子爲步離可汗，居西方。見《北史》、《隋書·突厥傳》。然則步離殆爲居西方者之稱號，木杆時，也頭或地頭亦當統東面也。佗鉢且卒，謂其子菴羅避大邏便，而菴羅竟立。旋又讓於攝圖，是爲沙鉢略可汗、居都斤山，菴羅降居獨洛水，稱第二可汗。大邏便謂沙鉢略曰：“我與爾俱可汗子。爾今極尊，我獨無位，何也？”沙鉢略患之，以爲阿波可汗，還領所部。見《北史》、《隋書·突厥傳》。隋文帝討沙鉢略之役，沙鉢略率阿波、貪汗二可汗來拒戰。長孫晟使説阿波，阿波留塞上，使人隨晟入朝。攝圖聞其貳，乃掩北牙，盡獲其衆，而殺其母。事見《隋書·長孫晟傳》。云北牙，蓋對攝圖所遷爲南牙言之。然則《突厥傳》云阿波還領所部者，即謂還居木杆故地；還領所部者爲北，乃對攝圖所處爲南而言之也。晟之説文帝曰：“通使玷厥，説合阿波，則攝圖迴兵，自防右地。又引處羅，遣連奚霫，則攝圖分衆，還備左方。”《長孫晟傳》。明阿波在西，處羅在東。然阿波之爲右，特對處羅之在左言之。以言木杆分國之舊，則右方實當爲貪汗。故阿波、攝圖之釁既啓，攝圖以貪汗素睦於阿波，奪其衆而廢之，而貪汗亦亡奔達頭也。處羅侯之子啓民，染干。初號突利可汗，《突厥傳》以爲沙鉢略子，誤。長孫晟曾與相見，必不誤也。其後始畢之子什鉢，亦號突利可汗，居東方。然則居東方者，又嘗號突利。要之大可汗外，以一人分主東方，一人分主西方，殆爲突厥之定制。至沙鉢略時，既有一廢可汗之子，稱爲第二可汗，又有更前可汗之子，還據舊都，而與己相侔，以致與己而爲五，已足啓分崩之漸。

    又案王孝傑在西域取四鎮後，尚有冷泉之捷，事在延載元年，見《新唐書·本紀》，其詳則見於《西突厥傳》。云：“西突厥部立阿史那俀子爲可汗，與吐蕃寇武威道。大總管王孝傑與戰冷泉、大領谷，破之。碎葉鎮守使韓思忠又破泥熟俟斤及突厥施質汗、胡禄等，因拔吐蕃泥熟没斯城。”《通鑑》則云：“武威道總管王孝傑破吐蕃勃論贊及突厥可汗俀子等於冷泉及大嶺，各三萬餘人。碎葉鎮守使韓思忠破泥熟俟斤等萬餘人。”《考異》曰：“此事諸書皆無，惟《統紀》有之。《統紀》又破吐蕃萬泥勳没馱城，此語不可曉，今删去。”案《新唐書》之文，與《統紀》大同小異，云惟《統紀》有之，蓋温公之偶疏。所删《統紀》之語，雖不甚可曉，要爲當時與蕃戰又一克捷。“泥熟没斯城”，蓋即泥熟俟斤所居，俟斤乃突厥官號。而云“吐蕃泥熟没斯城者”，蓋時泥熟俟斤服屬於吐蕃也。此役蓋吐蕃、突厥連兵而來，然卒爲孝傑等所破，可見吐蕃在西域兵力有限，此欽陵所由但以筆舌求之而終不能以兵力取之也。天寶後，河隴雖陷，而安西、北庭仍久之而後亡，竊疑其亦由於此。

    七一四突厥之兵

    《北史·高車傳》云：“爲性麤猛，黨類同心，至於寇難，翕然相依。鬬無行陳，頭别衝突，乍出乍入，不能堅戰。”《鐵勒傳》曰：“人性凶忍，善於騎射。貪婪尤甚，以寇抄爲生。”是其事也。社崙始立軍法：以千人爲軍，軍置將；百人爲幢，幢置帥。先登者賜以鹵獲，退懦者，以石擊首殺之，或臨時捶撻，見《北史·蠕蠕傳》。然收效蓋寡。楊忠與突厥伐齊，還，言於周武帝曰：“突厥甲兵惡，賞罰輕，首領多而無法令，何謂難制馭？”《北史·突厥傳》。頡利入寇，唐太宗謂突厥“衆而不整，君臣惟利是視。可汗在水西，而酋帥皆來謁我，我醉而縛之，其勢易甚”。《唐書·突厥傳》。可見自南北朝至隋、唐，其散漫情形，迄未嘗改。此其所以地雖廣，兵雖多，而終不競於中國歟？《北史·突厥傳》：“候月將滿，轉爲寇抄。”與匈奴同，蓋所以利夜行也。

    七一五賨、叟、駱、蜀

    《後漢書·劉表傳》：“初平元年，長沙太守孫堅殺荆州刺史王叡，詔書以表爲荆州刺史。時江南宗賊大盛。”亦見《三國志·劉表傳注》引司馬彪《戰略》，蓋《後漢書》所本。《注》云：“宗黨共爲賊。”何義門云：“宗恐與巴賨之賨同義，南蠻號也。”案何説是也。賨人，即《後漢書》所謂巴郡南郡蠻。《後漢書》云：“秦昭襄王時，有一白虎，嘗從羣虎數遊秦、蜀、巴、漢之境，傷害千餘人。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，賞邑萬家，金百鎰。時有巴郡閬中夷人，能作白竹之弩，乃登樓射殺白虎。昭王嘉之，而以其夷人，不欲加封，乃刻石盟要，復夷人頃田不租，十妻不算，傷人者論，殺人者得以倓錢贖死。至高祖爲漢王，發夷人還伐三秦。秦地既定，乃遣還巴中，復其渠帥羅、朴、督、鄂、度、夕、龔七姓不輸租賦，餘户乃歲入賨錢，口四十。”《南蠻傳》。《晉書·李特載記》云：“秦并天下，以爲黔中郡，薄賦斂之，口歲出錢四十，巴人呼賦爲賨，因謂之賨人焉。”此説亦誤。《三國·蜀志·季漢輔臣贊》云：程季然，“劉璋時爲漢昌長。縣有賨人，種類剛猛，昔從高祖以定關中。”蓋因其人名賨，乃稱其所出之錢爲賨錢，非呼賦爲賨，而謂其人爲賨人也。

    賨人當後漢末，蔓衍頗廣。《三國·吴志·孫策傳》曰：時，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，策勸廬江太守劉勳攻取之。《注》引《江表傳》曰：勳“乃遣從弟偕告糶於豫章太守華歆。歆郡素少穀，遣吏將偕就海昏上繚，使諸宗帥共出三萬斛米以與偕。偕往歷月，纔得數千斛。偕乃報勳，具説形狀，使勳來襲取之。勳得偕書，便潛軍到海昏邑下。宗帥知之，空壁逃匿，勳了無所得”。又《太史慈傳注》引《江表傳》曰：“慈見策曰：鄱陽民帥别立宗部，阻兵守界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。海昏有上繚壁，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，惟輸租布於郡耳，發召一人遂不可得。”又《孫輔傳注》引《江表傳》曰：“策既平定江東，逐袁胤。袁術深怨策，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帥陵陽祖郎等，使激動山越，大合衆，圖共攻策。”則今江西、安徽均宗人所蔓衍矣。《後漢書·巴郡南郡蠻傳》云：“建武二十三年，南郡潳山蠻雷遷等始反叛。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，徙其種人七千餘口，置江夏界中，今沔中蠻是也。和帝永元十三年，巫蠻許聖等以郡收税不均，懷怨恨，遂屯聚反叛。明年夏，遣使者督荆州諸郡兵討破之。聖等乞降，復悉徙置江夏。”末年蔓衍今皖贛之境者，蓋即當時所徙也。然屯聚者，仍當以漢人爲多，特與賨相依附耳。參看《山越》條。

    近人游記云：“暹羅人民，舊分暹與狫二種。暹之故國，實在緬甸北境，與雲南鄰。分南北二區，各有土王。予游仰光，嘗至上緬甸，入其王居。狫亦有土王。最尊者在暹北青梅。”又云：“暹人實來自雲南大理一帶。旅暹蕭君佛成，謂雲南土人言數與暹羅同。予聽之，惟五讀如海，六讀如霍，稱十二曰十雙，餘皆與華同。雲君竹亭有友，能操暹語。而不能操華語。至廣西，遇土人，語竟相通云。”予案暹即賨也。《三國·吴志·士燮傳》：燮卒，孫權以交阯縣遠，乃分合浦以北爲廣州，吕岱爲刺史；交阯以南爲交州；戴良爲刺史。又遣陳時代燮爲交阯太守。岱留南海，良與時俱前。行到合浦，而燮子徽，自署交阯太守，發宗兵拒良，交阯桓鄰，燮舉吏也，叩頭諫徽。徽怒，笞殺鄰。鄰兄治子發，又合宗兵擊徽。此即宗人之在後印度者也。

    又賨、叟亦係同音。《蜀志·諸葛亮傳注》引《漢晉春秋》載亮上言曰：“自臣到漢中，中間朞年耳，然喪趙雲、陽羣、馬玉、閻芝、丁立、白壽、劉郃、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，突將無前。賨、叟、青羌散騎、武騎一千餘人，此皆數十年之内所糾合四方之精鋭，非一州之所有。”此特以大體言之，賨、叟未必不取自蜀。《後漢書·劉焉傳》：“馬騰與範劉焉第四子。謀誅李傕，焉遣叟兵五千助之。”《三國·蜀志·二牧傳》：“劉璋聞曹公征荆州，遣别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。”則叟兵正出於蜀。《後漢書》《注》曰：“漢世謂蜀爲叟。孔安國注《尚書》云：蜀，叟也。”又《董卓傳》：“吕布軍有叟兵内反。”《注》亦曰：“叟兵，謂蜀兵也。”竊疑蜀與賨、叟仍係一語。古稱蜀，漢世則或稱賨或稱叟耳。孔明以賨、叟連稱，蓋所謂複語。或自巴以東稱賨，蜀稱叟，孔明之兵二者兼有，故并舉之邪？《後漢書·光武紀》：建武十九年，西南夷寇益州郡。《注》引《華陽國志》曰：“武帝元封二年，叟夷反。將軍郭昌討平之，因開爲益州郡。”《西南夷邛都夷傳》：越嶲太守“巴郡張翕，政化清平，得夷人和。在郡十七年卒，夷人愛慕如喪父母。蘇祈叟二百餘人，齎牛羊送喪至翕本縣安漢，起墳祭祀”。《三國·蜀志·李恢傳》：“遂以恢爲庲降都督，使持節領交州刺史，住平夷縣。先主薨，高定恣睢於越嶲，雍闓跋扈於建寧，朱褒反叛於牂牁。丞相亮南征，先由越嶲，而恢案道向建寧。諸縣大相糾合，圍恢軍於昆明。恢出擊，大破之。追奔逐北，南至槃江，東接牂牁，與亮聲勢相連。南土平定，恢軍功居多。後軍還，南夷復叛，殺害守將。恢身往撲討，鉏盡惡類，徙其豪帥於成都，賦出叟、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，充繼軍資，於時費用不乏。”《張嶷傳》：“越嶲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，叟夷數反，殺太守龔禄、焦璜。”并今川、滇境夷人稱叟之證。

    至於僚，《晉書·李勢載記》：“李奕自晉壽舉兵反之。初，蜀土無僚，至此始從山而出，北至犍爲、梓潼，布在山谷十餘萬落，不可禁制，大爲百姓之患。勢既驕吝，而性愛財色，荒淫不恤國事。夷僚叛亂，軍守離缺，境宇日蹙。”《苻堅載記》：堅遣王統、朱彤寇蜀，晉梁州刺史楊亮率巴僚萬餘拒之。益州陷後，蜀人張育、楊光等起兵與巴僚相應，以叛於堅。育自號蜀王，與巴僚酋帥張重、尹萬等進圍成都。《殷仲堪傳》：仲堪奏言：“巴、宕二郡，爲羣僚所覆，城邑空虚，士庶流亡，要害膏腴，皆爲僚有。”此所謂僚，并在巴、氐之地。《三國·蜀志·張嶷傳注》引《益部耆舊傳》，謂“牂牁、興古僚種復反”。《晉書·武帝紀》：太康四年，“牂牁僚二千餘落内屬。”則漢世夜郎之地，亦有僚矣。僚之名，漢世不見，非不見也，漢所謂甌駱者，即僚也。《史記·南越列傳》曰：“以兵威邊，財物賂遺閩越、西甌駱，役屬焉。”其謝文帝書云：“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。”《傳》又云：“越桂林監居翁諭甌駱屬漢。”“其西甌駱”，《漢書》作“西有西甌”。而《史記·東越列傳》：惠帝三年，“立摇爲東海王，都東甌，世俗號爲東甌王。”《南越傳》《索隱》：“姚氏案：《廣州記》云：交趾有駱田，仰潮水上下，人食其田，名爲駱人，有駱王、駱侯。諸縣自名爲駱將，銅印青綬，即今之令長也。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，自稱爲安陽王，治封溪縣。後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，令二使典主交趾、九真二郡。”即駱越也。蓋單呼曰甌，曰駱，累呼則兼言甌駱，二字本雙聲。晉以後所謂僚，後漢時所謂哀牢，《三國志·霍峻傳》：“時永昌郡夷僚恃險不賓，數爲寇害。”此僚即哀牢之證。今日所謂仡佬，皆同音異字。而《廣州記》所謂蜀王子，亦即叟人，以蜀伐駱，即是以叟伐僚。以今日之語言之，則以暹伐佬耳。《廣州記》所載駱、蜀相争之事，《水經·葉榆水注》引《交州外域記》，言之尤詳。其言曰：“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，土地有雒田，其田從潮水上下。民墾食其田，因名爲雒民。設雒王、雒侯，主諸郡縣。縣多爲雒將，雒將銅印青綬。後蜀王子將兵三萬來討雒王、雒侯，服諸雒將，蜀王子因稱爲安陽王。後南越王尉佗舉衆攻安陽王。安陽王有神人，名皋通，下輔佐，爲安陽王治神弩一張，一發殺三百人。南越王知不可戰，卻軍住武寧縣；越遣太子名始，降服安陽王，稱臣事之。安陽王不知通神人，遇之無道。通便去，語王曰：能持此弩王天下，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。通去。安陽王有女名曰媚珠，見始端正，珠與始交通。始問珠，令取父弩視之。始見弩，便盜以鋸截弩，訖，便逃歸，報南越王。南越進兵攻之。安陽王發弩，弩折，遂敗。安陽王下船，逕出於海，越遂服諸雒將。”又曰：“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、九真二郡民。後漢遣伏波將軍路博德討越王。路將軍到合浦，越王令二使者齎牛百頭酒千鍾及二郡民户口簿詣路將軍，乃拜二使者爲交趾、九真太守。諸雒將主民如故。後朱?雒將子名詩，索??泠雒將女名徵側爲妻。側爲人有膽勇，將詩起賊，攻破州郡，服諸雒將，皆屬。徵側爲王，治??泠縣，復交趾、九真二郡民二歲調賦。後漢遣伏波將軍馬援將兵討側，詩走入金溪究，三歲乃得。爾時西蜀并遣兵共討側等，悉定郡縣，爲令長也。”《舊唐書·地理志》引《南越志》云：“交趾之地，最爲膏腴，舊有君長日雄王，其佐日雄侯。後蜀王將兵三萬討雄王，滅之。蜀以其子爲安陽王，治交趾。尉佗在番禺，遣兵攻之。王有神弩，一發殺越軍萬人，趙佗乃與之和，以其子始爲質。安陽王以媚珠妻之。子始得弩，毁之。越兵至，乃殺安陽王，兼其地。”此所謂日雄王、日雄侯乃“曰雒王、曰雒侯”之誤。下文雄王，亦雒王之誤。《後漢書·臧宫傳》：“建武十一年，將兵至中盧，屯駱越。”《注》：“中盧，縣名，屬南郡。蓋駱越人徙於此，因以爲名。”此駱越其本必在巴、氐之地，尤顯而易見也。

    叟之所居，與氐密邇，故二字亦連稱。《李特載記》曰：辛冉“遣人分牓通逵，購募特兄弟，許以重賞。特見，大懼，悉取以歸，與驤改其購云：能送六郡之豪李、任、閻、趙、楊、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，賞百匹。”此氐叟二字，亦複語耳。其北出者多稱氐，亦或稱叟。《懷帝紀》：永嘉三年七月，“平陽人劉芒蕩自稱漢後，誑誘羌戎，僭帝號於馬蘭山。支胡五斗叟郝索聚衆數千爲亂，屯新豐，與芒蕩合黨。”《高密孝王略傳》：“京兆流人王逌與叟人郝洛聚衆數千，屯於冠軍。”此所謂叟，即北朝時所謂“蜀與汾胡結不解緣”者也，在晉世亦或稱蜀。《孝武帝紀》：太元十八年九月，“楊佺期擊氐帥楊佛嵩於潼谷，敗之。”《姚萇載記》云：“楊佛嵩帥胡蜀三千餘户降於萇，晉將楊佺期、趙睦追之。”《載記》之蜀，即《本紀》之氐也。

    南北朝之世，賨、叟之名罕見，皆稱爲蜀。《宋書·孔覬傳》：“阮佃夫募得蜀人數百，多壯勇便戰，皆著犀皮鎧，執短兵。本應就佃夫向晉陵，未發，會農夫須人，分以配之。及戰，每先登，東人并畏憚。又怪其形飾殊異，舊傳狐獠食人，每見之輒奔走。”《五行志》：“晉元帝永昌元年，寧州刺史王遜遣子澄入質，將渝、濮雜夷數百入京邑。民忽訛言寧州人大食人家小兒。親有見其蒸煮滿釜甑中者。又云失兒皆有主名，婦人尋道，拊心而哭。於是百姓各禁録小兒，不得出門。尋又言已得食人之主，官當大航頭大杖考竟。而日有四五百人晨聚航頭，以待觀行刑。朝廷之士相問者，皆曰信然。或言郡縣文書已上。王澄大懼，檢測之，事了無形，民家亦未嘗有失小兒者；然後知其訛言也。”此事蓋即所謂舊傳狐獠食人者，蜀之即僚可知矣。其在北者，以河東爲大宗；在河東者，又以薛氏爲大。《魏書·太祖紀》：天興元年，河東蜀薛榆、氐帥符興各率其種内附。二年，蜀帥韓礱内附。《太宗紀》：永興三年河東蜀民黄思、郭綜等率營部七百餘家内屬。泰常三年，河東胡、蜀五千餘家相率内屬。八年，河東蜀薛定、薛輔率五千餘家内屬。《世祖紀》：太平真君六年，河東蜀薛永宗舉兵與蓋吴相應。明年爲魏所破，永宗男女無少長皆赴汾水死。《薛辯傳》曰：“其先自蜀徙於河東之汾陰，因家焉。祖陶《北史》作濤。與薛祖、薛落等分統部衆，世號三薛。父彊《北史》作强。復代領部落，而祖、落子孫微劣，彊遂總攝三營。歷石虎、苻堅，常馮河自固。仕姚興爲鎮東將軍，入爲尚書。彊卒，辯復襲統其營。劉裕平姚泓，辯舉營降裕。及裕失長安，辯來歸國。子謹隨裕渡江。辯將歸國，密使報謹，遂自彭城來奔。”其後世仕魏。蓋吴、薛永宗舉兵時，謹子洪祚世祖賜名初古拔。受詔糾合宗鄉，壁於河際，以斷其往來之路。蓋其黨類猶在也。《北史·辯傳》云：强字威明，與王猛友善。“桓温入關中，猛以巾褐謁之。温曰：江東無卿比也。秦國定多奇士，如生輩尚有幾人？吾欲與之俱南。猛曰：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，友人薛威明其人也。温曰：聞之久矣。方致朝命。强聞之，自商山來謁。與猛皆署軍謀祭酒。强察温有大志而無成功，乃勸猛止。俄而温敗。乃苻堅立，猛見委任。其平陽公融爲書，將以車馬聘强，猛以爲不可屈，乃止。及堅如河東伐張平，自與數百騎馳至强壘下，求與相見。强使主簿責之。因慷慨宣言曰：此城終無生降之臣，但有死節之將耳。堅諸將請攻之。堅曰：須吾平晉，自當面縛。捨之以勸事君者。後堅伐晉，軍敗，强遂總宗室强兵，威振河輔。强卒，辯襲統其營。”蓋諸薛之在汾陰，根柢深固，不肯捨之而去。其不屈於苻堅，與其不肯隨桓温而南，用意正同，非果能豫燭温之喪敗也。諸薛雖仕於魏，而河東之蜀，黨類迄未嘗涣，延及秦、隴，亦多聲氣相通，迄周、齊之世猶然。《魏書·文成五王傳》：河間王琛以討汾晉胡、蜀，卒於軍。長孫道生曾孫稚，正平郡蜀反，假鎮西將軍、討蜀都督討之。《魏書·長孫道生傳》。時則建興蜀亦反，源賀孫子恭與稚合勢進討，大破之。《魏書·源賀傳》。孝昌二年，絳蜀反，費于之孫穆討平之。《魏書·費于傳》。《傅豎眼傳》：爲益州刺史。及高肇伐蜀，假豎眼征虜將軍、持節，領步兵三萬先討北巴。蕭衍遣寧州刺史任太洪從陰平入益州北境，欲擾動氐蜀，以絶運道。氐蜀翕然從之。太洪率氐蜀數千圍逼關城，豎眼遣寧朔將軍成興孫討之。太洪遣軍主邊昭等率氐蜀三千攻逼興孫栅。《尒朱兆傳》：兆將入洛陽，招齊獻武王，獻武辭以山蜀未平，今方攻討。《北齊書·神武紀》云：辭以絳蜀、汾胡數反。《尒朱天光傳》：天光爲雍州刺史，以討万俟醜奴，赤水蜀賊斷路，天光擊破之。此事亦見《周書》賀拔岳寇洛，《李弼》、《侯莫陳悦傳》皆云討赤水蜀。《自序》云：子建除東益州刺史。“正光五年，南、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、韓祖香、張長命相繼構逆，僉以州城之人莫不勁勇，同類悉反，宜先收其器械。子建以爲城人數當行陳，盡皆驍果，安之足以爲用，急之腹背爲憂，乃悉召居城老壯曉示之。并上言：諸城人本非罪坐而來者，悉求聽免。肅宗優詔從之。子建漸分其父兄子弟外居郡戍，内外相顧，終獲保全。及唐永代之，羣氐慕戀，相率斷道。慰譬旬日，方得前行。東益氐、蜀尋反，攻逼唐永，永棄城而走。”《北齊書·封隆之傳》：子子繪，爲平陽太守，“大軍討復東雍，平柴壁及喬山、紫谷絳蜀等，子繪恒以太守前驅慰勞。”此所謂蜀，并即巴氐。《魏書·董紹傳》云：“蕭寶夤反長安也，紹上書求擊之，云：臣當出瞎巴三千，生噉蜀子。肅宗謂黄門徐紇曰：此巴真瞎也？紇曰：此是紹之壯辭，云巴人勁勇，見敵無所畏懼，非實瞎也。”其明證也。《周書·異域傳》云：“世宗時，興州人段吒及下辯、柏樹二縣民反，氐酋姜多復率廚中氐、蜀攻陷落叢郡以應之。”姜爲羌姓，而姜多復爲氐帥，則氐、羌族類相近耳。

    《魏書·自序》謂東益州城人莫不勁勇；徐紇亦謂巴人勁勇，見敵無所畏懼；則巴氐北遷之後，剽悍之性，初未失墜。《北史》載：魏孝文與朝臣論海内姓地人物，“戲謂薛謹孫聰曰：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，定是蜀人不？聰對曰：臣遠祖廣德，世仕漢朝，時人呼爲漢臣。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，時人呼爲蜀臣。今事陛下，是虜，非蜀也。帝撫掌笑曰：卿幸可自明非蜀，何乃遂復苦朕？”孝文雖虜，頗即華風，非苦人如唐太宗者；以蜀戲聰，明聰非蜀。然洪祚族叔安都實勁勇有氣力，不下於楊大眼，久與之居，故當習而自化耳。

    《後漢書·板楯蠻傳》云：“閬中有渝水，其人多居水左右。俗喜歌舞，高祖觀之，曰：此武王伐紂之歌也。乃命樂人習之，所謂《巴渝舞》也。”漢初雅樂，實未淪亡，高帝之言，必有所據。乃晉以後所謂僚者，幾於一無所知，何哉？夫巴在春秋時，久與楚有交涉，非固陋之國也。秦滅巴、蜀，疑尚有待於戰國之時，豈有武王伐紂，乃能用劍閣以南之衆？竊疑《牧誓》所謂庸蜀等，并不在後世之地。巴氐亦然，其與僚實同類而異種。氐處水濱，僚居山谷，氐人北徙，僚乃乘虚出居平地，寖至蔓延，盡由李勢之失政也。率賨人從漢高定三秦者，名范因。秦中既定，封爲閬中侯，前後《漢書》皆不載，見《晉書·樂志》。

    原刊《雲南旅滬學會會刊》第二期，一九三五年四月三十日出版

    七一六丁令

    洪氏鈞《元史譯文證補》，謂：今日葱嶺西北西南諸部，我國統稱之曰回，西人則稱爲突厥。回紇之盛，威令未行於鹹海、裏海之間；其衰，播遷未越於葱嶺、金山以外。突厥盛時，東自遼海以西至西海，萬里；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，五六千里。極西之部可薩，亦曰曷薩。西國古籍，載此部名哈薩克，即曷薩轉音；亦曰喀薩克，即可薩轉音。裏海、黑海之北，皆其種落屯集。又東羅馬古書，載與突厥通使。東羅馬即《唐書》之拂菻國也。種落繁多，幅員遼闊，匈奴而後，實惟突厥。而散居西土，亦惟突厥舊部爲多。回紇、突厥之稱，誠不敢謂己是而人非。予案洪氏此言，乃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。若舉强部以概其餘，則西人與突厥之交涉多，而在東土，則回紇爲後亡，彼我所稱，均未爲失。若原其朔，則此族當正稱曰丁令。突厥、回紇皆其分部之後起者耳。我之稱回紇固非，彼之稱突厥，亦未是也。

    丁令之名，昉見於漢。《山海經·海内經》：“有釘靈之國，其民從膝以下有毛，馬蹏，善走。”《山海經》僞書，此條乃據後世史志所造。其來歷見《三國志》注引《魏略》。又黄佐《六藝流别》卷十七《五行篇》引《尚書大傳》：“北方之極，自丁令北至積雪之野，帝顓頊神玄冥司之。”陳氏壽祺《尚書大傳輯校》採之。亦作丁零，丁靈。異譯作勑勒，又作鐵勒。中夏稱爲高車。《北史》分高車、鐵勒爲二傳，乃就其服於魏與未服於魏者分之，似無所據。《唐書》以回紇初與鐵勒諸部并屬突厥，仍列爲鐵勒十五部之一，而於突厥别爲一傳，不復著其爲鐵勒，亦未安也。

    何以知突厥、回紇皆鐵勒之分部也？曰：言語相同，爲種族相同之鐵證。洪氏於突厥、回紇言語之相同者，歷舉凡如干事，則二者必爲同族無疑。《唐書》回紇本列爲鐵勒十五部之一。回紇又作袁紇。《魏書·高車傳》，其種有表紇氏。表紇即袁紇之譌。又《北史·鐵勒傳》：獨洛河北有韋紇。韋紇亦回紇之異譯也。回紇之爲鐵勒，明白無疑，而突厥言語，與之相同，安得不爲鐵勒哉？又突厥興於金山，金山固鐵勒之地也。《北史》述突厥緣起，其一説曰：突厥之先，“伊折泥師都娶二妻，云是夏神、冬神之女。一孕而生四男。其一國於阿輔水、劍水之間，號爲契骨。”契骨者，《唐書》所謂黠戞斯，古堅昆國。或曰居勿，曰結骨，其種雜丁令者也。又《魏書·高車傳》云：“或云：其先，匈奴之甥也。俗云：匈奴單于生二女，姿容甚美，國人皆以爲神。單于曰：我有此女，安可配人？將以與天。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，置二女其上。曰：請天自迎之。經三年，其母欲迎之。單于曰：不可，未徹之間耳。復一年，乃有一老狼，晝夜守臺嘷呼，因穿臺下爲空穴，經時不去。其小女曰：吾父處我於此，欲以與天。而今狼來，或是神物，天使之然。將下就之。其姊大驚，曰：此是畜生，無乃辱父母也。妹不從，下爲狼妻而産子。後遂滋繁成國。故其人好引聲長歌，又似狼嘷。”此説謂鐵勒之先，出於匈奴單于之二女，與伊質泥師都娶二妻之説，頗有類似之處。又《北史》述突厥原起第一説，亦以突厥爲狼種。突厥姓阿史那氏，以予考之，即《元祕史》帖赤那三字之異譯，義謂狼也。見《突厥與蒙古同祖》條。然則突厥、鐵勒，其謬悠傳説，亦實不可分也。

    《魏書》云：“高車，蓋古赤狄之餘種也。初號爲狄歷，北方以爲勑勒，諸夏以爲高車、丁零。其語略與匈奴同，而時有小異。”赤狄餘種，不知何所據而云然。徵諸史傳，鐵勒之語亦無與匈奴類者。豈丁令種落有與匈奴近者，其種遂相雜，故其語多同，吾國人因别稱之曰高車以與其餘之丁零别與？赤狄餘種之説，似又因其語與匈奴同而附會，以古以匈奴即狄也。高車傳説既自託於匈奴之甥；又謂其先祖母，匈奴單于寘之國北無人之地；則高車故地，必在匈奴之北。謂其與匈奴相近，或不誣邪？《魏書》述高車之稱所由來，謂其“車輪高大，輻數至多”。阿卜而嘎錫則謂古時其部侵掠他族，鹵獲至多，騎不勝負。有部人能製車，車高大，勝重載，乃盡取鹵獲以返，故以高車名其部。見《元史譯文證補·康里補傳》。鐵勒種類，程度至低。能製車之部落，或亦其與匈奴近者與？推測之説，雖若可通，終未敢遂以爲信已。或云古代匈奴，實與漢族雜居大河流域。北荒之地，不得無人。今據《魏書》，則丁令、鐵勒、實爲狄歷異譯。狄歷疊韻，簡稱之，固可但作一狄字。豈古稱北族爲狄，其原實指此族言之邪？此説於音譯雖近，然丁令古代與漢族有交接之證據太乏，亦未敢遂以爲信也。〇日本高桑駒吉曰：康里二字Kankey乃突厥語，謂車也。

    寫於一九三四年四月前

    七一七丁令居地

    鐵勒諸族，大者曰突厥，曰薛延陀，曰回紇。突厥至南北朝之末始盛；延陀、回紇之强，則當唐世矣。然其種落散布朔垂，實由來已久。突厥疆域之廣，實由於此，非其力征經營，果有以超匈奴而幾蒙古也。今就諸史所載鐵勒居地，略爲考索如下。

    鐵勒古稱丁令，其名首見於《史記·匈奴列傳》。《匈奴列傳》云：冒頓“北服渾庾、屈射、丁靈、鬲昆、薪犂之國”。。《漢書》渾庾作渾窳，丁靈作丁零，鬲昆作隔昆，薪犂作新?。新?上又衍一龍字。《漢書·匈奴列傳》云：郅支“北擊烏揭，烏揭降。發其兵，西破堅昆，北降丁令”。《三國志注》引《魏略》云：“呼得國在蔥嶺北，烏孫西北，康居東北，勝兵萬餘人。堅昆國在康居西北，勝兵三萬人。丁令國在康居北，勝兵六萬人。此上三國，堅昆中央，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，《史記·索隱》亦引此語，而誤作接習水。南去車師六國五千里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。或以爲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，而北丁令在烏孫西，似其種别也。又匈奴北有渾窳國，有屈射國，有丁令國，有隔昆國，有新棃國，明北海之南自復有丁令，非此烏孫之西丁令也。”案匈奴徙蘇武北海上，丁令盜武牛羊，見《漢書·李廣蘇建傳》。北海，今拜喀勒湖，而此與堅昆、呼得接壤之丁令，則實在今西伯利亞西南境。隔昆、堅昆，一音之轉，即唐時之黠戛斯。《唐書·回鶻傳》：“黠戛斯，古堅昆國也。或曰居勿，曰結骨。其種雜丁令，乃匈奴西鄙也。其君曰阿熱。阿熱駐牙青山。青山之東，有水曰劍河。”劍河即後世之謙河，在今唐努烏梁海境内。見《元史譯文證補·謙河考》。安習水，今額爾齊斯河。烏孫，今伊犂。康居之地，起今伊犂之西，西訖裏海，北抵鹹海附近。《元史譯文證補·西域古地考康居奄蔡》。然則此三國之地，實在今西伯利亞境内，唐努烏梁海之西北，額爾齊斯河之東南，略當今吐魯番諸縣之正北。《魏略》云堅昆中央，而《漢書》云，郅支降烏揭後，西破堅昆，北降丁令，則烏揭在堅昆之東，丁令在堅昆之西北。其去北海，蓋千里而遥。故《三國志注》諍其非一，然按諸後世史傳，則丁令居地，實尚不止此也。《北史》述鐵勒諸部，勝兵最多者，不過三萬，且皆已合若干部落。而《魏略》謂丁令勝兵六萬，亦必合多部言之。

    《北史·鐵勒傳》云：“鐵勒種類最多。自西海之東，依山據谷，往往不絶。獨洛河北，有僕骨、同羅、韋紇、拔也古、覆羅，并號俟斤，蒙陳、吐如紇、斯結、渾、斛薛等諸姓，勝兵可二萬。伊吾以西，焉耆之北，傍白山，則有契苾、薄落職、乙咥、蘇婆、那曷、烏護、紇骨、也咥、於尼護等，勝兵可二萬。金山西南，有薛延陁、咥勒兒、十槃、達契等，一萬餘兵。康國北，傍阿得水，則有訶咥、曷截、撥忽、比干、具海、曷比悉、何嵯蘇、拔也末、謁達等，有三萬許兵。得嶷海東西，有蘇路羯、三素咽、篾促、薩忽等諸姓，八千餘。拂菻東，則有恩屈、阿蘭、北褥、九離、伏嗢昏等，近二萬人。北海南，則都波等。雖姓氏各别，總謂爲鐵勒。”案以上諸部名，多不可句讀，然其地則大略可徵：西海，蓋今裏海。獨洛河，今土拉河。伊吾，今新疆哈密縣。焉耆，今新疆焉耆縣。白山在其北。金山，今阿爾泰山。康國，今撒馬兒干。得嶷海，疑今鹹海。拂菻，則羅馬也。

    《新唐書》：鐵勒，凡十五部：曰袁紇，即回紇，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。曰拔野古，漫散磧北，地千里，直僕骨東，鄰於靺鞨。曰僕骨，在多覽葛之東，地最北。曰同羅，在薛延陀北，多覽葛之東，距京師七千里而贏。曰渾，在諸部最南。曰契苾，在焉耆西北鷹娑川，多覽葛之南。曰多覽葛，在薛延陀東，濱同羅水。曰都播，北瀕小海，西堅昆，南回紇。曰骨利幹，處瀚海北。其地北距海，去京師最遠，又北度海，則晝長夜短，日入烹羊胛，熟，東方已明。曰白霫，居鮮卑故地，直京師東北五千里，與同羅、僕骨接。避薛延陀，保奥支水、冷陘山，南契丹，北烏羅渾，東靺鞨，西拔野古，地圓袤二千里，山繚其外。曰斛薛，處多覽葛北。曰奚結，處同羅北。曰思結，在延陀故牙。回紇在薛延陀北娑陵水，則延陀故牙，在娑陵水南。娑陵水，今色楞格河。《唐書》異譯，亦作仙娥。同羅水，亦今土拉河。都播北瀕小海，蓋今庫蘇古爾。骨利幹北距海，仍即今拜喀勒湖。《地理志》：骨利幹西十三日至都播，又北六七日至堅昆，道里符合。惟謂骨利幹、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，冰堅時馬行八日可度，一似骨利幹、都播共瀕一小海者然，則語欠分析。馬行八日可度，自指拜喀勒湖，庫蘇古爾無此大。若謂都播亦瀕拜喀勒，則道里不合。且北海自古不稱小海，必《地理志》誤。至《北史》云北海南則都播等者，以北海爲大水，故舉以爲言；且言“等”，則非指都播一部也。鮮卑故地，當在今東北、蒙古之間。云圓袤二千里，山繚其外，則包今嫩江流域矣。

    此族居地，蓋自貝加爾湖西附金山之陰；又西，當庫里鄂模，伊犂河所注泊，今圖作巴勒哈什。鹹海、裏海之北，直抵黑海。東西緜亘，成一直綫。南北朝以前，據漠南北之地者，爲匈奴、鮮卑。其西則中國、匈奴狎主齊盟之城郭三十六國也。又其西，則烏孫也，大宛也，大月氏也。繼大月氏而起者，則嚈噠也。皆强國也。故此族無由南牧。迨鮮卑漸次南遷，此族乃踵之而入色楞格、土拉二河流域，且東取鮮卑故地。其爲魏所破，而遷諸漠南者，則史所謂高車也。留居漠北，爲柔然所撫用者，則史所謂鐵勒也。至南北朝之末，而此族之中，自有一强部起，則突厥是也。突厥之興，適當柔然、嚈噠之衰，一舉而皆爲所破。散處之鐵勒靡不臣之。而其疆域，遂大莫與京矣。延陀、回紇之盛，雖未能踵武突厥，摶東西爲一體，然其種人之散布各地者固自若。此其所以自唐以後，仍爲中西亞及東歐之一大族也。

    寫於一九三四年四月前

    七一八丁令宗教

    丁令諸族敬天地、日月、先祖，亦與匈奴同。《隋書·突厥傳》：“五月中，多殺羊馬以祭天。”《北史·突厥傳》：“以五月中旬，集他人水拜祭天神。於都斤西五百里，有高山逈出，上無草樹，謂之勃登凝棃，夏言地神也。”此可見“因高祀高”之禮，意登封所由昉也。又云：“可汗恒處於都斤山。牙帳東開，蓋敬日之所出也。此類烏桓。每歲率諸貴人，祭其先窟。”西突厥亦“歲使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”。又曰：“以五月、八月聚祭神。”《高車傳》：“時有震死及疫癘，則爲之祈福。若安全無他，則爲之報賽。多殺雜畜，燒骨以燎，走馬遶旋，多者數百匝。男女無大小皆集會。”又曰：“文成時，五部高車合聚祭天，衆至數萬，大會走馬，殺牲游遶，歌吟忻忻。其俗稱自前世以來，無盛於此會。”此即匈奴蹛林之俗也。亦重休咎徵。木杆可汗與周武帝約昏，武帝使逆女，突厥貳於齊，會有雷風之變，乃許使者以后歸。《周書·皇后傳》。隋文帝之罪狀突厥也，曰：“彼地咎徵妖作，年將一紀。乃獸爲人語，人作神言，云其國亡，訖而不見。”《隋書·突厥傳》。文帝固好禨祥，然唐太宗亦謂突厥“盛夏而霜，五日并出，三月連明，赤氣滿野”，《唐書·突厥傳》。則必彼中先有此等妖祥之説，然後中國從而摭拾之矣。又其見於《唐書》者：武德元年，始畢牙帳自破，明年而始畢死。天雨血三日，國中羣犬夜號，求之不見，而處羅死。均見《突厥傳》。“延陀將滅，有丐食於其部者，延客帳下，妻視客，人而狼首，主不覺，客已食，妻語部人共追之。至鬱督軍山，見二人焉，曰：我神也，薛延陀且滅。追者懼，卻走，遂失之。果敗此山下。”《回鶻傳》。又回紇人自述其亡國之事云：“唐以金蓮公主憲宗女太和公主，穆宗時，下嫁登囉羽録没密施句主毗伽可汗。又三傳而爲黠戛斯所破。女回紇葛勵的斤。别建牙於和林之别力跛力答，言婦所居山也。又有山曰天哥里于答哈，言天靈山也。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，言福山也。唐使與相地者至其國，曰：和林之盛强，以有此山也。盍壞之以弱其國？乃詭語葛勵曰：既爲昏姻，將有求於爾，其與之乎？福山之石，於上國無所用，而唐人願見。葛勵與之。石大不能動，唐人烈而焚之，沃以醇酢，石碎，輦去，國中鳥獸爲之悲號。後七日，葛勵卒。自是災異屢見，民弗安居。傳位者又數亡，乃遷於西州。”語出虞集《高昌王世勳碑》，《元史·亦都護傳》採之，而誤西州爲交州。於内憂多患，一無所憶，而轉傳此荒誕不經之語，亦可以見其程度矣。《北史·高車傳》：“俗不清潔，喜致震霆。每震，則叫呼射天而棄之，移去。來歲，秋，馬肥，復相率候於震所，埋羖羊，然火拔刀，女巫祝説，似如中國祓除，而羣隊馳馬，旋繞百匝，乃止。人持一束柳桋回，竪之，以乳酪灌焉。”一震霆之微，亦以爲祥而禳之。可謂甚矣。

    《唐書·黠戛斯傳》，謂其呼巫爲甘。黠戛斯雖白種，亦雜丁令，其語言多同回紇，此殆丁令語邪？柔然末主阿那瓌，兄曰醜奴。醜奴父曰伏圖，伏圖父曰那蓋。那蓋，可汗豆崙之叔父也。豆崙時，高車副伏羅部叛，部長阿伏至羅與從弟窮奇走車師之北，自立。豆崙與那蓋分兩道擊之，豆崙數敗，而那蓋累捷。國人咸以那蓋爲天所助，殺豆崙而立之。卒，伏圖立。時窮奇已爲嚈噠所殺，虜其子彌俄突等。阿伏至羅亦以殘暴，爲其下所殺。立其宗人跋利延。嚈噠將納彌俄突，國人殺跋利延迎立之。伏圖擊彌俄突，敗死於蒲類海北。醜奴立，壯健善用兵，西擊高車，大破之，禽殺彌俄突，盡并叛者，柔然復盛，實中興之主也，而以信巫亡其國。初，伏圖納豆崙之妻候吕陵氏，生醜奴、阿那瓌等六人。醜奴立後，忽亡一子，字祖惠，求募不能得。副升牟妻是豆渾地萬，年二十許，爲醫巫。言此兒今在天上，我能呼得之。醜奴母子欣悦。後歲仲秋，在大澤中施帳幄，齋潔七日，祈請天神。經一宿，祖惠忽在帳中，自云恒在天上。醜奴母子抱之悲喜，大會國人，號地萬爲聖女，納爲可賀敦，授夫副升牟爵位，賜牛馬羊三千頭。地萬既挾左道，亦有姿色，醜奴甚加寵愛，信用其言，亂其國政。如是積歲，祖惠年長，其母問之，祖惠言我恒在地萬家，不曾上天；上天者，地萬教也。其母以告醜奴，醜奴言地萬懸鑒遠事，不可不信，勿用讒言也。既而地萬恐懼，??祖惠於醜奴，醜奴陰殺之。魏明帝正光初，醜奴母遣莫何去汾李具列等絞殺地萬。醜奴怒，欲誅具列等。會阿至羅未詳何人。侵醜奴，醜奴擊之，軍敗，還，爲母與其大臣所殺。立阿那瓌。十日，其族兄俟力發示發伐之，阿那瓌戰敗，南走歸魏。阿那瓌母及其二弟，尋爲示發所殺。見《北史·蠕蠕》、《高車傳》。案阿那瓌自降魏後、遂居漠南。北方諸部，非復威力所及，突厥遂以此時大張。向使仍居漠北，挾積世之聲威，以攝服諸部，突厥之興，或不至如是其速也。地萬雖以色寵，其始實由巫進，亦可見巫風之足以亡人國矣。僕固懷恩之挾回紇入寇也，回紇有二巫，言此行必不戰，當見大人而還。及與郭子儀盟，相顧笑曰：巫不吾欺也。其出兵必以巫卜可知。又其巫自謂能致風雨，亦常用之於行軍。見《唐書·回鶻傳》。《南史·蠕蠕傳》：“其國能以術祭天而致風雪，前對皎日，後則泥潦横流。故其戰敗，莫能追及。或於中夏爲之，則不能雨。問其故，蓋以暖云。”薛延陀之敗，會雨雪，衆皸踣，死者十八。《唐書》謂“始延陀能以術禬神致雪，冀困勣師，及是反自敝”云。此即《悦般傳》所謂“術人能作霖雨盲風大雪及行潦”者，《北史·西域傳》。蓋北族之舊俗也。《北史·突厥傳》：可汗初立，近侍重臣等輿之以氈。隨日轉九回。每回，臣下皆拜。拜訖，乃扶令乘馬，以帛絞其頸，使纔不至絶，然後釋而急問之，曰：你能作幾年可汗？其主既神情瞀亂，不能詳定多少，臣下等隨其所言，以驗脩短之數。

    七一九奚

    奚衆當唐時，未嘗犯邊，有勞征討，致遭破壞；然其後反弱於契丹，豈以宴安致然邪？抑其衆本寡弱也？南北朝時，奚分五部：曰辱紇主，曰莫賀弗，曰契箇，曰木昆，曰室得。有阿會氏，五部中最盛，諸部皆歸之。見《北史·奚傳》。唐時，五部：曰阿會，曰處和，曰奥失，曰度稽，曰元俟折。見《新唐書·奚傳》。五代時五部：曰阿薈，曰啜米，曰粤質，曰奴皆，曰黑訖支，《新五代史·奚傳》。蓋即唐五部異譯。居幽州東北數百里之琵琶川。契丹太祖强，奚服屬之，常爲之守界上。契丹苛虐，奚王去諸怨叛，以别部西徙嬀州，依北山射獵。嬀州北之山。常採北山麝香、人參賂劉守光以自託。其族至數千帳，始分爲東西奚。去諸卒，子掃剌立。莊宗破劉守光，賜掃剌姓李，更其名曰紹威。紹威卒，子拽剌立。初，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魯之姊爲妻。後逐不魯叛，亡入西奚，紹威納之。及幽、薊十六州割，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。契丹太宗北還，拽剌迎謁。太宗曰：“非爾罪也；負我者，掃剌與逐不魯爾。”乃發其墓，粉其骨而颺之。後太宗滅晉，拽剌常以兵從。其後不復見於中國。蓋奚至是始盡入契丹。見《新五代史·奚傳》。然奚在契丹中，尚爲大部族。遼之亡，奚王回離保猶能擁衆自立云。奚之名，見於《遼史·屬國表》者，西奚、東奚之外，又有烏馬山奚。

    七二〇幽都

    《書》：“流共工于幽洲”，《淮南子》作幽都，《史記》作幽陵，三者蓋一地。《正義》引《括地志》云：“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，居此城。”案此在約略之詞。《山海經·海内經》：“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。”《淮南·墜形訓》：“西北方曰不周之山，曰幽都之門。”高誘《注》：“幽，闔；都，聚也。”則幽都蓋以山爲名，以闔、聚爲義。《後漢書·烏桓傳》：“俗貴兵死，斂尸以棺，有哭泣之哀；至葬，則歌舞相送。肥養一犬，以彩繩纓牽，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，皆燒而送之；言以屬累犬，使護死神靈歸赤山。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。”《三國志·烏丸傳注》：“至葬日，夜聚親舊員坐，牽犬馬歷位，或歌哭者，擲肉與之，使二人口誦咒文，使死者魂神逕至，歷險阻，勿令横鬼遮護，達其赤山，然後殺犬馬衣物燒之。”

    《遼史·禮志》：歲時雜儀：“冬至日，國俗，屠白羊、白馬、白雁，各取血和酒，天子望拜黑山。黑山在境北，俗謂國人魂魄，其神司之，猶中國之岱宗云。每歲是日，五京進紙造人馬萬餘事，祭山而焚之。俗甚嚴畏，非祭不敢近山。”契丹，鮮卑後。鮮卑與烏桓同種。赤山、黑山名雖異，二史俱謂人死後魂魄所歸，當即一地，與闔聚之義正合。凡後世史籍所載諸四裔，有爲古代聲教所及者，有不然者。其爲古代聲教所及者，禮俗亦往往與中國古代相類，如匈奴、鮮卑等是也。别有考。

    赤山、黑山之傳説，亦必有所受之。契丹故地在木葉山潢河、土河合流處，見《遼史·地理志》。此爲契丹人自述，其史實校他史所述出於漢人之記載者爲確。其北正在遼東西北數千里，地望亦符；惟自中國言之，當云正北。故《史記》亦云以變北狄。與《淮南》於西北方之説，頗似牴牾。然古人言山，所包甚廣，非如今世但指一邱一壑言之；今熱河道北方之山，與漠北大幹氣脈，固亦相接；則古所云幽都之山者，或竟統括今金山、杭愛之脈，亦未可知；果如是，則言北、言西北，均無不可矣。然則古所謂幽州，實包今内外蒙古及西伯利亞南境，故拓跋氏世處北荒，亦云受封中國也。

    七二一蠻夷滑夏由傳漢人文化

    漢靈帝時，議擊鮮卑。蔡邕謂“關塞不嚴，禁網多漏，精金良鐵，皆爲賊有；漢人逋逃，爲之謀主，兵利馬疾，過於匈奴。”《後漢書·鮮卑傳》。又《三國志》稱軻比能：“自袁紹據河北，中國人多亡叛歸之，教作兵器鎧楯，頗學文字。故其勒御部衆，擬則中國。出入弋獵，建立旌麾，以鼓節爲進退。”《後漢書》謂烏桓：“婦人能刺韋作文繡，織氀毼。男子能作弓矢鞍勒，鍛金鐵爲兵器。”疑皆中國人所教也。

    契丹既與中國交通，其文明程度頗有進。契丹太祖之興也，史稱劉守光暴虐，幽、涿之人，多亡入契丹。阿保機又間入塞，攻陷城邑，俘其人民，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。其後自爲一部，治漢城。其地可植五穀，阿保機率漢人耕種，爲治城郭、邑屋、廛市，如幽州制度，漢人安之，不復思歸。又謂阿保機之久專旗鼓而不肯受代，實出漢人之教。《新五代史·契丹傳》。此雖未必然，然其自爲一部，所用實係漢人，則彰彰矣。契丹隋世十部，兵多者不過三千，少者千餘。大賀氏八部，勝兵合四萬三千。阿保機會李克用於雲中，乃以兵三十萬；伐代北，兵四十萬。天祐二年。親征幽州，旌旗相望數百里。此如林之旅，果何自來哉？契丹建國，誠以部族爲爪牙。阿保機北討南征，所俘降游牧之民亦不少。然《遼史》稱其析本部迭剌部。爲五院六院，宫衛缺然，乃分州縣，析部族，以立宫衛軍；述律后居守之際，又摘蕃、漢精騎爲屬珊軍；凡三十萬。則其兵實有漢人，漢人有造於契丹亦大矣。《魏書·蠕蠕傳》：道武帝謂崔宏：“蠕蠕之人，昔來號爲頑嚚，每來抄掠，駕牸牛奔遁，驅犍牛隨之。牸牛伏不能前，異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者，蠕蠕曰：其母尚不能行，而況其子！終於不易，遂爲敵所虜。今社崙學中國，立法置戰陳，卒成邊害。道家言聖人生，大盜起，信矣。”

    七二二以結昏姻求和親

    以女之於外國求和親也，統一之後，自婁敬之建策始也。蓋古列國間之爲是者多矣，故敬初不以是爲辱。然“齊景公曰：‘既不能令又不受命，是絶物也。’涕出而女於吴”。則古固有迫而出此者矣。《唐書·新羅傳》：“貞觀五年，獻女樂二。太宗曰：‘比林邑獻鸚鵡，言思鄉，丐還，況於人乎？’《林邑傳》：獻五色鸚鵡、白鸚鵡，數訴寒，有詔還之。付使者歸之。”《高麗傳》：“其王藏遣使者，上方物，且謝罪，獻二姝口。帝敕還之，謂使者曰：‘色者人所重，然愍其去親戚以傷乃心，我不取也。’”又玄宗開元中“獻二女，帝曰：‘女皆王姑姊妹，違本俗，别所親，朕不忍留。’厚賜還之。”可謂盛德矣。及中宗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，妻吐蕃，念其年幼，“賜錦繒别數萬，雜伎諸工悉從，給龜兹樂……帝爲幸始平，帳飲，引羣臣及虜使者宴酒所，帝悲涕嘘唏，爲赦始平縣，罪死皆免，賜民繇賦一年，改縣爲金城，鄉曰鳳池，里曰愴别。”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回紇，“帝餞公主，因幸咸陽，數慰勉。主泣曰：‘國方多事，死不恨。’”此所謂念其遠也，亦哀之矣。然卒不能庇而使之，違本俗，别所親，豈不哀哉？寧國之下嫁也，漢中郡王瑀攝御史大夫，爲册命使，可汗“引瑀入，瑀不拜。可汗曰：‘見國君，禮無不拜。’瑀曰：‘天子顧可汗有功，以愛女結好。比中國與夷狄昏，皆宗室子。今寧國乃帝玉女，有德容，萬里來降，可汗天子婿，當以禮見，安踞受詔邪？’可汗慚，乃起奉詔，拜受册。翼日，尊主爲可敦。”案淮陽壯王道玄。弟道明送弘化公主於吐谷渾，坐漏言非帝女，奪王。而吐蕃言公主非帝女，我亦知之。則唐世公主下嫁，雖宗室子，皆冒稱帝女，而瑀乃明言之，何邪？

    七二三貉族考

    序云：少時讀《周書·王會篇》，見其所列多漢世遠國，以爲漢以後人僞爲之，不之信也。稍長，讀義疏，見《王制疏》引李巡注《爾雅》，釋九夷、八蠻、六戎、五狄，雜舉漢後郡縣夷狄之名，尤一笑置之。近考貉族事，見夫餘、句麗開國傳説，乃與淮泗間之徐偃王同，更上溯之秦、楚、殷、周，亦無不相類者，乃恍然於種落遷徙不恒厥居，古者對内之夷未嘗不可播遷於塞外，而郡縣建置亦多因部落舊名，《周書》及李巡之言，固皆非無據也。讀書不能深思博考，而率爾致疑，亦繆矣。夫知種落遷徙，一部族之名先後相睽，可以至於數百千里，持是以讀古書，可以發前人所未發者，豈獨《周書》與《爾雅注》兩事。今亦未暇博考，姑舉一二事言之。漢世大夏在嬀水之濱，嬀水今阿母河也。以西史證中籍，大夏即Bactria安息即Parthia，明白無疑。安息之名，蓋Aisakidal之音譯，大夏則爲中國舊名。《史記》言齊桓公西伐大夏，涉流沙。秦始皇帝二十六年《琅邪刻石》言：皇帝之土，西涉流沙，南盡北户，東有東海，北過大夏。今案：《禮記·王制》言四海之内，東不盡東海，西不盡流沙，南不盡衡山，北不盡恒山；則北户在衡山之南，大夏亦在恒山之北耳。夫安得在嬀水之濱？然《史》、《漢》於大夏皆不著其非先秦舊國，又不言稱名之由來，何哉？讀《周書·王會》暨《伊尹獻令》，北方咸有大夏，而《獻令》又有莎車，然後知漢世西域諸國，多本處内地，後乃遠徙，出於玉門、陽關，而接乎葱嶺也。《漢書·西域傳》云：“自且末以往，皆種五穀，土地草木，畜産作兵，略與漢同，有異乃記云。”今讀諸國傳，記其事者少，不記者多。又漢言諸國種，有塞、有氐羌；然明言其爲塞若氐羌，或據其俗，可見其爲塞若氐羌者亦少。則知三十六國，固多中原移殖之民。抑氐羌亦秦、隴、楚、蜀間民族也。漢族與氐羌可以西徙，何獨至於莎車、大夏而疑之？然則嬀水之濱大夏，殆即殷、周之世列於四門之國所移殖。雖史無可徵，而種族法俗咸有可考，故史不明言也。不特此也，丁零、堅昆，亦漢後之遠國也。《漢書·蘇武傳》言武居北海濱，丁零盜武牛羊。北海者，今貝加爾湖，而《三國志注》引《魏略》言堅昆在康居西北，丁零在康居北，并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，則在今額爾齊斯河之表矣。然《漢書》言冒頓北服渾窳、屈射、丁零、隔昆、龍、新犂之國，而《王會》正北有??犂、其龍。??犂、其龍即龍、新犂，新犂亦即李斯《諫逐客書》所謂乘纖離之馬者。秦人得乘其馬，其距秦必不甚遠，然則丁零、堅昆，始亦當近中國，後乃隨匈奴之遠徙而北走也。大地之表，寒燠不同，肥磽亦異。文明之啓，勢不能不視其所處之境，故民族進化，遲速不同，後進之族，必藉先進之誘掖。夫以行事觀之，則蔥嶺之東，北海之南，南海之北，殆無非我所教導者，先知先覺之稱，我民族殆無愧矣。古之人所由“以東漸西，被朔南暨，聲教訖於四海”自誇歟？然有文事者必有武備。我國民以文教之昌，武備遂落人後。今日者，我夙所啓發之地，無不爲他人所覬覦，浸至邱墓廬舍，遊釣之鄉，亦岌岌不自保，豈不哀哉！作貉族考，亦欲我國民思先烈而克自振拔也。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，武進吕思勉自序。

    古所謂四裔者，程度莫高於東夷，此讀經、子者所共喻；而謂東夷之程度，高於三方，求諸後世之史籍，厥惟貉族足以當之，此又讀史者所無異辭也。貉族名國，著稱史籍者，曰夫餘，曰高句麗，曰百濟。又有不成爲國，惟有若干邑落者，時曰沃沮，曰濊。麗、濟同出夫餘。夫餘，《三國志》本傳曰：“其印文言濊王之印，國有故城名濊城。”沃沮分爲南北，言語法俗，大抵與句麗同。南沃沮即漢樂浪東部都尉所主嶺東七縣之地，《三國志》謂其“皆以濊爲民”；《志》又云：“其耆老舊謂與句麗同種。”種者，種姓。史於四夷言種姓，猶於中國言姓氏，可見夫餘與濊，君長亦係同族。其所出布名貉布。然則夫餘、句麗、百濟、沃沮及濊，皆古所謂濊貉也。

    此族在東北，實爲文化之先驅。所謂東北者，以地理言之，實在興安嶺之東南，渤海灣之東北，既異蒙古之沙磧，復殊西伯利亞之苦寒。而遼東，朝鮮兩半島，眣出南方，尤得海上交通之便。日本三島，以地理形勢論，亦當屬此區。此區中之文化，貉族實爲之師長。日本之開化，由於朝鮮，人所共知。滿族開化，始於渤海；繼渤海而起者爲金，繼金而起者爲清。渤海大氏，本臣屬句麗。句麗滅，遷於營州。後因契丹李盡忠之亂東走。唐師追之，大氏因句麗、靺鞨之衆以拒，乃克自立。金始祖函普，實高麗人。清人自神其種姓，託之天女所生。實據近人所考，其始受明建州衛指揮使之職者曰猛哥帖木兒，嘗入侍朝鮮，受其官職，見日本稻葉君山《清朝全史》，及近人孟森《心史史料》。則亦朝鮮之臣僕耳。蓋東北諸族，其開化，無非貉族所牖啓者。諸族爲我再傳弟子，貉族則我之高第弟子也。

    貉族之文化，何自來乎？然謂古代之朝鮮，即在後世朝鮮之地，終覺其説之難通。詳見予所撰《朝鮮東遷之跡》條。古皆謂其出於箕子。《漢書·地理志》：“殷道衰，箕子去之朝鮮，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。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：相殺以當時償殺；相傷以穀償；相盜者，男没入爲其家奴，女子爲婢；欲自贖者，人五十萬，雖免爲民，俗猶羞之，嫁娶無所讎；是以其民終不相盜，無門户之閉，婦人貞信不淫辟。可貴哉，仁賢之化也。”今觀夫餘，在國衣尚白，祭天以殷正月，見《三國志》。其説誠有不盡誣者。古有所謂肅慎者，即後世之挹婁、靺鞨也。知挹婁、靺鞨必爲古之肅慎者，以楛矢石砮，至後世猶存；且《三國志》、《晉書》本傳及《史記·夏本紀索隱》引《括地志》，皆謂其長尺有咫，與《國語》、《史記》、《説苑》、《家語》合也。據《晉書》，此族當魏景元末，及晉元帝中興時，皆嘗以楛矢石砮來貢；而據《宋書》及《南史》，宋大明中，高句麗又嘗貢之；則其物得諸目擊，非苟襲舊文者比矣。〇又此族，《後漢書》、《三國志》皆稱挹婁，而《晉書》仍稱肅慎，云一名挹婁，此必其人仍以肅慎之名自通，不則當云挹婁古肅慎矣。《魏書·勿吉傳》：“舊肅慎國也。”舊字蓋指晉時言之，若指三代以前，亦當用古字也。而《左氏》昭公九年詹桓伯讓晉之辭，以之與燕、亳并列，爲周之北土，與魏、駘、芮、岐、畢爲西土，蒲姑、商奄爲東土，巴、濮、楚、鄧爲南土者同科。此濮在今河南、湖北之間，《國語》楚蚡冒始啓濮，韋《注》謂爲南陽之國；又《左氏》杜《注》，謂庸亦百濮夷是也。又此時之楚，尚在丹、淅二水之間，見《過庭録·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考》。若謂古代肅慎，即在後世挹婁、靺鞨之地，則今松花江上游，周初視之，已與河南北、山東西、陝西、湖北相等，此爲情理所必無。然則肅慎殆亦始鄰燕、亳，後乃播遷於今之吉林者也。肅慎如是，朝鮮何獨不然？然則箕子封地，雖不可考，以理度之，恐不能在渝關之外也。朝鮮初封之地，雖不可考，而其播遷之跡，則略有可稽。《史記·蘇秦列傳》載秦説燕文侯之辭曰：“燕東有朝鮮、遼東”，此時朝鮮似尚在遼東之内。其後燕將秦開襲破東胡，置上谷、漁陽、右北平、遼西、遼東五郡，朝鮮蓋以此時，播越塞表。肅慎、濊貉之北徙，當在是時。詳見《朝鮮東遷之跡》。《三國志·辰韓傳》云：“其耆老傳世，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。”《夫餘傳》亦云：“國之耆老，自説古之亡人。”十口相傳，歷時不能甚久。其相傳甚久者，往往爲荒唐之辭，如神話等。以辰韓證夫餘，亦可知其東走，不過在戰國之世也。

    然則濊貉東徙之跡，尚有可考者乎？曰：有。今欲考其播遷之時，必先稽其故居之地。古書言濊貉者，始於《管子》。《小匡》篇云：“西征，攘白狄之地，遂至於西河，方舟投柎，乘桴濟河，至於石沈。縣車束馬，踰太行與卑耳之貉，拘秦、夏。”卑耳之貉，當作卑耳之谿。《小問》篇曰：“桓公北伐孤竹，未至卑耳之谿”；《説苑·辨物》篇，亦謂桓公北征孤竹，未至卑耳谿，見知道之神，從之而太行，踰之正入西河也。《荀子·彊國》謂秦北與胡、貉爲鄰；《墨子·兼愛》以燕、代、胡、貉、西河之民并舉；而《史記·封禪書》，桓公謂“寡人北伐山戎，過孤竹；西伐大夏，涉流沙；縣車束馬，上卑耳之山”；可見胡、貉、秦、夏，四者相次。以大較言之：踰太行，濟卑耳，則涉西河，接胡、貉；益西爲秦；自秦而西爲夏；過大夏則入流沙。桓公兵力，未必至是，蓋齊人侈言之。然諸國之地望必不誤，此猶作寓言者，其事雖子虚，其名物必不妄也。獨山戎，《左氏》謂其病燕；而《穀梁》曰：“燕，周之分子也，貢職不至，山戎爲之伐矣。”莊三十年。則其地近於薊；孤竹，《漢志》謂在遼西令支，今河北遷安縣也；其地若不相及者。然《管子·輕重甲》曰：“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、離枝。”《輕重戊》曰：“桓公問於管子曰：代國之出何有？管子對曰：代之出，狐白之皮，公其貴買之。代民必去其本，而居山林之中。離枝聞之，必侵其北。”離枝即令支。孤竹、令支，當時皆近代；其地在北方，不在東北，故《孟子》言“伯夷辟紂，居北海之濱”也。《離婁》上。《公羊》謂齊侯伐山戎，旗獲而過我；《檀弓》謂孔子過泰山側，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；《新序》亦記此事，而云孔子北之山戎；《論衡·遭虎》篇云孔子行魯林中，《定賢》篇云魯林中哭婦；則山戎實在泰山附近，其所病者，恐爲南燕而非北燕。魯濟之遇，《左氏》曰：“謀山戎也。”《説苑·權謀》亦曰：“齊侯將伐山戎、孤竹，使人請助於魯。”果在北燕之表，請助於魯何爲？而其還，亦安得旗獲而過魯邪？杜預《釋例·土地名》，以北戎、山戎、無終三者爲一，昭公元年《疏》。説蓋有所受之。北戎見於《春秋》者：僖公十年，齊侯、許男伐北戎，其見於《左氏》者：隱公九年侵鄭，桓公六年伐齊。無終見於《左氏》者：襄公四年，遣使如晉，請和諸戎，魏絳勸晉侯許之，曰：“戎狄荐居，貴貨易土，土可賈焉。”又曰：“邊鄙不聳，民狎其野，穡人成功。”則其地必密邇晉。昭公元年，荀吴敗無終及羣狄太原，蓋亦即晉陽之地耳。然則山戎在齊、晉、鄭、許之間；孤竹在其北，近代；濊貉則在其西，近西河，與胡雜處，而鄰於秦也。《韓奕》之詩曰：“王錫韓侯，其追其貉。”此韓侯，鄭以爲即後來韓原之地，故謂梁山在左馮翊西北；而釋“溥彼韓城，燕師所完”之燕師爲平安時衆民。王肅、孫毓，不滿其説，乃以燕爲北燕；《釋文》。而以涿郡方城縣之寒號城爲韓侯城；《水經·聖水注》：方城，今河北固安縣。後儒亦有主其説者；皆由誤以燕爲北燕，謂驅薊丘之衆，於役韓原，爲不可通耳。而不知《詩》明言韓姞，其爲南燕而非北燕彰彰也。俞理初説，見《癸巳類稿》。知燕之爲南燕，則韓之在韓原無可疑，而追、貉爲王畿北面之國，亦無可疑矣。陳碩甫《毛詩傳疏》，謂追、濊聲相近，疑追貉即濊貉，徒據音讀推測，更無他證。然以情事揆之，説亦可立。何者？《史記·趙世家》，載山陽侯朱書曰：“余將賜女林胡之地，至於後世，且有伉王，奄有河宗，至於休溷諸貉。”所謂伉王，蓋指武靈。此乃武靈王既闢西河之後，史氏造作此言，可見其時西河之地，仍有貉族居之，蓋即《詩》之所謂追貉，《管子》之所謂濊貉也。鄭《箋》又云：“其後追也、貉也，爲玁狁所逼，稍稍東遷。”此言未知所本。然觀武靈王時，荐居西河者，實以林胡、樓煩爲大，而濊貉無聞焉；又孤竹、離枝等，故近代者，咸有東徙之跡，則鄭説疑亦有據。濊貉故處西河，後乃日徙而東北，其留者，蓋僅如南山之小月氏矣。然西河故濊貉之所處，故言西河者猶舉其名，而征略則不之及也。自此濊貉遂近北燕。《史記·燕世家》謂“燕北迫蠻貉”，《貨殖列傳》謂“燕東綰濊貉、朝鮮、真番之利”是也。自五郡開，乃益被逐東北走。《漢書·武帝紀》：元朔元年，“東夷薉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降，爲蒼海郡。”此即《食貨志》所謂“彭吴穿濊貉、朝鮮，置滄海郡”者，曰穿，則地必在朝鮮之表，《史記·平準書》作“彭吴賈滅朝鮮，置滄海之郡。”彭吴賈與彭吴，未知孰是。言滅朝鮮，則《史記》似誤，以是時朝鮮尚未滅也。蓋即後來嶺東七縣之地。然其部落，仍有留居北燕附近者。《高帝紀》：四年，“北貉、燕人，來致梟騎助漢”是也。濊貉東北徙之遺跡，可考見者如此。《水經注》：清漳逾章武故城西，故濊邑也。枝瀆出焉，謂之濊水。章武今河北大城、滄兩縣之地。此亦濊之近於北燕者。

    然當時之播越東北者，正不獨濊貉一族也。《三國志·夫餘傳》云：“國之耆老，自説古之亡人。”“其印文言濊王之印，國有故城名濊城。蓋本濊貉之地，而夫餘王其中，自謂亡人，抑有似也。”何以知夫餘非即濊貉，而謂其王濊貉中？故老傳言，當必有據。然謂夫餘、濊貉，截然異族，則又不可。何者？果其君民異族，則其文化之間，彼此必有差異，然夫餘與出於夫餘之句麗、百濟，其文化固與沃沮及濊大同也。《晉書·夫餘傳》，言“其國殷富，自先世以來，未嘗被破”，此亦非以同族入主者不能。然則夫餘、麗、濟之與濊貉，乃同民族而異其部落者耳。彼又何自來邪？曰：蓋古之九夷也。

    古釋九夷者有二説：一《後漢書·東夷傳》，所謂畎夷、于夷、方夷、黄夷、白夷、赤夷、玄夷、風夷、陽夷；一李巡注《爾雅》，所謂一曰玄菟、二曰樂浪、三曰高驪、四曰滿餙、五曰鳧臾、六曰索家、七曰東屠、八曰倭人、九曰天鄙者也。《禮記·王制孔疏》。《後漢書》之説，出於《竹書紀年》，見《注》。李巡之説，玄菟、樂浪，皆漢郡名；高驪即高句麗，鳧臾即夫餘，與倭人并漢世東北遠國；以釋古之九夷，毋乃不類？其餘名目，尤雅記無徵。故説經者多不之信也。然郡縣名之不可爲夷狄名；漢世之夫餘、句麗與倭，其地與古之九夷不相及；李巡即固陋，豈不之知？又豈有僞造書史無徵之名，而可以欺人者乎？古來作僞者多矣，有如是其拙者乎？然則李巡之説，殆有所本，特後人不之知耳。

    且巡所舉九夷之名，固不盡無徵也。《周書·王會》：北方臺正東有高夷，其西有屠州。西面者，正北方有良夷。高夷蓋即高句麗，高句麗但言高，《三國志·高句麗傳》云：“漢時賜鼓吹技人，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。後稍驕恣，不復詣郡，於東界築小城，置朝服衣幘其中，歲時來取之，今胡猶名此城爲幘溝婁。溝婁者，句麗名城也。”《周書》云：“自號曰高句麗，仍以高爲氏。”此言實誤。句麗，溝婁，同音異譯。實緣其王氏高，故國號高句麗，猶華言高氏城耳。良夷蓋即樂浪。高句麗爲種落名，又爲漢縣名，事極明白。然則樂浪、玄菟，事同一律，非李巡妄以漢郡縣名爲九夷之名，乃漢郡縣固以種落名，而其種落，實有古之九夷在其中耳。屠州疑即東屠。州蓋聚落之稱，初但稱屠，後或分爲東西也。滿餙疑即所謂滿潘汗者。《魏略》云滿潘汗，而漢有潘汗縣，蓋滿與潘汗爲二也。倭人，蓋亦即漢世之倭。晚周之世，海道交通頗盛，中國東方之夷，能浮海而至日本，其無足怪。惟天鄙不可考。至於索家，則予又因此而得妙悟焉。

    《後漢書·夫餘傳》云：“初，北夷索離國王出行，其侍兒於後姙身。王還，欲殺之。侍兒曰：前見天上有氣，大如雞子，來降我，因以有身。王囚之，後遂生男。王令置於豕牢，豕以口氣嘘之，不死。復徙於馬蘭，馬亦如之。王以爲神，乃聽母收養，名曰東明。東明長而善射，王忌其猛，復欲殺之。東明奔走，南至掩?水，以弓擊水，魚龞皆聚浮水上，東明乘之得度，因至夫餘而王之焉。”此事亦見《論衡·吉驗》篇，索離作橐離；《後漢書注》亦云：“索或作橐，音度洛反。”《三國志注》引《魏略》則作稾離，記事并大同。《梁書·高句麗傳》，則謂句麗出自東明，東明本北夷櫜離王之子。其下記事，亦與《後漢書》、《魏略》、《論衡》不異。稾離，櫜離，并即高麗，顯而易見，蓋億謂夫餘之類惟有高麗而改之。然諸書皆言高麗出自夫餘，不言夫餘出自高麗，億改者實誤，索離，蓋即索家也。

    因此神話，又可推見古代貉族分布之廣。《魏書·高句麗傳》曰：“高句麗者，出自夫餘。自言先祖朱蒙。朱蒙母，河伯女，爲夫餘王閉於室中，爲日所照，引身避之，日影又逐。既而有孕，生一卵，大如五升，夫餘王棄之與犬，犬不食；棄之於路，牛馬避之；後棄之野，衆鳥以毛茹之。夫餘王割剖之，不能破，遂還其母。其母以物裹之，置於暖處。有一男，破殻而出，及其長也，字之曰朱蒙。其俗言朱蒙者，善射也。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，將有異志，請除之。王不聽，命之養馬。朱蒙每私試，知有善惡，駿者減食令瘦，駑者善養令肥。夫餘王以肥者自乘，以瘦者給朱蒙。後狩於田，以朱蒙善射，限之一矢。朱蒙雖矢少，殪獸甚多。夫餘之臣，又謀殺之。朱蒙母陰知，告朱蒙曰：國將害汝，以汝才略，宜遠適四方。朱蒙乃與烏引、烏違等二人棄夫餘東南走。中道，遇一大水，欲濟無梁。夫餘人追之甚急。朱蒙告水曰：我是日子，河伯外孫，今日逃走，追兵垂及，如何得濟？於是魚龞并浮，爲之成橋，朱蒙得渡，魚龞乃解，追騎不得渡。朱蒙遂至普述水，遇見三人：其一人著麻衣，一人著衲衣，一人著水藻衣，與朱蒙至紇升骨城，遂居焉。”其説與《後漢書》、《魏略》、《論衡》小異，而與《好大王碑》大同。《好大王碑》曰：“惟昔始祖鄒牟王之創基也，出自北夫餘，天帝之子，母河伯女郎，剖卵降出。”又曰：命駕巡東南下，路由夫餘奄利大水。王臨津言曰：我是皇天之子，母河伯女郎，爲我連??浮龜。應聲即爲連??浮龜，然後造渡。於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。〇《北史》同《魏書》，《周書》辭少略，惟其所本與《魏書》同則無疑。惟碑又謂“黄龍來下，王於忽本東岡負龍，上升天”，爲《魏書》所未及耳。今案《博物志》述徐偃王之事曰：“徐君宫人，娠而生卵，以爲不祥，棄之水濱。獨孤母有犬，名鵠倉，獵於水濱，得所棄卵，銜以來歸。獨孤母以爲異，覆煖之，遂??成兒。生時正偃，故以爲名。徐君宫中聞之，乃更録取。長而仁智，襲徐君國。後鵠倉臨死，生角而九尾，實黄龍也。偃王令葬之徐界中，今見狗壟。”此説與《魏書》、《好大王碑》之説，相似已極，謂非同出一原不可也。然則徐與夫餘、句麗，關係必極密矣。

    昔人説貉，或以爲在北方，《孟子·告子》下趙《注》，《周官》職方鄭《注》，《説文·豸部》貉字下。或以爲在東北方，《周官·秋官》貉隸鄭《注》，《詩》、《周官正義》引《鄭志》，《説文·羊部》羌字下。無以爲在南方者。《魯頌》有“淮夷蠻貉”之文，《論語》有“蠻貉之邦”之語，《衛靈公》。咸以爲汎指異族之辭耳。夷、蠻、戎、狄等名，其初或有所專屬，其後遂變爲通稱，此誠習見不足疑。然細考之，亦有不盡然者。四字之中，惟夷與其餘三字，均可相屬。戎狄二字，亦可連言。若蠻與戎狄，則從無舉者。惟貉亦然。有夷貉，有蠻貉，無戎貉、狄貉也。然則汎指異族之辭者，仍與方位略有關係，貉不與戎狄相屬，而與夷蠻相屬，可知其初本在東南矣。《魯頌·閟宫》之詩曰：“奄有龜、蒙，遂荒大東，至於海邦，淮夷來同。”又曰：“保有鳧、嶧，遂荒徐宅，至於海邦，淮夷、蠻貉。”皆以淮夷與徐、貉同稱。《公羊》僖公十四年，“諸侯城緣陵，孰城之？城杞也。曷爲城杞？滅也。孰滅之？蓋徐、莒脅之。”《左氏》則曰：“會於鹹，淮夷病杞故。”十四年，“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。”此爲徐即淮夷之證。《左氏》昭公元年：“周有徐、奄。”杜注：“二國皆嬴姓。《書序》曰：成王伐淮夷，遂踐奄。徐即淮夷。”蓋以其地言之，則曰淮夷；以其族言之則曰貉；以其中之名國言之，則曰徐耳。孫仲容《墨子閒詁》引李巡之説而辨之曰：“《王制疏》所云，皆海外遠夷之種别，此九夷與吴、楚相近，蓋即淮夷，非海外東夷也。《書叙》云：成王伐淮夷，遂踐奄。《韓非子·説林上篇》云：周公旦攻九夷而商葢服。商葢即商奄，則九夷亦即淮夷。故《吕氏春秋·古樂》篇云：成王立，殷民反，王命周公踐伐之。商人服象，爲虐於東夷，周公遂以師逐之，至於江南。又《樂成》篇云：猶尚有管叔、蔡叔之事，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。高《注》云：東夷八國附從二叔，不聽王命。周公居攝，三年伐奄，八國之中最大，著在《尚書》。餘七國小，又先服，故不載於經也。案東夷八國，亦即九夷也。春秋以後，蓋臣屬楚、吴、越三國；戰國時，又專屬楚。《説苑·君道》篇，説越王句踐與吴戰，大敗之，兼有九夷。《淮南子·齊俗訓》云：越王句踐霸天下，泗上十二諸侯，皆率九夷以朝。《戰國策·秦策》云：楚苞九夷，方千里。《魏策》云：張儀曰：楚破南陽九夷，内沛，許、鄢陵危。《文選》李斯《上秦始皇書》，説秦伐楚，苞九夷，制鄢、郢。李《注》云：九夷屬楚。若然，九夷實在淮、泗之間，北與齊、魯接壤。故《論語》子欲居九夷。參互校覈，其疆域固可考矣。”《非攻中》。案孫説九夷之地是也，必謂其非海外東夷，則猶昧於種落遷徙之事。蓋自商、周之間，至於秦、漢之世，其爲時亦久遠矣。後世種落遷徙，有數十百年之間而大異於其故者，何獨至於三代、秦、漢之世而疑之乎？古書皆但言夷、蠻、戎、狄，《周官》獨益之以閩、貉，職方氏。《禮記》、《明堂位》。《論語》、《子罕》。《爾雅》，皆言九夷，《周書·伊尹朝獻》：正東九夷。《墨子·節葬下》：禹東教乎九夷。《周官》獨有所謂九貉，知此九種者，以地言之則曰夷，以族言之則曰貉，《周官》之别九貉於四夷，蓋以其在東夷中爲最大耳。然則古所謂夷貉、蠻貉，固有所專指，而非盡汎稱矣。

    抑貉族之分布，尚有不止於此者。《魯頌》曰：“戎狄是膺，荆、舒是懲。”所謂戎者，蓋指徐言之。徐之國雖在南，而其兵力嘗及西北，故亦可稱戎。見予《江漢常武》條。《費誓》曰“徂兹淮夷，徐戎并興”是也。狄則足句辭耳。《閟宫》之詩，皆頌魯平淮、徐之功，而必兼及荆、舒，則荆、舒之與淮、徐，必有關係可知。今案《史記·楚世家》云：“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。高陽生稱，稱生卷章，卷章生重黎。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，甚有功，能光融天下，帝嚳命曰祝融。共工氏作亂，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。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，而以其弟吴回爲重黎後，復居火正，爲祝融。吴回生陸終。陸終生子六人，坼剖而産焉。其長，一曰昆吾，二曰參胡，三曰彭祖，四曰會人，五曰曹姓，六曰季連，芈姓，楚其後也。”坼剖而産，《集解》引譙周、干寶，皆以爲疑，而引脩己背坼而生禹，簡狄胸剖而生契；魏黄初五年，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，從右胳下出，以爲之解，殆失《史記》之意。坼剖而産，蓋亦謂始生爲卵，後乃破殻而出耳。《史記》之文，與《大戴禮記·帝繫》篇，大同小異。《帝繫》篇云：“陸終氏娶於鬼方氏，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，産六子，孕而不粥，三年，啓其左脅，六人出焉。其一曰樊，是爲昆吾；其二曰惠連，是爲參胡；其三曰籛，是爲彭祖；其四曰萊言，是爲云鄶人；其五曰安，是爲曹姓；其六曰季連，是爲芈姓。”《史記索隱》引《世本》同。惟籛作籛鏗，萊言作求言，云鄶人作鄶人耳。《集解》又引《世本》曰：“昆吾者，衛是也；參胡者，韓是也；彭祖者，彭城是也；會人者，鄭是也；曹姓者，邾是也；季連者，楚是也。”《戴記》、《世本》之文，較《史記》爲具。然啓左脅而六人出，恐係後人以附會之辭改竄，非元文。《大戴記》無傳授，昔人即不盡信也。《太平御覽》引《帝繫》此文，作“啓其左脅三人出，右脅三人出”。是楚與徐之神話，極相類也。舒當春秋時有舒庸、舒蓼、舒鳩、舒龍、舒鮑、舒龔，皆偃姓。《左氏》文公十二年《正義》引《世本》。偃姓臯陶後，與秦同祖；而秦楚之關係，又有極密者。《秦本紀》曰：“秦之先，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。女脩織，玄鳥隕卵，女脩吞之，生子大業。”是秦所祖與楚同，而其神話亦極相類也。又曰：“大業取少典之子，曰女華。女華生大費，與禹平水土。已成，帝錫玄圭。禹受曰：非予能成，亦大費爲輔。帝舜曰：咨爾費，贊禹功，其賜爾皁游，爾後嗣將大出。乃妻之姚姓之玉女，大費拜受。佐舜調馴鳥獸，鳥獸多馴服，是爲柏翳，舜賜姓嬴氏。”《索隱》曰：“尋檢《史記》上下諸文，伯翳與伯益是一人不疑，而《陳杞系家》，即叙伯翳與伯益爲二，未知太史公疑而未決邪？抑亦謬誤爾。”案《陳杞世家》之文，實漏彭祖而重出一益，予别有考。翳、益之爲一人，則無可疑。此秦與舒同祖也。《左氏》文公五年：“臧文仲聞六與蓼滅，曰：臯陶、庭堅不祀，忽諸！”《注》：“蓼與六，皆臯陶後。”此蓼當即舒蓼。此云蓼滅，而宣公八年又云“楚爲衆舒叛故，伐舒蓼滅之”者，春秋時國滅而復建者多矣，如舒鳩，於襄公二十五年，爲楚所滅，而定公二年，吴子又使舒鳩氏誘楚人，亦其一例也。其同類又有六；而徐與奄又皆嬴姓，《左》昭元年杜《注》，見前引。《正義》云：《世本》文。與秦同；然則秦與淮、徐、荆、舒，皆同出一祖矣。

    更由此而上推，則商周先世之神話，亦有與此類者。《商頌》曰：“天命玄鳥，降而生商。”鄭《箋》謂“鳦遺卵，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”，《史記·殷本紀》及《三代世表》褚先生引《詩傳》説同。説既極與徐楚類。而《生民》之詩，詠后稷生於姜嫄之事曰：“不坼不副，無災無害。”鄭《箋》於此無説。毛《傳》乃云：“凡人在母，母則病；生則拆副，菑害其母。”此必妄爲之説。毛《傳》不取緯候，後人或以此多之，其實古説自係如此，適見其爲無本之學耳。詩又云：“延寘之隘巷，牛羊腓字之。誕置之平林，會伐平林。誕置之寒冰，鳥覆翼之。鳥乃去矣，后稷呱矣。”竊疑坼副狀卵之破；不坼不副，言其卵未嘗自破；無災無害，蓋亦如《魏書》之説，謂割剖等不能傷；鳥去而后稷呱，則亦如《魏書》、《博物志》之言，謂以煖孚之，乃破殻而出耳。此説而確，則商周先世之神話，實與徐、楚、夫餘、句麗大同。所謂剖左脅而出，以及坼背、剖胸，全係後人不解坼副字義，而妄行穿鑿矣。《蜀本紀》云：“禹坼副而生。”而其地有刳兒坪，《路史》引。亦此説之一證也。《論衡·奇怪》篇引儒者之説曰：“禹、卨逆生，闓母背而出，后稷順生，不坼不副，不感動母體。”説與《蜀本紀》岐異。蓋《蜀本紀》爲舊説，《論衡》所引，則附會之説也。徐與句麗神話皆託之於龍，似起於近海之處，正是九夷之地。吾國開化，肇自羲、農，地皆在今山東，實與九夷相接。黄帝之族，起自河北，兵力雖視羲、農之族爲强，開化實較羲、農之族爲晚。凡後起之國，往往蹈襲先進之族之文化。殷周皆黄帝後，得毋其神話，實竊之於東方近海之國歟？遐哉尚矣，弗可得而質矣，然其事則殊可深長思也。

    抑古之所謂東夷及嬴姓、芈姓之族，其與西北民族争鬥之跡，則通古史，猶有可考見者焉。《國語·鄭語》：史伯述祝融之後凡八姓：曰己、曰董、曰彭、曰秃、曰妘、曰曹、曰斟、曰芈。夏之霸曰昆吾，商之伯曰大彭、豕韋。昆吾，己姓；大彭，彭姓；豕韋，彭姓之别也。韋《注》。史伯言斟姓無後，然夏之亡於寒浞，實依斟灌及斟尋，則斟雖無後於周時，初非無國於夏代。以斟灌、斟尋爲夏同姓之國者蓋非。桀之亡也，昆吾實與之俱。而湯於伐昆吾之先，又嘗伐韋、顧，《詩·商頌》。夏師敗績，湯遂伐三?；《史記·殷本紀》。鬷夷氏則董姓也。《左氏》載椒舉之言曰：“夏桀爲仍之會，有緡叛之；商紂爲黎之蒐，東夷叛之。”昭公四年。〇《韓非子·十過》：“紂爲黎丘之盟，而東夷叛之。”又載叔向之言，謂“桀克有緡以喪其國，紂克東夷而隕其身。”昭公十一年。緡者，有仍之姓。《史記·吴世家集解》引賈逵説。帝相之滅，后緡方娠，逃出自竇，歸於有仍。《左氏》哀公元年。以患難相依、昏姻之國而至於叛離，桀之亡蓋有由矣。《説苑·權謀》篇曰：“湯欲伐桀。伊尹曰：請阻乏貢職，以觀其動。桀怒，起九夷之師以伐之。伊尹曰：未可。彼尚能起九夷之師，是罪在我也。湯乃謝罪請服，復入貢職。明年，又不供貢職。桀怒，起九夷之師。九夷之師不起。伊尹曰：可矣。湯乃興師伐桀而殘之。”案《春秋》桓公五年，“仍叔之子來聘”，《穀梁》作任叔，則仍、任二字古通，古之有仍，即春秋之任國，實亦東夷之地。有緡之叛，與九夷之不起，事正相因。此可見夏與祝融之後及東夷，關係之密也。大彭，即春秋時彭城，正東夷形勝之地，而殷之末世滅之，《楚世家》。似乎自翦其羽翼者。楚莊王謂“紂之百克，而卒無後”，《左氏》宣公十二年。合諸叔向之言，又似紂之兵力甚强，特疲敝於東，致爲西方之周所乘者。書缺有間，難以質言。然紂之亡也以妲己，妲己不知果有逸德，足以亡殷與否，而己姓於殷爲昏姻之國，則信而有徵矣。而嬴姓之奄與淮夷、徐戎，尤爲殷之强輔。《孟子》言：“周公伐奄，三年討其君。”《滕文公》下。《墨子》亦言：“周公旦非關叔，辭三公，東處於商葢。”《耕柱》。商葢，即商奄也。王懷祖云：“葢字古與盇通。盇奄草書相似，故奄譌作盇，又譌作葢。《韓子·説林》：周公旦已勝殷，將攻商奄，今本奄作葢，誤與此同。昭二十七年《左傳》吴公子掩餘，《史記·吴世家》、《刺客傳》并作葢餘，亦其類也。”孫仲容《閒詁》曰：“王説是也。”《史記·秦本紀》云：“蜚廉生惡來，惡來有力，蜚廉善走，父子并以材力事紂。周武王之伐紂，并殺惡來。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，還，無所報，爲壇霍太山而報，得石棺。銘曰：帝令處父，不與殷亂，賜爾石棺以華氏。死，遂葬於霍太山。”與《孟子》言“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”《滕文公》下。不合。竊疑《秦紀》之言，有所諱飾，然其言不與殷亂則真矣。蓋禄父叛周之時，又起而佐之，以致爲周所戮。竊疑伐奄三年討其君，與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，正是一事，飛廉即奄君也。奄之地在魯，《左昭》九年《疏》引服虔。《説文·邑部》：“?，周公所誅?國在魯。”又《史記·周本紀集解》引鄭：“奄國，在淮夷之北。”其南爲大彭故墟，又其西則徐。《漢志》臨淮郡，治徐縣，春秋時徐子國，今安徽盱眙縣也。案徐疆域頗廣。《説文·邑部》：“?，邾下邑地，魯東有徐戎。”《史記·魯世家》：頃公十九年，“楚伐我，取徐州。”徐廣曰：“徐州，在魯東，今薛縣。”《索隱》引《郡國志》曰：“六國時曰徐州。”此今山東滕縣地。蓋徐盛時，疆域嘗至此。奄之抗周也，淮夷、徐戎并興，魯公伯禽實征之。見《書·費誓》。奄既亡，以其餘民封伯禽於少皥之虚。《左氏》定公四年。淮夷、徐戎蓋未嘗大破，故數傳之後，徐偃王復乘繆王之好遊，起而自王焉。詳見予《江漢常武》條。是役也，蜚廉之後造父實助穆王，東歸平亂，見《史記·秦本紀》。《趙世家》云：“造父爲繆王御，長驅歸周，一日千里。”自係傳説非實。然造父之黨於周，必不虚也。由是獲封於趙城，雖趙氏之族，由此而大，然忘親事讎，實媿見蜚廉於地下矣。偃王稍後而楚始强。《楚世家》言熊渠當夷王時。熊渠封長子康爲句亶王，中子紅爲鄂王，少子執疵爲越章王。越章，即豫章，地在今安徽當塗，見《楚鬻融封丹陽武王徙郢考》。九夷之服屬於楚，當始於是。及齊桓稱霸，與楚争九夷甚烈。僖公四年，桓公伐楚，“還而齊人執陳轅濤塗。濤塗謂桓公曰：君既服南夷矣，何不還師濱海而東，服東夷且歸？桓公曰：諾。於是還師濱海而東，大陷於沛澤之中，顧而執濤塗。”《公羊》僖公四年。《左氏》曰：“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：師出於陳、鄭之間，國必甚病；若出於東方，觀兵於東夷，循海而歸，其可也。申侯曰：善。濤塗以告，齊侯許之。申侯見，曰：師老矣，若出於東方而遇敵，懼不可用也；若出於陳、鄭之間，共其資糧屝屨，其可也。齊侯説，與之虎牢，執轅濤塗。”一似齊桓聞申侯之言而悟，遂未嘗東略者。蓋其叙事有漏，正無妨虎牢之賞，爲既陷沛澤後追思之舉也。《左氏》本出《國語》，多記士大夫言行，叙軍國之事轉略，觀邲之戰可見。是役蓋攻東夷而敗。然十五年，楚人伐徐，《左氏》曰：“徐即諸夏故也。”則桓公之經略，頗有成績矣。是時，助桓公經略淮、徐者爲魯，《魯頌》盛誇其功伐；而黨於淮、徐者鄒、莒，緣陵之役，已見前。僖公十六年，有淮之會，《左氏》曰：“謀鄫，且東略也。”二十一年，邾人滅須句。二十二年，僖公伐而復之，旋復有升陘之敗。《檀弓》曰：“邾婁復之以矢，蓋自戰於升陘始也。”可見邾婁風氣之强悍，及其讐魯之深。鄒、莒則出自祝融之曹姓之後也。《管子》誇齊桓“北伐山戎，制令支，斬孤竹，而九夷始聽。”《小匡》。宰孔之告晉侯曰：“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，故北伐山戎，南伐楚，西爲此會也。東略之不知，西則否矣。”《左氏》僖公九年。可見齊桓東略之勤。當時争霸，實在中原之地，而勤於東略如此，蓋楚之强，實以九夷爲之輔，故欲披其黨而分其勢也。齊桓既亡，宋襄繼起圖霸，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，欲以屬東夷。《左氏》僖公十九年。齊、魯謀鄫以拒邾，宋襄所爲，適與相反，蓋兵力不足，故以此示招懷，其意蓋亦欲攜之於楚，然此等詐謀，卒無所用，而有泓之敗。自是楚勢大張，魯且析而入之，而以其師伐齊焉。晉文崛起，運其譎而不正之智，齊、秦與宋，皆爲之輔，乃獲助楚於城濮。然至文公九年，晉君少，不在諸侯，楚公子朱遂自東夷伐陳。此可見楚之有資於東夷。晉雖合北方之諸侯，力終不足服楚，乃有通吴以撓楚之舉。《左氏》成公六年。其謀發自巫臣，而巫臣之有憾於楚，實以夏姬之故。《左氏》成公二年。其事殊詼詭可喜，然恐傳説非實。傳説之事，往往以一婦人爲之經緯，如《蒙古源流》書中如夏之妺喜，殷之妲己，周之褒姒，楚之夏姬，吴之西施，實皆此種性質。吴之先，“斷髮文身，臝以爲飾”；《左氏》哀公七年。乘車、射御、戰陳，皆有待於巫臣之教而後能；其文明程度，實遠較淮、徐之夷爲低，而晉人不恤屈己以通之；而吴自是亦遂世睦於晉以謀楚。雖曰遠交近攻，外交之策宜然，得毋以其同爲姬姓故，其情易親歟？而吴、越世讎，其相齮齕尤甚。夫夫差之於句踐，固有殺父之仇；句踐之於夫差，亦有滅國之怨。然自闔廬以上，其相齮齕，又何爲哉？《國語》、《世本》，皆云越爲芈姓，得毋越之讎吴，正猶吴之親晉，皆由種姓同異使之然歟？詳見《越之姓》條。吴、越皆斷髮文身，九夷則初無此俗。《左氏》昭公三十年，“吴滅徐，徐子章禹斷其髮，攜其夫人，以逆吴子”，蓋從其俗以示服。杜《注》謂“自刑示懼”，非也。楚成王之使獻天子也，天子賜之胙，曰：“鎮爾南方夷、越之亂。”《楚世家》。《荀子》亦曰：“干、越、夷、貉之子，生而同聲，長而異俗。”《勸學》。以夷與越分言，其確爲兩族可知。《春秋》昭公五年，楚子、蔡侯、陳侯、許男、頓子、沈子、徐人、越人伐吴。《左氏》云：“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吴。”諸侯指蔡、陳、許、頓、沈五國，東夷指徐、越也。越與吴同俗，而與徐同稱東夷，此亦越之君與楚相近之一證。夫以吴之强，能溝通江、淮，且遣偏師入海以伐齊，寧不能溯江以攻楚？然而入郢之役，必有待於大隧、直轅、冥阨之開，則以東夷大抵從楚也。巫臣之通吴也，《左氏》言“蠻夷屬於楚者，吴盡取之”，此所謂蠻夷，蓋即羣舒之類，實當吴沿江上溯之路者也。然嗣後吴楚之争，大抵在南巢以下，可見吴實未大得志。哀公十九年春，“越人侵楚，以誤吴也。”“秋，楚沈諸梁伐東夷。三夷男女及楚師盟於敖。”三夷，蓋即越之所侵，可見入郢之後，東夷仍多屬楚。不特此也，秦除繆公之世嘗一與晉親外，率皆助楚以掎晉。昭王之出走，惟秦人不憚遠役，以卻吴師；亦惟越人批亢搗虚，以躡吴後。則民族之親疏同異，又有隱然可見者。太公初封，萊夷即與之争國；晉居深山之中，戎狄之與鄰，而遠於王室；王靈不及，拜戎不暇。以視秦雜戎狄之俗；楚篳路藍縷，崎嶇山林之間者，又何以異？而秦自繆公脩政，東境至河，宗周故壤，悉爲所據，其視東方，亦何多讓？楚之久儕於聲明文物之國，與晉狎主齊盟者，更無論矣。然山東諸國，率皆以夷狄遇之，得毋非盡文野之殊，亦有民族異同之見歟？遐哉尚矣，弗可得而質矣，然其事則殊可深長思也。

    孟子之難白圭也，曰：“子之道，貉道也。”又曰：“夫貉，五穀不生，惟黍生之，無城郭宫室宗廟祭祀之禮，無諸侯幣帛饔飱，無百官有司，故二十取一而足也。”《告子》下。此蓋指南方之貉言之。若北方之濊貉，東北徙而爲夫餘、句麗、百濟者，則固有城郭宫室宗廟祭祀之禮；有諸侯幣帛饔飱；有百官有司矣。然則北方之貉，文明程度，實較南方爲高。然孟子又曰：“欲輕之於堯、舜之道者，大貉、小貉也；欲重之於堯、舜之道者，大桀、小桀也。”此語亦見《書·大傳》及《公羊》，宣公十五年。蓋儒家所常道。然則貉與中國所異者，征斂輕重之間耳，其立法固相類矣。在四夷之中，實惟貉差堪與中國比擬也。此子所以欲居九夷歟？

    《生民》之詩曰：“克禋克祀，以弗無子。”《傳》、《箋》皆以爲高禖之祀。高禖之祀，以燕至之月，可見其與殷之神話相關，而其禮實著於《月令》。《月令》者，古明堂行政之典，然授朔以九月，武職以尉名，則其篇籍實傳自秦。《秦始皇本紀》曰：“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，以爲周得火德，秦代周，德從所不勝。方今水德之始，改年始、朝賀，皆自十月朔。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。”而《封禪書》言：“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，或曰：黄帝得土德，黄龍地螾見；夏得木德，青龍止於郊，草木暢茂；殷得金德，銀自山溢；周得火德，有赤鳥之符；今秦變周，水德之時。昔秦文公出獵，獲黑龍，此其水德之瑞。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，以冬十月爲年首，色尚黑。”案授朔以九月，則秦之以十月爲歲首，所由來者舊矣。《封禪書》又曰：“自齊威、宣之時，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，及秦帝，而齊人奏之，故始皇採用之。”恐未必然也。《三國志》言夫餘以殷正月祭天，而句麗及濊，皆以十月。蓋貉族舊有二法，夫餘同於殷，句麗及濊，則同於秦也。《封禪書》又言：“秦以冬十月爲歲首，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，通權火，拜於咸陽之旁，而衣尚白。”則其後來雖尚黑，其舊俗實有同於殷者，亦可見諸族關係之密矣。《封禪書》：“秦襄公始作西畤，祠白帝；宣公作密畤，祭青帝；靈公作吴陽上畤，祭黄帝；下畤，祭炎帝；而獨不聞有黑帝之祠。高帝二年，東擊項籍，而還入關，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？對曰：四帝：有白、青、黄、赤帝之祠。高祖曰：吾聞天有五帝，而有四，何也？莫知其説。”竊疑秦以黑帝爲感生帝，祠之特異於四帝，非無祠也。

    劉申叔嘗言：“八卦五行，各爲一教。周信八卦，殷信五行。有扈氏居西方，而夏啓征之，以威侮五行爲其罪狀，蓋八卦之教行於西，五行之教行於東。武王雖問《洪範》於箕子，蓋未嘗用其説也。”案周人果背五行與否，難定；夏、殷之信五行，則彰彰矣。九疇錫於夏后，《洪範》傳自胥餘，則其徵也。《史記》謂匈奴出於夏桀，説實不誣，予别有考。見《匈奴爲夏后氏苗裔》條。而匈奴之於五行，即極尊信。日上戊己，祭天神以戊日。其圍高帝於平城也，其騎：西方盡白，東方盡駹，北方盡驪，南方盡騂。此其久知十千及方色之徵，斷不能謂爲偶合也。貉族諸國亦然。《周書·百濟傳》謂“其王以四仲之月祭天及五帝之神”，又謂其“都下有萬家，分爲五部：曰上部、前部、中部、下部、後部。城之内外民庶，及餘小城，皆分隸焉。”此即《三國志》所謂“諸加别主四出道”者，亦五官之制也。朱蒙與烏引、烏違同行，其後又遇三人，亦適合五官之數。

    貉族又有浮海而東者，時曰扶桑。扶桑之地，以予考之，實當在美洲，而希勒格氏著書，謂在堪察加半島，見近人馮承鈞譯《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》。姑勿具論，其爲貉族之分支，則章章也。國王名乙祁，貴人稱對盧，皆句麗語。又句麗，其昏姻，方語已定，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，名壻屋。壻暮至女家户外，自名跪拜，乞得就女宿。如是者再三，女父母乃聽，使就小屋中宿。至生子已長大，乃將婦歸家。而扶桑，其昏姻，壻往女家門外作屋，晨夕灑掃。經年而女不悦，即驅之；相悦，乃成昏。其俗亦相類。扶桑之俗，衣色隨年改易。甲乙年青，丙丁年赤，戊己年黄，庚辛年白，壬癸年黑，雖與《月令》之隨時改易不同，然其原實出於一，則亦不容疑也。

    《三國志·高句麗傳》謂：“其國東有大穴，名隧穴，十月國中大會，迎隧神還於國東上祭之，置木隧於神坐。”此制於中國無徵，然亦合因地事地之義。又《濊傳》，言其俗“祭虎以爲神”。案《左氏》言楚子文之生，“?夫人使棄諸夢中，虎乳之。?子田，見之，懼而歸，以告，遂使收之。”宣公四年。?固祝融之後；而此説與夫餘王之棄朱蒙，亦極相類，似非偶然。又《周書·高麗傳》，謂其“有神廟二所：一曰夫餘神，刻木作婦人之象；一曰登高神，云是其始祖夫餘神之子。并置官司，遣人守護，蓋河伯女與朱蒙云。”此亦猶周人特立姜嫄之廟也。

    《書》曰：“高宗諒闇，三年不言。”而廢立之事，惟伊尹嘗一行之，蓋其君權故輕也。《宋書·扶桑傳》，謂其“嗣王立，三年不親國事”；而《三國志·夫餘傳》，謂“舊夫餘俗，水旱不調，五穀不熟，輒歸咎於王，或言當易，或言當殺”，豈猶有殷之遺風歟？

    貉族之俗，與中國類者，莫如喪禮。案《禮記·雜記》載孔子之言曰：“少連、大連善居喪，三日不怠，三月不懈，期悲哀，三年憂，東夷之子也。”此則淮泗之夷，其俗亦與北方之貉類。又夫餘，殺人殉葬，多者百數，而諸國皆好厚葬，其俗亦頗類於秦。

    貉族用刑，最爲嚴急。《三國志·夫餘傳》云：“殺人者死，没其家人爲奴婢。竊盜者一責十二。男女淫，婦人妒，皆殺之。尤憎妒，已殺，尸之國南山上，至腐爛。女家欲得，輸牛馬，乃與之。”《周書·高麗傳》：“其刑法：謀反及叛者，先以火焚爇，然後斬首，籍没其家。盜者，十餘倍徵臧，若貧不能備，及負公私債者，皆聽評其子女爲奴婢以償之。”案《韓非》言：“殷之法，刑棄灰於街者。”《内儲説》。又曰：“一曰：殷之法，棄灰於道者斷其手。”得毋用法之峻，亦有由來邪？觀前所引《漢書·地理志》之文，亦可見殷人用法之峻。

    原刊《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》創刊號，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出版

    七二四貉族發現西半球説

    近人《法顯發見西半球説》云：“《法顯佛國記》云：弘始二年，歲在己亥，與慧景、道整、慧應、慧嵬等同契，至天竺尋求戒律。初發長安，六年，到中印國。停經六年，到師子國。同行紛披，或留或亡。即載商人大舶上，可有二百餘人。得好信風。東下。三日，便直大風，舶漏水入。商人大怖，命在須臾。如是大風，晝夜十三日，到一島邊。潮退之後，見船漏處，即補塞之。於是復前。大海彌漫無邊，不識東西；惟望日月星宿而進。若陰雨時，爲逐風去，亦無所準。當夜暗時，但見大浪相搏，恍若火色。商人荒遽，不知那向。海深無底，又無下石住處。至天明已，乃知東西，還復望正而進。若直伏日，則無活路。如是九十許日，乃到一國，名耶婆提，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，佛法無足言。停此國五月日，復隨他商人大船，亦二百許人；賫五十日糧。以四月十六日發，東北行趣廣州。一月餘日，夜鼓二時，遇黑風暴雨，於是天多連陰，海師相望僻誤，遂經七十餘日。即便西北行求岸。晝夜十二日，到長廣郡界牢山南岸。得好水菜，知是漢地。或言未至廣州，或言已過，莫知所定。即乘小舶，入浦覓人，得兩臘人，即將歸；今法顯譯語問之，答言此是青州長廣郡界，統屬晉家。是歲晉義熙十二年矣。案師子國，即今錫蘭。本欲自錫蘭東歸廣州，乃反爲風所播，東向耶婆提國。耶婆提者，以今對音擬之，即南美耶科陁尒國；直墨西哥南，而東濱太平洋。科音作婆者，六代人婆、和兩音多相混。如婆藪槃豆，一譯作和脩槃頭，是其證。耶婆提，正音作耶和提，明即耶科陀爾矣。世傳墨西哥舊爲大國，幅員至廣，則耶科陁爾，當時爲墨西哥屬地無疑。所以知耶科提必在美洲，非南洋羣島者，自師子國還向廣州，爲期不過四十六日。據《唐書·地理志》。故法顯失道，商舶亦齎五十日糧。今遭大風，晝夜十三日，始至一島，又九十日而至一國，合前三日計之，已得一百六日；是東行倍程可知。況南洋師子國，途次悉有洲島；當時帆船，皆傍海而行，未有直放大洋者。今言海深無底，不可下石，而九十日中，又不見附海島嶼，明陷入太平洋中，非南洋羣島。逮至耶婆提國，猶不知爲西半球，復向東北取道；又行百餘日，始折而西。夫自美洲東行，又百許日，則還繞大西洋而歸矣。當時海師，不了地體渾圓，惟向東方求逕，還繞太西，進行既久，乃軼青州海岸之東，始向西北折行，十二日方達牢山。是顯非特發見美洲，又還繞地球一周也。然據《佛國記》言：耶婆提國，已先有婆羅門，特無佛法。則法顯以前，必有印度人遇風漂播至此者，故婆羅門教得傳其地。又觀美洲山脈，横貫南北者，在北美曰落迦，南美曰昂底斯。落迦本印度稱山之語，如補陀落迦，咀落迦，彈落迦，竭地落迦是也。落迦岡底斯爲西藏大山，即葱嶺所自起。美之山脈，莫長於昂底斯，正與葱嶺等，明昂底斯亦即岡底斯音轉。斯皆以梵語命山，益明婆羅門曾先至美洲，特以姓名不著，而尸其名者獨在法顯，斯可爲梵國前哲悲，亦爲漢土尊宿幸矣。”予案觀《宋書·四裔傳》，則知印人浮海而東者，自古即極多。婆羅門之先至美洲，非必如原文所云，出於遇風漂播，特其與貉族之至美洲，熟爲先後，則尚不可知耳。

    近人《異聞録》云：“《山海經·海外東經》：言湯谷上有扶桑，十日所浴。《淮南子·天文訓》：言日出於湯谷，浴於咸池，拂於扶桑。此皆悠謬之談。然《梁書》確有扶桑國。齊永元元年，其國有沙門慧深，來至荆州。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。近西人諾哀曼（Nenmann），推度其地，謂即美洲墨西哥。此説未知確否。特墨西哥建國甚早。與閩粤沿海諸地，同一緯綫，中隔太平洋，在齊梁時，非不能與中華交通。《梁書》言扶桑國多扶桑，故以爲名。扶桑葉似桐，而初生如筍。績其皮爲布，以爲衣，亦以爲棉。其文字以扶桑皮爲紙。今考墨西哥特産之植物，則有摩伽（Magney）。其學名曰Agave Americana。土人亦名百歲花，謂經百歲始一花。其物多纖維。古時墨西哥象形文字，皆書於摩伽葉。此猶印度之貝葉，埃及之巴比利葉。若遽謂摩伽即梁時之扶桑，恐亦近於附會。但齊、梁時由中國東行二萬餘里，果有文物之國，則除墨西哥外，實無地以當之。此諾哀曼氏所以疑扶桑爲墨西哥也。近世落花生，本來自南美之巴西，而《福清縣志》言僧應元往扶桑覓種寄回，似亦以南美爲扶桑。或者古人知中國極東有美洲，因附會《山海經》，名曰扶桑也。”又三十年代初，外交部嘗咨教育部云：“據駐紐約總領事張祥麟呈稱：准美國亞拉斯加省前任總督函稱：本省前年掘土，發現古物二件：一係陶器，一係銅器。如能證明確係中國古物，則可證實華人曾經發見美洲。乞查明示覆等因。并附發現古物拍照四紙前來。職領檢閲《金石索》，内載形似泉幣一圖，其形恰與美人所發現之銅器相同；正面反面之摹本，亦無差異。該書注云：係唐代孫思邈《入山符》。惟未能釋明所載符文，係何意義。此地書籍不備，無從研究。至所發現之陶器，因物未目睹，亦無從查考。兹特將照片四紙，隨呈附送。可否咨行教育部，將符文意義，查明見覆，以憑轉覆等情。相應檢同原送照片二紙，咨行貴部，查照核覆，以憑轉知可也。”教育部覆文云：“查該項銅器，確係我國厭勝錢幣。《西清古鑒圖》録是錢，以其面有符文，定名爲符印錢，且謂文與孫思邈《入山符》略髣髴。《金石索》及《吉金所見録》等錢譜，均沿襲其説，而未詳其製作年代及符文意義。本部辨其形制、圖像、筆意，當屬宋代道家作品。又查各項厭勝錢文，皆祈福避凶之作。是錢符文，意義要不外此。一俟本部考有確證，再行詳覆。至陶器形制，甚似我國宋、元時磁洗。惟有無磁釉，質地及色澤若何，該總領事既未目睹原器，原文亦未經注明，本部自未便臆斷爲何時器物也”云云。觀此，知華人至美洲，雖或在印度人後，亦必在歐人之先矣。

    七二五唐宋暨以前之中日交際

    日本與中國之交際，前後不同：自漢至唐，以國家之往還爲主，宋以後，則以人民之往還爲主矣。而國家之往還，亦前後不同：南北朝以前，日本甘心臣服中國，隋以後始欲以敵國自居，然中國迄未嘗以敵國之禮待之。

    漢、魏時中日交際已見《卑彌呼》條。晉泰始初，日本又重譯入貢，其後與北朝無交涉，與南朝則往還頗繁，具見《宋書·夷蠻傳》、《南史·夷貉傳》。倭王及世子之名，可考者凡五，據近代史家所考，則倭王讚爲仁德天皇，讚弟珍爲反正天皇，倭王濟爲允恭天皇，濟世子興爲安康天皇，興弟武爲雄略天皇。其時日本表文，恒自稱使持節、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即馬韓諸軍事、安東大將軍、倭國王。中國但去百濟二字，餘即如其所稱以授之。蓋百濟、日本，同受封於中國，不當使日本督百濟也。木官泰彦《中日交通史》謂《日本書紀》，實係鈔録中國史，而於《宋書》中所載倭事，悉屏不録，蓋以稱臣奉表爲辱國之事故。唐代詔書，日史不載，亦係此意。案源光國所作《大日本史》，青山延光所作《日史紀事本末》。亦均謂通使始隋，於南北朝前事皆不載。然亦謂此事爲掌書記之漢人所爲，其王室初不之知，終未免辭遁矣。

    蘇因高之來，挾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没處天子之書，是爲彼欲與我亢禮之始。貞觀四年，日本始通使於唐，唐使新州刺史高表仁此從《舊唐書》，與日本史合，《新唐書》作高仁表。送之，至都，與争禮不平，不肯宣天子詔，可見日人之倨傲。《日本國志·鄰交志》謂新舊《唐書》，不載日人一表，桓武天皇延曆二十三年，唐德宗貞元二年，葛野麻吕使唐，遇風，飄至福州長谿縣，州吏訝其無國書，入船檢察，葛野麻吕命學僧空海致書觀察使云：“竹符銅契，本防姦僞。誠實無詐，何事文契？敝邑使人，已無詐託，信物亦不用璽印，建中以前，舊典如此。今以無國書見責，事與昔乖，願顧鄰誼。”黄氏謂：“據此，則當時使臣皆不齎表文，蓋不臣則我所不受，稱臣則彼所不甘；而彼國有所需求，不能停使，故爲此權宜之策耳。”又日本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二年，唐玄宗天寶九年也，遣藤原清河等於唐，既至，正月朔，玄宗受諸蕃使朝賀於含元殿，叙新羅使東，班在大食上；清河等西，班在吐蕃下，日本留學生阿部仲麻吕以爲不宜班後新羅，爲之請，將軍吴懷寶，乃引清河與新羅使易位。黄氏謂：“其在中國列之於新羅、大食之下，未嘗待以鄰交；而其在日本，遣使則不齎表文，迎客則不居臣禮，以小事大則有之，以臣事君則未也。”黄氏之書，意欲藥當時中國自大之病，故多鍼砭之辭。其謂日人未嘗肯臣中國，固係實情；然中國不以鄰敵之禮待之，日亦未能顯拒，則亦不可不知也。小野妹子即蘇因高之來也，隋使裴世清送之。《中日交通史》云：“妹子歸，奏稱煬帝報書，在百濟見掠，本居宣長馭戎慨言曰：“隋帝之書，甚爲倨敖，故妹子僞稱被掠，不以上聞。”至裴世清所齎之書，則載於《日本書紀》，首云“皇帝問倭皇”，下又有“知皇介居海表，撫寧民庶，境内安樂，風俗融和”等語，而《經籍後傳記》則云：“其書曰皇帝問倭王。聖德太子惡其黜天子之號爲王，不賞其使。”木宫泰彦謂《書紀》改王爲皇，其説是也。日本之遣使於唐，自舒明天皇二年始，貞觀四年。而終於仁明天皇承和五年，唐文宗開成三年。尋常以爲終於宇多天皇寬平六年，即唐昭宗乾寧元年，然是年使實未行。前後二百有八年，遣使者十九。唐惟代宗大曆十四年，曾遣中使趙寶英送其使歸國，溺於海。其僚屬孫興進、秦衍期以明年至日。日史亦謂有國書。黄氏謂寶英乃中使，有無國書，已有可疑，即有之，亦不當在僚屬手。宋徽宗政和六年，中國商人齎牒至日。牒云：“矧爾東夷之長，實惟日本之邦。曩脩方貢，歸順明時，隔闊彌年，久闕來王之義；遭逢熙旦，宜敦事大之誠。”日本鳥羽天皇下百官議，置不答。菅原在良之議曰：“推古天皇十六年，隋煬帝書曰皇帝問倭皇；天智天皇十年，大唐郭務悰來聘，書曰大唐帝敬問日本天皇；天武天皇元年，郭務悰來，書函題曰大唐皇帝敬問倭王，又大唐皇帝勑日本國衛尉寺少卿大分書曰：皇帝敬致書於日本國王；古式如此。”隋煬帝書辭之不實，説已見前，黄氏云：“考郭務悰乃劉仁軌所遣使，當時以係私使，不令入京，而此云有國書，疑失實。”予案唐與日本書函往來，宜有定式，不應忽稱日本，忽稱倭；忽稱天皇，忽稱王，忽稱國王。《唐書》云：“日本，古倭奴也。”又云：“後稍習夏音，惡倭名，更號日本。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，以爲名。或云：日本乃小國，爲倭所并，故冒其號，使者不以情，故疑焉。”《唐書》此語，繫咸亨元年遣使賀平高麗後，則自咸亨以前，猶以倭之名自通，天智十年，猶在咸亨之前，安得有問日本天皇語？則在良之議，信否又甚可疑矣。唐開元二十四年賜日本勑書云：“勑日本國王主明樂美銜德。”黄氏云：主，《唐書》作王，當從《文苑英華》；銜，《文苑英華》作御，當從《唐書》。黄氏謂此六字實日本天皇二字譯音，蓋中國問其國王之名，而日使詭辭以對。然則安敢以天皇二字，自通於唐？而唐勑書亦安得有敬問日本天皇之語歟？且日於當時，亦未聞拒唐勑書不受也。又宋神宗時，日僧成壽弟子歸國，神宗託致日皇御筆文書金泥《法華經》及錦，日人以書中有迴賜日本國之語，會議當受與否，歷三年不決，然終以書物爲報。亦見《中日交通史》。此則其不願稱臣於我；然亦我以上邦自居，彼未能堅拒之明徵也。宋朝與日本往還，惟神宗、徽宗二次，此外日史所謂大宋牒文狀，皆明州刺史書，日亦以太宰府之名報之。然南宋乾道八年，明州刺史贈方物，牒文有賜日本國王語，日人大譁，平清盛不顧衆議，卒作報書，則日本武人之甘心屈節，由來已舊，正不必獨咎後來之足利氏也。明太祖洪武元年，使至日本、安南、占城、高麗告建國；二年，又使至日本責以倭寇事，皆爲日人所拒；三年，使趙秩往，日人乃遣使偕來。《明史》謂日奉表稱臣，則《明史》之誤。然中國當是時，必不必得一日本之稱臣爲榮，《明史》亦未必致誤。諉爲僧人所爲，則又以南北朝對我之稱臣，諉諸漢人掌書記者之故智也。豈有此等事而執筆者敢擅專之理歟？足利義留受封於明，其子義持不以爲然，後遂與明絶，然其初立時，明人封册之，義持亦遣使謝恩也。

    七二六朝鮮東徙之跡

    武王封箕子於朝鮮，昔人皆以爲即後世朝鮮之地。夫如是，則自周以前，遼東西非久經開闢不可。然謂遼東西久經開闢，書傳無徵也。昔人有青州越海之説，蓋由《堯典》之暘谷，緯候謂在遼西而然。然《尚書大傳》：“元祀岱大山”，“中祀大交霍山”，“秋祀柳谷華山”，“幽都弘山祀”。《注》云：“弘山，恒山也。”則羲和四子之所宅，即四時巡守之所至；以暘谷爲在遼西，乃緯候侈大之辭，實不足據矣。暘谷在遼西之説破，則青州越海之説，殊不足憑。遼東西之開闢，恐不能在燕置五郡以前。謂箕子所封，即後世朝鮮之地，乃事理所必無矣。

    朝鮮古地雖不可考，然《管子·輕重甲》曰：“吴、越不朝，珠象而以爲幣乎？發、朝鮮不朝，請文皮??服而以爲幣乎？禺氏不朝，請以白璧爲幣乎？崑崙之虚不朝，請以璆琳琅玕爲幣乎？故夫握而不見於手，含而不見於口，而闢千金者珠也，然後八千里之吴、越，可得而朝也。一豹之皮，容金而金也，然後八千里之發、朝鮮，可得而朝也。懷而不見於抱，挾而不見於掖，而闢千金者，白璧也，然後八千里之禺氏，可得而朝也。簪珥而闢千金者，璆琳琅玕也，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虚，可得而朝也。”其視朝鮮，與其視吴、越等耳，可證其不甚遠也。發亦北方古國，别見《發北發》條。

    《山海經》一書，言朝鮮者二：《海内北經》云：“朝鮮在列陽東，海北，山南，列陽屬燕”，列陽者，列水之陽。《漢志》：樂浪郡吞列縣，《注》云：“分黎山，列水所出，西至粘蟬入海，行八百二十里。”蓋即今臨津江。列陽在其北，朝鮮在列陽之東，蓋即漢樂浪郡之朝鮮縣。此朝鮮既東徙後之地。《海内經》：“東海之内，北海之隅，有國名曰朝鮮。”或古箕子之所封歟？然其所在，不可得而確考矣。

    朝鮮遷徙之跡，史亦無徵。然反復推校，尚有隱約可見者。《史記·蘇秦列傳》載秦説燕文侯之辭曰：“燕東有朝鮮、遼東。”古書叙述地名，大率近者居前，則爲此辭者之意，似尚謂遼東在朝鮮之表。《燕世家》及《六國表》蘇秦之説，均在文侯二十八年。《三國志·注》引《魏略》曰：“昔箕子之後朝鮮侯，見周衰，燕尊爲王，欲東略地，朝鮮侯亦自稱爲王，欲興兵逆擊燕，以尊周室。其大夫禮諫之，乃止。使禮西説燕，燕止之，“之”字疑衍。不攻。後子孫稍驕虐，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，取地二千餘里，至滿番汗爲界。”案《史記·匈奴列傳》言燕將秦開爲質於胡，歸而襲破東胡，東胡卻千餘里。燕築長城，自造陽至襄平，置上谷、漁陽、右北平、遼西、遼東郡以拒胡。《鹽鐵論·伐功篇》亦曰：“燕襲走東胡，闢地千里，度遼東而攻朝鮮。”似燕所開之五郡，皆取之於胡，而朝鮮是時，已在遼東之表者。然東胡之後爲烏桓、鮮卑，其所分保之二山，似不能越今蘇克蘇魯、索岳爾濟一帶。謂燕人開置以前，五郡之地悉爲所有，似不近情。竊疑秦漢之世，東北種落，朝鮮、夫餘、肅慎等，其初并處塞内，至燕開五郡時，乃移居塞外也。漢遼東郡有番汗縣，疑即滿番汗之地。《注》云：“沛水出塞外。”番、沛同音，非水以種落名，則種落以水名也。

    《朝鮮列傳》言自始全燕時，嘗略屬真番、朝鮮，爲置吏，築鄣塞。秦滅燕，屬遼東外徼。漢興，爲其遠，難守，復修遼東故塞，至次水爲界，屬燕。燕王盧綰反，入匈奴。滿亡命，走出塞，渡浿水，居秦故空地上下鄣，稍役屬真番、朝鮮、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，都王險。自序：燕丹散亂遼間，滿收其亡民，厥聚海東，以集真番，葆塞爲外臣。所謂上下鄣，蓋即燕所築鄣塞也。燕初與朝鮮以滿番汗爲界，後竟略屬之，則秦開攻朝鮮之後，燕嘗又拓一境，朝鮮至北遂夷爲臣僕矣。然其封爵自在，至秦世猶然。《秦始皇本紀》：二十六年“地東至海，暨朝鮮”，此秦東界仍燕之舊之證。朝鮮亦在封内，《朝鮮列傳》所謂“屬遼東外徼”者也。《魏略》言：“及秦并天下，使蒙恬築長城，到遼東。時朝鮮王否立，畏秦襲之，略服屬秦，不肯朝會。”此其封爵仍存之證也。秦長城東端在樂浪郡遂成縣，見《晉書·地理志》。蓋自襄平以西之長城，爲燕拒胡所築；自此東至遂城，則蒙恬所爲也。然鄣塞即長城之類，燕既略屬真番、朝鮮，自襄平以東，不得毫無防衛，蒙恬蓋亦因燕之舊而脩之耳。

    《漢武帝紀·注》臣瓚引《茂陵書》：臨屯縣治東暆縣，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；真番郡治霅縣，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。《續書·郡國志》朝鮮去洛陽五千里。則臨屯在朝鮮之表，真番又在臨屯之表也。然《史記》言全燕時，嘗略屬真番、朝鮮；又言衛滿稍役屬真番、朝鮮；皆先真番而後朝鮮。惟《貨殖列傳》言：燕鄰烏桓、夫餘，東綰穢貉、朝鮮、真番之利。”朝鮮次真番之前。又言“滿得兵威財物，侵降其旁小邑，真番、臨屯皆未服屬。”亦先真番而後臨屯。豈其叙次皆自遠而近哉？非也。上云“稍役屬真番、朝鮮”者，指真番、朝鮮之民；下云“真番、臨屯皆來服屬”者，指真番、臨屯之邑。真番之邑，後來雖在臨屯之表；竊疑其民，其初更在朝鮮之裏；故并舉二國者，皆以真番次前；其後雖越臨屯而作邑，而其民猶有與朝鮮雜處，而爲衛滿所役屬者也。然則戰國、秦、漢之間，東北種落之遷移，亦云亟矣。

    原刊《光華大學半月刊》第三卷第一期，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出版

    七二七朝鮮終不用清年號

    東洋諸國，漸漬中國文教最深者，莫如朝鮮，故其仇視清人亦最甚。《春在堂隨筆》云：“《玉吾集》十八卷，朝鮮人宋相琦字玉汝者所撰。玉吾其别號也，詩文皆有可觀，末卷附神道碑銘及謚狀。稱公於崇禎丁酉十一月二十日卯時生，癸卯六月一日卒，春秋六十有七。考明崇禎十七年中無丁酉，疑有舛誤。及讀卷末附其孫名載禧者跋語，稱崇禎三庚辰十月，乃知彼國在定鼎之初，雖奉大清年號，而仍以崇禎紀年。其生於崇禎丁酉，實順治十四年。卒於癸卯，實雍正元年。其孫所稱崇禎三庚辰，實乾隆二十五年，蓋以崇禎十三年歲在庚辰，至此凡三歷庚辰耳。夫清朝龍興之始，朝鮮沿襲亡明年號，或尚可附於洪範十有三祀之義，至乾隆中葉，彼國久列藩封，世膺封號，乃尚以崇禎紀年，不亦傎乎！”夫以文明事野蠻，猶之以大事小，尺蠖之屈，事非得已。若如曲園之言，一膺封號，即當心悦誠服，然則宋高宗亦當傾心以奉金虜乎？是非傎倒之譏，不知其果當誰屬矣。終朝鮮之世，未嘗奉清年號，至其亡猶然，此金于霖先生親爲余言之者。

    匹夫時有義舉，國家則無之，以合人而成羣，其程度恒低於其羣中人之高者也。專制之世，舉國惟一人之命是聽，義師轉時或有之，明神宗之援朝鮮是矣，故朝鮮人甚德之。明亡後乃爲大報壇以祀之，然朝鮮之傾心中國，亦不徒以神宗之救援朝鮮。在句麗之世，猾夏最甚。蓋當其爲中國郡縣時，頗受抑厭使然，及王氏時，則頗歸心於宋而敵視遼金元矣。宋亡之後，王氏嗣君多取元女。元人又或置行省於其國，剃髮易服，胡化大行，然乃其梟獍之媚外者爲之，非其民心之所欲也。朝鮮太祖本以攘斥胡虜興，終李氏之朝，提倡中國文教最力，其於中國學術，實深入堂奥，非日本所及也。今世論民族者，以同化爲最高之義。若朝鮮者雖因言語不同，未能盡與華化。然其文教，則可謂與中國無殊矣。草尚之風必偃，士君子者，細民之率將，朝鮮今雖暫屈於强暴，然民心不死，國必不亡。復國之後，當與中國合爲聯邦也。

    七二八辰國

    《史記·朝鮮列傳》言：“真番旁衆國，欲上書見天子，又擁閼不通。”《漢書》作“真番、辰國”。案此當作真番旁辰國。《漢書》奪“旁”字，《史記》之“衆”字，則淺人臆改也。《三國志》云：韓“有三種：一曰馬韓，二曰辰韓，三曰弁韓。辰韓者，古之辰國也。”又云：“辰王治月支國。”又云：辰韓，“其耆老傳世，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，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。……始有六國，稍分爲十二國。弁辰亦十二國。”又云：“弁、辰韓當作弁辰、辰韓，奪一辰字。合二十四國。其十二國屬辰王。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，世世相繼。辰王當作辰韓。不得自立爲王。”《注》引《魏略》曰：明其爲流移之人，故爲馬韓所制。案既云辰韓者古之辰國矣，又云爲古之亡人；既云韓有三種矣，又云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；未免自相矛盾。韓有三種之“種”，謂種姓。史於四裔言種姓，猶於中國言姓氏，乃指其王之氏族，非指其民之種類也。《後漢書》云：馬韓在西，五十四國，辰韓在東，十有二國，弁辰在辰韓之南，亦十有二國，凡七十八國，皆古之辰國也。馬韓最大，共立其種爲辰王，都目支國，盡王三韓之地，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。又云：“初，朝鮮王準爲衛滿所破，乃將其餘衆數千人走入海，攻馬韓，破之，自立爲韓王。準後滅絶，馬韓人復自立爲辰王。”其文較《國志》爲清晰。蓋在箕準攻破馬韓之先，自有所謂辰王者，爲馬韓種，都目支，即《國志》所謂月支，嘗盡王三韓之地，此古之辰國也。逮箕氏亡而馬韓復立，則僅有五十四國，而弁辰、辰韓亦各有十二國，此則所謂韓有三種者也。諸國王皆是馬韓種，指古之辰國言，或但指後來之馬韓五十四國；否則不得云韓有三種矣。韓之分而爲三，蓋在箕氏入據之後；其初則自爲一統，故《史記》但以辰國言之也。

    《後漢書》云：箕準自立爲韓王，《國志》亦謂侯淮，《注》引《魏略》亦作準，則此淮字誤。自號韓王。《後漢書》又謂準後滅絶，馬韓人復自立爲辰王；則辰爲韓人自稱之名，韓乃箕氏所立之號耳。弁韓亦稱弁辰，可見其舊無韓名也。衛滿既攘箕準，箕準即服馬韓，則《史》、《漢》所云“欲上書見天子者”，實即箕氏之後，乃稱爲辰國而不稱爲韓王，蓋以其舊名名之也。

    《詩·韓奕》“溥彼韓城，燕師所完。”鄭箋以韓即後來之韓原，釋燕師爲平安時衆民。王肅、孫毓非之，以燕爲北燕。見《釋文》。而肅以涿郡方城縣之寒號城爲韓侯城。見《水經·聖水注》。案《詩》明言韓姞，則燕師之燕，即係國名，亦屬南燕，肅及孫毓説殊非。然其説實本於王符。《潛夫論·志氏姓》曰：“昔周宣王亦有韓侯，其國也近燕。故《詩》云：溥彼韓城，燕師所完。其後韓西亦姓韓，爲衛滿所伐，遷居海中。”此韓侯所近者爲南燕抑北燕，《潛夫論》未嘗明言；則以寒號城爲韓侯，乃王肅之妄耳。爲衛滿所伐者亦姓韓，其説當有據，殊足考箕子之後自立爲韓王之所由也。蓋箕子之後，周時初不以箕爲氏。

    漢武帝之略朝鮮，以其地爲樂浪、臨屯、玄菟、真番四郡。樂浪，《史記·正義》引“《括地志》云：高驪都平壤城，本漢樂浪郡王險城。又古云朝鮮地也。”而《史記·朝鮮列傳》言衛滿“得兵威財物，侵降其旁小邑，真番、臨屯皆來服屬。”則樂浪乃朝鮮故土，爲衛滿所攘取者；真番、臨屯則其以兵威財物所侵降之小邑也。《後漢書·東沃沮傳》言：“武帝滅朝鮮，以沃沮地爲玄菟郡。後爲夷貉所侵，徙郡於高句驪西北，更以沃沮爲縣，屬樂浪東部都尉。”《濊傳》言：“元朔元年濊君南閭等畔右渠，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内屬。武帝以其地爲蒼海郡，數年乃罷。蒼海郡之罷，《本紀》不載其事。據《公孫弘傳》則與罷西南夷同時。西南夷之罷，據《本紀》事在元朔三年。至元封三年，滅朝鮮，分置樂浪、臨屯、玄菟、真番四部。至昭帝始元五年，罷臨屯、真番以并樂浪、玄菟，玄菟復徙居句驪。自單單大領以東，沃沮、濊、貉悉屬樂浪；後以境土廣遠，復分嶺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。”《三國志》言嶺東七縣皆以濊爲民，蓋即南閭故壤，史言其叛右渠來降，則其先亦屬衛氏。漢滅衛氏之時，末聞分兵略地，所置四郡不得出衛氏故封之外，而沃沮爲玄菟郡治，蓋亦先屬衛氏矣。然則自衛滿出塞以前，朝鮮、真番、臨屯、沃沮、濊、貉、辰國當各自分立，不相統屬；至衛氏興，朝鮮既爲所竊據；真番、臨屯、沃沮、濊、貉亦爲所羈制；惟辰國非其兵力財力所及，而又爲朝鮮所破壞。漢武滅衛氏，其所羈制之地，悉以之爲郡縣。後以夷貉强盛，漸次撤廢，而句驪始强。南方之地，箕氏雖旋絶，辰國亦不能復，遂裂爲三韓也。自戰國至漢，半島諸族興替之跡，略可睹矣。

    《三國志注》引“《魏略》曰：初，右渠未破時，朝鮮相歷溪卿以諫右渠不用，東之辰國，時民隨出居者二千餘户，亦與朝鮮、真番不相往來。至王莽地皇時，廉斯鑡爲辰韓右渠帥，聞樂浪土地美，人民饒樂，亡欲來降。出其邑落，見田中驅雀男子一人，其語非韓人。問之，男子曰：我等漢人，名户來，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，爲韓所擊得，皆斷髮爲奴，積三年矣。鑡曰：我當降漢樂浪，汝欲去不？户來曰：可。鑡因將户來出詣含資縣，縣言郡，郡即以鑡爲譯，從芩中乘大船入辰韓，逆取户來降伴輩，尚得千人，其五百人已死。鑡時曉謂辰韓：汝還五百人。若不者，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。辰韓曰：五百人已死。我當出贖直耳。乃出辰韓萬五千人，弁韓布萬五千匹，鑡收取直還。郡表鑡功義，賜冠幘、田宅，子孫數世。至安帝延光四年時，故受復除。”觀此事，知辰國與其北方往來頗稀，故衛氏不能役屬之也。

    原刊《光華大學半月刊》第三卷第一期，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出版

    七二九高麗遣人來學中國爲置博士

    《宋史·高麗傳》：徽宗時，其王顒卒，子俣嗣。貢使接踵，且令士子金瑞等五人入太學。朝廷爲置博士。《張根傳》：弟樸，爲太學博士。“改吏部員外郎。高麗遣子弟入學肄業，又兼博士”。蓋即其時事也。宋時，高麗人來學最誠。太宗初，其王伷，即命金行成入國子監。太平興國二年，賜進士第。遂仕中國。伷弟治，表乞放還，而行成不肯。淳化初，卒於安州通判，在中國凡十五年。治於雍熙三年，遣崔罕、王彬入國學。淳化三年，賜進士第，授官，遣還，在中國亦歷七年。而康戩，其父允，三世爲高麗兵部侍郎。開寶中，即遣戩隨賓貢肄業國學。太平興國五年，登進士第。歷仕中國，至景德三年乃卒，則在中國逾三十年。胡馬依北風，越鳥巢南枝，行成等貪戀上國，遂忘首丘之思，似不免於忘本。其愛慕華風，可謂深矣。於其來學而特爲之置博士，蓋中國亦甚重其事矣。

    然有愛樂中國而來者，亦必有出於勉强者，此事理之自然也。《明史·朝鮮傳》：太祖即位之五年，高麗表請遣子弟入太學。帝曰：“入學固美事，但涉海遠，不欲者勿强。”蓋時高麗以遣子弟入學爲交際之策，帝有以燭其情也。胡惟庸反，日本與通。帝決意絶之，專以防海爲務。然其時王子滕祐壽來入國學，帝猶善待之。琉球中山生與山南生有非議詔書者，帝聞，置之死，而待其國如故。其人之來學者亦如故。帝固非拒外國來學之人也。宣宗宣德八年，朝鮮王李祹奏遣子弟詣太學或遼東學，帝仍不許，但賜《五經》、《四書》、《性理》、《通鑑綱目》諸書，亦必有所見。

    《陳書·儒林陸詡傳》言：“梁世，百濟國表求講《禮》博士。詔令詡行。”此又中國派遣博士至外國者。

    七三〇琉球來學

    外國遣人來學，以唐代爲最盛，爾後迄不能及。蓋外國初通中國時，文明程度，相去較遠，久之則漸近；而中國學校亦有名無實時多，故來者不勸也。東洋諸國，通於中國者，以琉球爲最晚，故其來學，在近世亦爲最勤。《明史·琉球傳》言：洪武時，中山嘗遣女官生二人先後來肄業，此爲自古所無之事，足見其向學之殷。清世遣陪臣子弟入學，始於康熙二十七年，同治間猶有至者，見《清史稿·選舉志》。《本紀》：二十三年六月，書“遣球請遣子弟入國子監讀書，許之。”二十七年不記此事，但書“琉球入貢”。蓋二十三年請而得許，至二十七年，乃遣隨貢使來也。又《紀》於康熙五十九年八月，書“琉球請令其陪臣子弟入國子監讀書，許之。”同治六年四月，書“允琉球國子弟入監讀書。”蓋每來輒奏請，而非循例派遣？然來者必不止此數也。來者稱爲官生，凡四人，見《屬國傳》。又《職官志》：琉球學，有漢教習一人，以貢生選充，後省。此在彼國，或亦成爲進取之一途，未必果爲學問，然其來究最久也。又《德宗紀》：光緒六年九月，“允朝鮮派工匠來天津學造器械。”此蓋新式兵器仿自西洋者，爲朝鮮所無，故又遣人來學也。

    七三一鄉校

    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八日，上海《大公報》載徐頌九論移民實邊之文，述滇西之俗：謂其“村必有廟。廟皆有公倉，衆出穀以實之。廟門左右，必有小門，時曰茶鋪，衆所集會之地也。議公事，選舉鄉、保長，攤籌經費，辦理小學皆於此。婚、喪、祝壽等事，亦於此行之。故是廟也，非尋常佛寺、道院，耗民財以豢閒民者比也。村之議會也，公所也，學校也，禮堂也，殯儀館也，而亦即其俱樂部也”。予案此正古之學校也。《公羊解詁》述井田之制曰：“在田曰廬，在邑曰里。一里八十户。八家共一巷。中里爲校室。選其耆老有高德者，名曰父老。”“十月事訖，父老教於校室。八歲者學小學，十五者學大學。”宣公十五年。此與伏生《書傳》所云“大夫、士七十而致仕，老於鄉里。大夫爲父師，士爲少師。耰鉏已藏，祈樂已入，注：祈樂，當爲新穀。歲事已畢，餘子皆入學。十五始入小學，見小節，踐小義；十八入大學，見大節，踐大義焉。距冬至四十五日，始出學，傅農事”，正係一説。《左氏》襄公三十一年，“鄭人游於鄉校，以論執政。然明謂子産曰：毁鄉校何如？子産曰：何爲？夫人朝夕退而游焉，以議執政之善否。其所善者，吾則行之；其所惡者，吾則改之；是吾師也。若之何毁之？”惟僅冬日教學，餘時皆如議會、公所，亦如俱樂部，故人得朝夕游其間也，《新唐書·韋挺傳》：挺上疏言：“閭里細人，每有重喪，不即發問，先造邑社，待營辦具，乃始發哀。至假車乘、雇棺椁以榮送葬。既葬，鄰伍會集，相與酣醉，名曰出孝。”以是爲風俗之薄。其實，此亦猶今滇西行喪禮於廟也。貧家營葬且不易，乃能假車乘、雇棺椁以爲榮，蓋由同社者之相助。宜興童伯章斐嘗告予：“其邑之某某鄉，有喪者，弔客至，喪家之隣共飲食之，喪家不問也。”隣伍蓋皆弔者，豈可無以飲食之？所醉飽者，蓋亦出衆力，非必喪家所費也。假車乘、雇棺椁以爲榮，誠爲無謂。然不有多其車乘，美其棺椁以爲榮者，民又孰從而效之？所謂士大夫者，厚葬靡財以爲孝，而又禁民之厚葬，乃曰：以貴賤分厚薄，自然之等差也。制爲禮，强民守之。其所令，反其所好，民孰能從之哉？

    原刊《華東師範大學學報》一九五七年第三期，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五日出版

    七三二宦學篇

    古以宦學連稱，亦以仕學并舉。《禮記》言“宦學事師，非禮不親。”《禮記·曲禮》。《論語》言“仕而優則學，學而優則仕”《子張》。是也。宦者學習，仕者任事，《史記·留侯世家》言“良年少，未宦事韓。”事即仕也。然宦學二者，又自殊途，學於學校，宦於官署，所學各不相干。古學校不能謂無其物，然迄未聞有一人焉卒業於學校，進身於仕途，或則出其在校所學以致用者，由此。蓋古之學校，其初實神教之府。春秋教以禮樂，禮者，事神之儀；樂者，娱神之樂。冬夏教以詩書，詩者，樂之歌辭；書者，教中故籍也。故太學、清廟、明堂，異名同物。出征執有罪，反釋奠於學，非文事武事相干，釋奠於明堂之神也。尊師重道，執醬而饋，執爵而酳，北面請益而弗臣，非知重學問，尊教中之老宿也。然則古學校中，初無致用之學，所有者，則幽深玄遠之哲學耳。《禮記·學記》曰：“君子如欲化民成俗，其必由學乎？”又曰：“古之王者，建國君民，教學爲先。”又曰：“君子以大德不官，大道不器。”此即《漢志》所稱道家爲君人南面之學，其説略存於《老子》、《管子》書中，皆哲學與神教相雜者也。墨子最重實用，而辯學之剖析微芒者反存於《墨經》中，以其學出於史角，史角明於郊廟之禮故也。切於實用之學，則從官署之中，孕育而出。《漢志》所推九流之學，出於王官是也。九流之家，固多兼通古之神教哲學，然特以此潤飾其任事之術，其緣起固判然不同，任職官署之人，尤未必通知九流之學，觀九流爲私家之學，寖且爲始皇所禁，而令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可知也。秦始皇曰：“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，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，欲以興太平，方士欲練以求奇藥。”興太平指文學士言，此博士之流，始皇所與共圖天下者，然特謨議於廟堂之上而已。奉行法令者，不求其有所知也。降逮漢初猶是如此。

    行法者貴能通知法意，尤貴能得法外意。能知法意，則奉行可以盡善；能得法外意，則并可知法之弊而籌改革之方矣。欲通知法意，非深通其所事之科之學不可；欲能得法外意，則必兼通他科之學；故宦學合一，實學術之一進化，亦政治之一進化也。宦學之合一，其自漢置博士弟子許其入官始乎？史稱公卿大夫士吏，多文學彬彬之士，即美其非僅通當代法令而已也。中國歷代選舉之途甚多，政府之所最重者，爲學校科舉兩途，所可惜者，學校之所肄，科舉之所試，皆非當官之所務。致學校科舉出身之人，其習於事，反不如異途，而亦并不能通知其意耳。

    昔日之教育，皆所以教治人之人者也。而學校之所肄，科舉之所試，皆非當官之所務，何邪？此其故，一當求之法制之沿革，一則由於事實之遷流也。漢世博士弟子，其所學者，原不如法吏之切於用；然漢世去古近，儒家之學，可逕措之於事者；尚不乏焉，經義折獄，即其一端也。是時法次甚簡，折獄根據習慣若條理者頗多，經義亦習慣若條理之一端，非違法也。降逮後世，社會情形，去古愈遠，通經漸不能致用，而考試之法，則猶沿漢代諸生試家法之舊焉，後漢左雄所創。是爲唐時之明經。當時高才博學，足以經國理民者，本有秀才科可應，以其大難，能應者寡，後不復舉，而俗尚舞章，進士遂爲舉世所重焉。其科始創於隋，試詩賦，蓋煬帝好浮華爲之。然度煬帝初意，亦非謂工時賦者可以經國理民，非如漢靈帝之鴻都，集玩弄之臣，則如唐玄宗之翰林，求書記之選耳；而後遂以辨官才使膺民社，則法制之流失也。歷代法制，變遷而失初意者，固多如此。又儒術盛行之世，尊之者，信爲包羅事理，囊括古今，通於是者，即可以應付一切；而欲應付一切者，亦皆不可不通於是，此則學校科舉之偏重經義，始於宋，盛於元，而大成於明者之所由來也。一時代必有一時代所特尊之學，原不足追咎古人，惟通於其理者，亦必習於事而後可以應用。而向者學校科舉之所求，於能通其理外，事遂一無所習；而其所謂理者，亦實非其理，寖至自此出身之人，成爲一物不知之士，此又法制之流失，寖失其初意者也。

    清季有老於仕途者，嘗語人曰：官非予之所能爲，衙門之所爲也。人問其説，答曰：須策畫之事，則有幕友焉；循例而行之事，則有吏胥焉。予何爲哉，坐嘯畫諾而已矣！設無幕友吏胥，予固不能辦其事也。聞者笑其尸位，其實無足笑也。當官而行，不能不據法令；法令至繁，非專門肄習者，不能深悉。向者親民之官，莫如州縣，幕友則有刑名、錢穀之司，不能相攝；吏則如六部之分科焉，非好爲之，不得已也，所可詫者，則官之一無所知耳。論者深惡官場辦事，循名而不責實，一切集矢於吏，清季遂欲一舉而盡去之。殊不知循名而不責實，乃社會風氣，彼此以文法相誅，而不以真誠相見之咎，非行政事者之矢。苟政事而不循文法，民益將無所措手足矣，何則？今日如此者，明日可以如彼，甲地如此者，乙地可以如彼也。故鄉者幕友吏胥，各專其職，其事實不容已，亦不可非。所不足者，則幕友吏胥，皆無學問，又或父子相繼，或師友交私，朋比把持，使才智之士，無途以自奮，亦且明知其作姦犯科，欲去之而不得耳。

    七三三不樂仕進

    儒教行於中國二千餘年，所謂士君子者，皆自少即讀儒書，以其所言爲至當，而於其時社會之情形，大異於今日，曾不之察，其所主張之治法，遂無不生今反古矣，此其所以見目爲迂遠而闊於事情也。如論教學，皆以爲榮以仕進，人必競勸，即其一端。

    《漢書·循吏傳》云：“文翁，景帝末爲蜀郡守。見蜀地辟陋，有蠻夷風，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，親自飭厲，遣詣京師，受業博士，或學律令。數歲，蜀生皆成就還歸，文翁以爲右職，用次察舉，官有至郡守、刺史者。又脩起學官於成都市中，招下縣子弟，以爲學官弟子，爲除更繇，高者以補郡縣吏，次爲孝弟力田。常選學官僮子，使在便坐受事。每出行縣，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，使傳教令，出入閨閣。縣邑吏民，見而榮之。數年，争欲爲學官弟子，富人至出錢以求之。繇是大化。蜀地學於京師者，比齊、魯焉。”《新唐書·文藝·歐陽詹傳》云：“閩越地肥衍，有山泉禽魚，雖能通文書吏事，不肯北宦。及常袞罷宰相，爲觀察使，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，與爲賓主，鈞禮，觀游饗集必與，里人矜耀，故其俗稍相勸仕。”觀此二事，似乎榮以仕進，人必競勸矣。然《宋史·地理志》言：川峽四路，“土植宜柘，繭絲織文纖麗者，窮於天下。地狹而腴，民勤耕作，無寸土之曠，歲三四收。其所獲，多爲遨遊之費，踏青、藥市之集尤盛焉，動至連月。好音樂，少愁苦，尚奢靡，性輕揚，喜虚稱。庠塾聚學者衆，然懷土，罕趨仕進。”則爲學者會不樂仕進也。抑又何也？人孰肯以虚名易實利？抑懷居人人所同。《潛書·養重》篇曰：“昔者蜀有二士：曰駱純，曰殷正，以文學稱。楊榮爲相，使使奉書幣二，而屬之於布政使，曰：駱、殷二子，蜀之雋士也，吾懷其人久矣，君其爲我致之來。於是駱子貧而無妻，教生徒於鄉里。殷子富有田園、畜牧、山林之饒。駱子受書幣，越三日而啓行。殷子辭以疾，固不肯行。其友勸之行。殷子曰：吾非不知楊公之賢，可與爲交，且力能進用我也。然富貴之家，不可客也；危疑之朝，不可居也。車馬之上，不如我山居之安；公卿之禄，不如我歲入之多。舍己之安而任人之危，舍己之多而受人之少，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矣。遂終身隱而不出焉。”然則文翁、常袞之所致，得無皆駱純之流乎？《宋史·張去華傳》：“父誼，好學，不事産業。既孤，諸父使督耕隴上。他日往視之，見閲書於樹下。怒其不親穡事，詬辱之。誼謂其兄曰：若不就學於外，素志無成矣。遂潛詣洛陽龍門書院。”《元史·王思誠傳》：“七歲從師，授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，即能成誦。家本業農。其祖佑，詬家人曰：兒大不教力田，反教爲迂儒邪？”此二者，皆富人通有之見，雖殷正未能免焉者也。人孰肯以虚名易實利？抑誰無懷土之情？而可徒以仕進誘乎。

    然則人富其遂不可教乎？曰：否。不以虚名易實利，懷土不肯仕宦，多數人則然。然古人有不以飽暖逸居爲已足者。《宋史·孝義傳》：胡仲堯，洪州奉新人。“構學舍於華林山别墅，聚書萬卷，大設廚廩，以延四方游學之士。”陳昉，江州德安人。“建書樓於别墅，延四方之士。肄業者多依焉。”洪文撫，南康建昌人。“就所居雷湖北創書舍，招來學者。”彼獨非張誼之諸父、王思誠之大父之倫乎？而其所爲如是，然則世固有少數人不以飽暖逸居爲已足者也。此等人亦必先飽暖逸居而後能爲之，故言教必先言富，然亦非徒榮進所可誘致也。故徒執爵禄，而以爲無所求而不得者，終爲不察情實之談也。

    七三四入學之年

    《尚書大傳》言，古者十八而入大學。漢世太常補博士弟子，限年十八以上，蓋遵是説也。然其時入學者多遲。終軍年十八，選爲博士弟子，年數適符。軍固雋材。若蕭望之治《齊詩》，事同縣后蒼且十年，乃以令詣太常受業，則其年必非弱冠矣。詣博士者如此，事私師者亦然。公孫弘年四十餘，乃學《春秋》、《雜説》是也。翟方進年十二三，失父孤學，給事太守府爲小史，數爲掾史所詈辱。乃從汝南蔡父相，問己能所宜。辭其後母，欲西至京師受經。母憐其幼，隨之長安，織屨以給。方進是時雖云幼，距十八亦必不遠。史稱其積十餘年，經學明習，徒衆日廣，則必不止三十矣。先漢末年，情勢漸變，至後漢而益甚。魯恭年十五，即與弟丕俱居太學。張堪年十六，受業長安。張霸七歲通《春秋》。丁鴻，年十三，從桓榮受《歐陽尚書》，三年而明章句。杜安，年十三，入太學，號奇童。安，根父，見《後漢書·根傳》，此語係本《先賢行狀》，《三國志·杜襲傳注》引之，而作“號曰神童”。任延，年十二，爲諸生，學於長安，明《詩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顯名太學，號爲任聖童。鍾會，四歲受《孝經》，七歲誦《論語》，八歲誦《詩》，十歲誦《尚書》，十一誦《易》，十二誦《春秋左氏傳》、《國語》，十三誦《周禮》、《禮記》，十四誦《成侯易記》，十五入太學，問四方奇文異訓。《三國志·會傳注》引其母傳。并有弱冠即事教授如梁竦者。竦，統子，見《後漢書·統傳》。世固有早慧之士，豈能如是比肩接踵？其爲務名而不務實無疑矣。魏、晉而後，此風彌盛。《宋書·范泰傳》：高祖受命，議建國學，以泰領國子祭酒。泰上表曰：“十五志學，誠有其文。若年降無幾，而深有志尚者，何必限以一格？”則其時功令，入學之年，已較漢世爲早，而時人猶以爲遲也。斯時入學之年見於史者：王錫，年十二，爲國學生。錫，份孫，見《梁書·份傳》。王承，七歲通《周易》，選補國子生，年十五，射策高第。蕭乾，年九歲，召補國子《周易》生，十五舉明經。張瓚，召補國子生，起家祕書郎，時年十七。實較後漢尤早。而許懋，十四入太學，受《毛詩》，旦領師説，晚而覆誦，坐下聽者，常數十百人，亦更甚於梁竦之弱冠即事教授者矣。蓋斯時學校，已成爲選舉之一途，貴族出仕皆早，故其入學亦隨之，全與學業無涉也。謝幾卿，年十二，召補國子生。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，謂祭酒王儉曰：“幾卿本長玄理，今可以經義訪之。”儉承旨發問，幾卿隨事辨對，辭無滯者，文惠大稱賞焉。周弘正，年十歲，通《老子》、《周易》，十五召補國子生，仍於國學講《周易》，諸生傳習其義。以季春入學，孟冬應舉，學司以其日淺，弗許。博士到洽議曰：“周郎年未弱冠，便自講一經，雖曰諸生，實堪師表，無俟策試。”大同八年，梁武帝撰《孔子正言章句》，詔下國學宣制旨義。袁憲時年十四，被召爲國子《正言》生，謁祭酒到溉，溉目而送之，愛其神采。在學一歲，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：“賢子今兹欲策試否？”君正曰：“經義猶淺，未敢令試。”居數日，君正遣門下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。會弘正將登講坐，弟子畢集。乃延憲入室，授以麈尾，令憲樹義。時謝岐、何妥在坐，弘正謂曰：“二賢雖窮奥賾，得毋憚此後生邪？”何、謝於是遞起義端，深極理致。憲與往復數番，酬對閑敏。弘正謂妥曰：“恣卿所問，勿以童稚相期。”時學衆滿堂，觀者重沓，而憲神色自若，辯論有餘。弘正亦起數難，終不能屈，因告文豪曰：“卿還咨袁吴郡，此郎已堪見代爲博士矣。”時生徒對策，多行賄賂，文豪請具束脩。君正曰：“我豈能用錢爲兒買第邪？”學司銜之。及憲試，争起劇難。憲隨問抗答，剖析如流。到溉顧憲曰：“袁君正其有後矣。”及君正將之吴郡，溉祖道於征虜亭，謂君正曰：“昨策生，蕭敏孫、徐孝克非不解義，至於風神器局，去賢子遠矣。”尋舉高第。上下扶同，共爲欺罔，真堪浩歎；而其諂媚之態，尤令人作惡也。

    《宋書·隱逸傳》：周續之。豫章太守范寧，於郡立學，招集生徒，遠方至者甚衆。續之年十二，詣寧受業。居學數年，通五經并緯候，名冠同門，號曰顔子。風氣所漸，不徒京師，郡邑亦不免矣。然寧素好學，其所立學，考校亦必較核實。其徒尚浮名，或轉不如國學之甚也。

    七三五學校由行禮變爲治經

    古之言學校者，皆重行禮視化，非重讀書講學問也。漢武帝元朔五年之詔，猶曰：“導民以禮，風之以樂，今禮壞樂崩，朕甚愍焉。其令禮官勸學，舉遺興禮，以爲天下先。太常其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。”而丞相與太常博士之議，亦曰：“聞三代之道，鄉里有教，夏曰校，殷曰序，周曰庠，”不曰古有辟雍、泮宫也。然則徒爲博士置弟子，而教不及於鄉里，殆非初意也。然此亦非但政府之咎，民間之風氣，實有使之然者。《後漢書·文苑傳》：劉梁除北新城長。大作講舍，延聚生徒數百人，身執經卷，試策殿最。《三國志·杜畿傳》言：畿守河東，冬月脩戎講武。又開學官，親自執經教授。《注》引《魏略》曰：博士樂詳，由畿而升。至今河東特多儒者，則畿之由矣。又《王肅傳注》引《魏略》，言賈洪歷守三縣令，所在輒開除廐舍，親授諸生。《管輅傳注》引《輅别傳》云：父爲琅邪即丘長，時年十五，來至官舍讀書。於時黌上有遠方及國内諸生四百餘人，皆服其才。此所治者，皆博士弟子之業，非所謂導民以禮，風之以樂，以崇鄉黨之化者也。此其故何哉？人亦孰不欲富貴？既設科射策，勸以官禄矣，孰肯舍是路而不由哉？《明史·選舉志》：“社學。自洪武八年，延師以教民間子弟，兼讀御製《大誥》及本朝律令。正統時，許補儒學生員。弘治十七年，令各府、州、縣建立社學，選擇明師。民間幼童十五以下者，送入讀書，講習冠、婚、喪、祭之禮。然其法久廢，寖不舉行。”讀《大誥》、律令，講習冠、婚、喪、祭之禮，猶古所謂導民以禮，風之以樂，所以求其馴擾易治者也。許補儒學生員，則使爲博士弟子，治治人之學矣。卒不能不許，而讀法、習禮，寖廢不行，足見入社學者之所求，與立社學者之所期不同也。亦猶漢世勸學，本欲以行禮視化，而其後來者，皆以讀書治學問爲務也。此等級之平夷爲之，以是爲病，則不免拘墟之見矣。

    七三六孔子廟

    《新唐書·劉禹錫傳》：“禹錫嘗歎天下學校之廢，乃奏記宰相曰：言者謂天下少士，而不知養材之道，鬱堙不揚，非天不生材也。是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，可乎？貞觀時，學舍千二百區，生徒三千餘，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。今室廬圮廢，生徒衰少，非學官不振，病無貲以給也。凡學官，春秋釋奠於先師，斯止辟雍、泮宫，非及天下。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，有事孔子廟，其禮不應古，甚非孔子意。武德初，詔國學立周公、孔子廟，四時祭。貞觀中，詔脩孔子廟兗州。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，其他如立社。玄宗與儒臣議，罷釋奠牲牢，薦酒脯。時王孫林甫爲宰相，不涉學，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爲令，遂無有非之者。今夔四縣，歲釋奠費十六萬。禹錫時爲夔州刺史。舉天下州縣，歲凡費四千萬。適資三獻官飾衣裳、飴妻子，於學無補也。請下禮官博士議，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，春秋祭如開元時。籍其貲，半畀所隸州，使增學校，舉半歸太學，猶不下萬計，可以營學室，具器用，豐饌食，增掌故以備使令；儒官各加稍食；州縣進士，皆立程督；則貞觀之風，粲然可復。”其指陳利害，可謂深切著明矣。然《文獻通考·學校考》引歐陽修《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》曰：“隋、唐之際，天下州縣，皆立學，置學官、生員，而釋奠之禮，遂以著令。其後州縣學廢，而釋奠之禮，吏以其著令故，得不廢。學廢矣，無所從祭，則皆廟而祭之。”馬君按云：“自唐以來，州縣莫不有學，則凡學莫不有先聖之廟矣。然考之前賢文集，如柳子厚《柳州文宣王廟碑》與歐公此記，及劉公是《新息縣鹽城縣夫子廟記》，皆言廟而不及學。蓋衰亂之後，荒陋之邦，往往庠序頽圮，教養廢弛，而文廟獨存。長官之有識者，以興學立教，其事重而費鉅；故姑葺文廟，俾不廢夫子之祠，所謂猶賢乎已。”然則有廟而無學，又非禹錫惜祭祀所費太多，而學校經費不足者比矣。其故何哉？二公所言，固爲當時實録，然若深求其故，則尚有不止乎此者在也。

    《齊書·江祏傳》：祏弟祀，爲南東海太守，治下有宣尼廟，久廢不脩，祀更開構建立。則有孔子廟者，久不止京師及魯國矣。先聖、先師，蓋釋奠時祀之於學，不别作廟。然《隋書·梁彦光傳》言：彦光爲相州刺史。滏陽人焦通，性酗酒，事親禮闕，爲從弟所訟。彦光將至州學，令觀於孔子廟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，哀母力弱，對母悲泣之像。通遂感悟。則學中久有廟矣。《唐書·禮志》：貞觀四年，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；咸亨元年，詔州縣皆營孔子廟；《舊唐書·高宗紀》：咸亨元年，五月，詔曰：“諸州縣孔子廟堂有破壞，并先來未造者，宜令所司，速事營造。”則營建更形普徧。《舊唐書·良吏傳》：韋機，顯慶中爲檀州刺史。邊州素無學校，機敦勸生徒，創立孔子廟。圖七十二子及自古賢達，皆爲之贊。其營建實以廟爲急。又《倪若水傳》：開元初，出爲汴州刺史。增脩孔子廟堂及州縣學舍，勸勵生徒，儒教甚盛。《曹華傳》：爲沂州刺史、沂海兗觀察使，移理於兗。春秋釋奠於孔子廟，立學講經。亦皆以廟、學并言。馬君謂自唐以來，州縣莫不有學，則凡學莫不有廟者，殆非虚語也。自宋以降，重廟更甚。《宋史·王承美傳》：爲豐州刺史，請於州城置孔子廟，詔可之。《田錫傳》：移睦州。睦州人舊阻禮教，錫建孔子廟，表請以經籍給諸生，詔賜九經，自是人知向學。《孝義傳》：胡仲容，建本縣孔子廟，頗爲宏敞。皆言廟而不及學。《龔鼎臣傳》：知渠州。渠故僻陋，無學者，鼎臣請於朝，建廟、學，選邑子爲生，日講説，立課肄法，人大勸。亦以廟、學并言。《外國·大理傳》：政和六年，使李紫琮來，過鼎州，求詣學瞻拜先聖像，徧謁見諸生。其意亦以瞻拜聖像爲重也。《遼史·能吏傳》：大公鼎，改良鄉令，建孔子廟學。《百官志》縣學下，則但云大公鼎爲良鄉縣尹，建孔子廟。其重廟而輕學可知。《金史·孔璠傳》。熙宗即位，興制度禮樂，立孔子廟於上京。蓋徒立廟。《章宗紀》：明昌元年，三月，詔脩曲阜孔子廟、學。泰和四年，二月，詔刺史：州郡無宣聖廟、學者，并增脩之。雖言學，意所重亦必在廟。《蒲察鄭留傳》：改順義軍節度使。西京人李安兄弟争財，府縣不能決，按察司移鄭留平理。月餘不問。會釋奠孔子廟，鄭留乃引安兄弟與諸生列坐會酒，陳説古之友悌數事。安兄弟感悟，相讓而歸。《任天寵傳》：遷威戎縣令。縣故堡塞，無文廟、學舍，天寵以廢署建。可見金時州縣，有學者亦皆有廟也。《元史·選舉志》：國初燕京始平，宣撫王楫，請以金樞密院爲宣聖廟。《世祖紀》：中統二年，八月，命開平守臣釋奠於宣聖廟。《哈剌哈孫傳》：爲左丞相，京師久闕孔子廟，而國學寓他署，乃奏建廟、學，選名儒爲學官，採近臣子弟入學。其重廟亦與金人等。《何伯祥傳》：子瑋。京師孔子廟成，瑋言唐、虞、三代，國都閭巷，莫不有學，今孔廟既成，宜建國學於其側。從之。是反以廟爲主，而以學從之也。《張柔傳》：移鎮保州，遷廟學於城東南，增其舊制。《嚴實傳》：子忠濟，襲東平路行軍萬户。東平廟學故隘陋，改卜高爽地於城東。《木華黎傳》：弟帶孫之後只必，襲父爲東平達魯花赤。嘗出家藏書二千餘卷置東平廟、學，使學徒講肄之。《趙良弼傳》：良弼别業在温縣，故有地三千畝。乃析爲二：六與懷州，四與孟州，皆永隸廟、學，以贍生徒。《段直傳》：爲澤州長官。大脩孔子廟。割田千畝，置書萬卷，迎儒士李俊民爲師，以招延四方來學者。不五六年，學之士子，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有二人。《白景亮傳》：特授衢州路總管。郡學之政久弛，從祀諸賢無塑像，諸生無廩膳，祭服、樂器有缺，景亮皆爲備之，儒風大振。《賽典赤贍思丁傳》：至元十一年，行省雲南。創建孔子廟、明倫堂，購經史，授學田，由是文風稍興。三子忽辛，大德時，改雲南行省右丞。贍思丁爲平章時，建孔子廟爲學校，撥田五頃，以供祭祀、教養。贍思丁卒，田爲大德寺所有，忽辛按廟學舊籍奪歸之。乃復下諸郡邑，徧立廟、學，選文學之士，爲之教官，文風大興。《張立道傳》：至元十五年，除忠慶路總管，佩虎符。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，祀王逸少爲先師。立道首建孔子廟，置學舍，勸士人子弟以學，擇蜀士之賢者，迎以爲弟子師，歲時率諸生行釋奠禮，人習禮讓，風俗稍變矣。遷臨安廣西道軍民宣撫使，復創廟學於建水路。諸人於學皆極有功，然所脩飭必及於廟。蓋有有廟而無學者矣，未有立學而不先立廟者。甚有如《明史·忠義傳》所云：王愷，太祖克衢州，命總制軍民事，學校毁，與孔子家廟之在衢者并新之。視家廟與學校等重者矣。《錢唐傳》：洪武二年，詔孔廟春秋釋奠，止行於曲阜，天下不必通祀。唐伏闕上疏，言孔子垂教萬世，天下共遵其教，故天下得通祀孔子，報本之禮不可廢。侍郎程徐亦疏言：古今祀典，獨社稷、三皇與孔子，通祀天下。民非社稷、三皇則無以生，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。孔子以道設教，天下祀之，非祀其人，祀其教也，祀其道也。今使天下之人，讀其書，由其教，行其道，而不得舉其祀，非所以維人心，扶世教也。皆不聽。久之，乃用其言。二人之論，與劉禹錫適相反，以明太祖之剛愎而不能終違也，可以見輿情之所在矣。予猶及見清世所謂府、州、縣學者，人皆稱爲孔子廟，無或知爲學校者也。其故何哉？官府所設之學，學術久不存焉，而祭祀則人知嚴之，故其遷流所届如此也。《清史稿·世宗紀》：雍正二年，正月，“建孔子廟於歸化城。”《仁宗紀》：嘉慶元年，二月，“勅甘肅貴德廳建文廟。”亦徒云建廟。

    七三七鄉飲射禮

    古代教育，重於行禮，六禮之中，鄉爲尤重，故鄉飲、鄉射，至漢世猶不絶焉。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言：“魯世世相傳，以歲時奉祠孔子冢，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。”其盛況可想。《自序》言“觀孔子之遺風，鄉射鄒、嶧”，則史公并曾親與其事也。漢既崇儒，尤重其事。《漢書·成帝紀》：鴻嘉二年，三月，博士行飲酒禮。《漢紀》作鄉飲酒禮，《五行志》作大射禮，蓋射、鄉并行。《後漢書·伏湛傳》：建武三年，爲大司徒，奏行鄉飲酒禮。《續漢書·禮儀志》：明帝永平二年，三月，上始率羣臣，躬養三老、五更於辟雍，行大射之禮。郡、縣、道行鄉飲酒於學校。皆祀聖師周公、孔子，牲以犬。《注》引鄭玄注《鄉飲酒禮》曰：“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。”《後漢書·儒林傳》：本初元年，梁太后詔曰：大將軍下至六百石，悉遣子就學，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，以此爲常。《注》引《漢官儀》曰：“春三月，秋九月，習鄉射禮，禮生皆使太學學生。”蓋在東京，飲射皆爲常典矣。韓延壽，所至必脩治學宫，春秋饗射，陳鐘鼓管絃，盛升降揖讓。李忠，遷丹陽太守。以越俗不好學，嫁娶禮儀，衰於中國，乃爲起學校，習禮容，春秋鄉飲。鮑永，拜魯郡太守。孔子闕里，無故荆棘自除，乃會人衆脩鄉射之禮，因以格殺彭豐。秦彭，遷丹陽太守。敦明庠序，每春秋饗射，輒脩升降揖讓之儀。皆良吏之欲以此化民者也。劉昆，王莽世，教授弟子五百餘人。每春秋饗射，常備列典儀。以素木瓠葉爲俎豆，桑弧蒿矢，以射菟首。每有行禮，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。則私家講習，亦甚重此矣。魏、晉而後，其事稍衰，然仍不絶。《晉書·隱逸·索襲傳》：敦煌太守陰澹，欲行鄉射之禮，請襲爲三老。《宋書·蔡廓傳》：子興宗，遷會稽太守。三吴舊有鄉射禮，久不復脩，興宗行之，禮儀甚整。是也。《唐書·太宗紀》：貞觀六年，七月，詔天下行鄉飲酒禮。則唐世又以爲常典。《李栖筠傳》：出爲常州刺史。大起學校，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。爲鄉飲酒禮，登歌降飲，人人知勸。亦其能奉行者也。宋儒好復古，故宋後其禮又漸盛。《宋史·李沆傳》：弟維，知歙州。至郡，興學舍，歲時行鄉射之禮。《王沼傳》：降知滑州，徙成德軍。建學校，行鄉飲酒禮。《龔茂良傳》：爲廣東提刑。即番山之址建學，又置番禺、南海縣學。既成，釋奠，行鄉飲酒以落之。《儒林·魏了翁傳》：知眉州。朔望詣學宫，親爲講説。行鄉飲酒禮，以示教化。《元史·烏古孫澤傳》：行興化路總管府事。興學校，召長老及諸生，講肄經義，行鄉飲酒禮。《儒學·周仁榮傳》：署美化書院山長。美化在處州萬山中，人鮮知學。仁榮舉行鄉飲酒禮，士俗爲變。《明史·魏觀傳》：洪武五年，知蘇州府。前守陳寧苛刻，人呼陳烙鐵。觀盡改寧所爲，以明教化、正風俗爲治。建黌舍，行鄉飲酒禮，政化大行。皆其事之往往不絶者也。古去草昧之世近，其民好争鬥，故爲鄉飲酒之禮以教弟，爲鄉射之禮以示不争，後世風俗久變；素木瓠葉，桑弧蒿矢，亦與人生日用不切；而猶沿襲其事，欲以化民，可謂循名而不察實者矣。抑飲、射皆所以禁未然也，貴能使人感奮興起。而明世鄉飲酒之禮，顧使“凡有過犯之人，列於外坐，同類者成席，不許雜於善良之中。”洪武二十二年令。見《明史·禮志》。是會人衆以僇辱之也。將使强者忿戾，弱者自棄，曷若不使與於會聚之爲得哉？

    七三八束脩

    《論語·述而》：“子曰：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嘗無誨焉。”束脩二字，可有二解：一以脩爲贄，一束身脩行也。即以前説爲是，亦所以致其敬，而非曰利其物。然此乃古道，在後世，則教者必有所取，學者必有所與，而束脩二字，遂爲弟子奉其師以財利之名矣。

    然古道在後世，仍久而後湮。叔孫通之降漢，從弟子百餘人，及爲漢制朝儀，得賜金五百斤，皆以賜諸生。趙典，每得賞賜，輒分與諸生之貧者。包咸，顯宗以師傅舊恩，而素清苦，常特賞賜，奉禄增於諸卿；皆散與諸生之貧者。皆弟子無以奉其師，顧有取於其師者也。此猶曰貧者。若戴崇，每候張禹，常責師宜置酒設樂，與弟子相娱。則并非因其困乏矣。蓋古師弟子之倫，介乎君臣、朋友之間，君固當食其臣，朋友亦有通財之義，故其相處之道如此也。漢世於教授者多稱爲養徒，如《後漢書·來歙傳》，言其六世孫豔，“好學下士，開館養徒”是也，蓋由於此。此似爲高義，然社會之組織既變，古道終不可行，遂有“不行束脩，未嘗有所教誨”之劉焯矣。《隋書》本傳。然猶有不行束脩者，又可見古道之未盡泯也。《北齊書·儒林傳》：馮煒，“門徒束脩，一豪不受”，亦由於此。

    養徒之弊，有不免所識窮乏得我者，竇武得兩宫賞賜，悉散與太學諸生，及載肴糧於路，匄施貧民是也。此所施者，猶爲諸生及貧民。若竇瓌，周紆劾其“學無經術，而妄搆講舍，外招儒徒，實會姦黨”，《後漢書·酷吏傳》。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，宜乎其事之不可久也。

    《馮偉傳》言其“閉門不出，將三十年，不問生産”，蓋其家本饒足。又言其“耕而飯，蠶而衣，簞食瓢飲，不改其樂”，蓋其性實澹泊，儉於自奉，初不由於貧乏，故能無所取於學者。若乃家無儋石，藉勞力以自活，則既從事於教授，自不可無以代耕。邴原鄰舍之師，許不求資而徒相教，見《游學》條。此出特許，則其本必求資可知。蓋藉以餬口者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有閭里書師，蓋以教書故稱書師。邴原之師，原從之讀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，可稱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師，要皆閭里之師也。閭里之師，殆皆藉教授以餬口。至於傳經之大師，然後所取者多而且廣，可以有所取，亦可以有所與，乃得模擬古之士大夫，而以養徒爲名高矣。然氾毓不蓄門人，稱爲清静，亦見《游學》條。則蓄焉者可知。轉不如閭里之師，自食其力者之無愧於心矣。

    社會之組織既變，則人之所以自處及其相處之道，亦隨之而變，此勢之必不可免者也。一巨子多養徒衆之局既去，而人皆恃通工易事以爲生，師固不能無所取於弟子。此在漢世，亦業已如是。文翁選郡縣小吏詣京師，受業博士，或學律令，減省少府用度，買刀布蜀物，齎計吏以遺博士，即弟子必有以奉其師之一事也。《宋史·趙安仁傳》：孫君錫，爲宗正丞。時增諸宗院講書教授官，而逐院自備緡錢爲月餽，貧者或不能以時致，宗師輒移文督取。君錫言：國家養天下士於太學，尚不較其費，安有教育宗室，令自行束脩之理？詔悉從官給。《元史·李謙傳》：爲東平府教授，生徒四集。累官萬户府經歷。復教授東平。先時教授無俸，郡斂儒户銀百兩備束脩。謙辭曰：家幸非甚貧，豈可聚貨以自殖乎？此皆教師不能無禄之證。然無禄而有所取可也，元時國學，不聞無禄，而《孛术魯翀傳》言：舊制，弟子員初入學，以羊贄，所貳之品與羊等，則取之有傷於廉矣。吾少時所見清世之府、州、縣學，生員入學之初，尚必有以贄其師。應試時，本有廩膳生爲之保任，保其身家清白及非冒籍。及此，更由其與教官議贄幣多少，斤斤頗甚。議定，生員投贄一見其師，自此師生若路人矣。

    《元史·列女傳》：王德政妻郭氏。少孤，事母張氏孝謹，以女儀聞於鄉。及笄，富貴家慕之，争求聘。張氏不許。時德政教授里中，年四十餘，貌甚古陋。張氏以貧不能教二子，欲納德政爲壻，使教之。宗族皆不然。郭氏慨然，願順母志。既婚，與德政相敬如賓。屬教二弟有成。此亦師不能徒相教之一事。卒教其二子有成，亦爲不負託付，然終媿邴原之師矣。

    《元史·許有壬傳》：有壬之父熙載，仕長沙日，設義學訓諸生。既殁而諸生思之，爲立東岡書院。《明史·隱逸·楊恒傳》：諸暨人。外族方氏建義塾，館四方游學士。恒幼，往受諸經，輒領其旨要。曰義學，蓋不取其資者。孤寒向學之士，殆非此無以濟也。

    七三九論語、孝經

    漢人讀經，率先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，此法相沿甚久。《顔氏家訓·勉學》篇云：“士大夫子弟，數歲已上，莫不被教，多者或至《禮》、《傳》，少者不失《詩》、《論》。”又云：“自荒亂已來，諸見俘虜，雖百世小人，知讀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者，尚爲人師。”《魏書·外戚傳》：馮熙，生於長安，爲姚氏魏母所養。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入蠕蠕，魏母攜熙逃避，至氐羌中撫育。年十二，好弓馬，有勇幹，氐羌皆歸附之。魏母見其如此，將還長安。始就博士學問，從師受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。《周書·文閔明武宣諸子傳》：宋獻公震。年十歲，誦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毛詩》，後與世宗俱受《禮記》、《尚書》於盧誕。《隋書·蔡王智積傳》：父景王整，高祖龍潛時與不睦；太妃尉氏，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；以是智積常懷危懼。有五男，止教讀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而已，亦不令交通賓客。《韋師傳》：初就學，始讀《孝經》，捨書而歎曰：名教之極，其在兹乎？《文學傳》：王頍，少好游俠，年二十，尚不知書，爲兄顒所責怒，於是感激，始讀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。《元史·王思誠傳》：七歲從師，授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，即能成誦。《儒學傳》：陳櫟生三歲，祖母吴氏口授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，輒成誦。又伯顔，六歲從里儒授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，即成誦。蓋至朱子之學大行，入學者皆先誦《四書》，而先誦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之法乃變。

    七四〇學校中體罰

    近世學校，禁用體罰，然中國自昔有之。《陳書·新安王伯固傳》：“爲國子祭酒。爲政嚴苛。國學有惰游不脩習者，重加檟檚，生徒懼焉。由是學業頗進。”此必國學中舊有此罰，伯固乃得施之也。《舊唐書·陽嶠傳》言：嶠“爲國子祭酒。學徒漸弛。嶠課率經業，稍行鞭箠。學生怨之，頗有喧謗，乃相率乘夜於街中毆之。上聞，而令所由杖殺無理者。由是始息”。學校中無可行鞭箠之理，蓋亦用夏楚，而史家措辭不審也。此皆國學，尚不免夏楚，而郡縣以下之學可知矣。《宋史·馬仁瑀傳》：“十餘歲時，父令就學，輒逃歸。又遣於鄉校習《孝經》，旬餘不識一字。博士笞之。仁瑀夜中獨往焚學堂，博士僅以身免。”此則私塾中習用體罰，由來舊矣。

    《宋史·宗室傳》：趙師??，知臨安府。“武學士柯子沖、盧宣德以事至府，師??擅撻遣之，衆盡喧，文武二學之士交投牒，師??乃罷免，與祠。”地方官擅責學生，近世爲法所不許。不論文武，學生未經斥革者，有犯祇能送學中覊禁。學中亦可用木板責打手心，所謂夏楚也，然久無其事矣。覊禁時，學中胥役，或亦小有求取，然較州縣衙門之胥役，則不可同日語矣。故健訟之地，視生員特重，以官威有所格，則可以有所恃，而干與訟事以牟利耳。

    《清史稿·德宗紀》：光緒三十三年，四月，“命衍聖公孔令貽稽察山東學務。”此人在當時，曾責打某校教師手心。論者頗不然之。以擅施體罰於學生，已爲其時所不許，乃施之教師也。封建在中國，久成虚名，乃忽焉任之以事，而其壞法亂紀即如此。除惡務盡，信哉！

    七四一鳴鼓衆質

    事莫惡於挾勢以相臨。挾貴，挾賢，挾長，挾有勳勞，挾故，見《孟子·盡心》上篇。挾故，趙《注》云：“與師有故舊之好。”此無可挾，疑非。故，事也。蓋謂挾一事足以相脅者。其實皆挾勢也。挾衆亦然。歷代講學，喜於衆屬耳目之地，以口舌争勝。使聽者而賢於我歟，我安可靦顔講説？使聽者而不如我歟，我顧因博其稱許，而不惜自衒粥，是無恥之甚者也。然猶有可恕者，曰：此等皆選耎不自樹立之徒，雖卑鄙，猶未至於暴戾也。若乃挾衆勢以攻一人，則更不可恕矣。《宋史·吴師禮傳》：“游太學。時兄師仁爲正，守《春秋》學。他學官有惡之者，條其疑問諸生。師禮悉以兄説對。學官怒，鳴鼓坐堂衆質之。師禮引據三傳，意氣自如。”此學官果自居何等邪？熙寧學校貢舉之法，平心論之，未爲非是，然法雖善而行之不善，亦有不能免於惡者。《石公弼傳》云：“三舍法行，士子計等第，頗事告訐。”虞蕃訟博士受賄，蓋即告訐之一事。見《蔡確傳》。其言或不免過甚。然株連衆而追求酷，則必非虚語也。《劉摯傳》云：“神宗更新學制，養士以千數，有司立爲約束，過於煩密。摯上疏哲宗時。曰：比以太學屢起獄訟，有司緣此，造爲法禁，煩苛愈於治獄，條目多於防盜，上下疑貳，以求苟免。甚可怪者，博士、諸生，禁不相見，教諭無所施，質問無所從，月巡所隸之齋而已。齋舍既不一，隨經分隸，則又《易》博士兼巡《禮》齋，《詩》博士兼巡《書》齋。所至備禮請問，相與揖諾；亦或不交一言而退，以防私請，以杜賄賂。學校如此，豈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？”豈不令人駭笑乎？《崔鶠傳》：“欽宗即位，上疏曰：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：士無異論，太學之盛也。澥尚敢爲此姦言乎？王安石除異己之人，著三經之説以取士，天下靡然雷同，陵夷至於大亂，此無異論之效也。蔡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，如軍法之馭卒伍，一有異論，累及學官。若蘇軾、黄庭堅之文，范鎮、沈括之雜説，悉以嚴刑重賞，禁其收藏，其苛錮多士，亦已密矣。而澥猶以爲太學之盛，欺罔不已甚乎？”鶠乃舊黨，所言必不免失中。然謂“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，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”，則甚可痛而不可不深長思也。人固有所行者是，而其行之之心則非者。一時雖或有功，久必不勝其弊。昔賢所以貴“正其義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”也。

    《金史·選舉志》：章宗大定二十九年，上封事者乞興學校，推行三舍法。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。户部尚書鄧儼等謂三舍法行，“多席勢力尚趨走之弊。故蘇軾有三舍既興、貨賂公行之語。臣等謂立法貴乎可久。彼三舍之法，委之學官選試，啓僥倖之門，不可爲法。”則熙、豐時太學有弊，自是事實。然此豈嚴刑密網所能治邪？入太學本爲官禄之勸，委學官選試，而望其無貨賂、告訐，豈可得哉？其關鍵在毋以選試之權，委之學官而已。此學校所以必與科舉并行也。

    宋理宗時，太學生林日養，受宦官之賂，上書攻謝方叔、洪天錫。學舍惡其黨姦，鳴鼓攻之，引見《學校風潮》條。《明史·王省傳》：“凡三爲教官，最後得濟陽。燕兵至，爲游兵所執。從容引譬，詞義慷慨。衆舍之。歸坐明倫堂，伐鼓聚諸生，謂曰：若等知此堂何名？今日君臣之義何如？因大哭。諸生亦哭。省以頭觸柱死。”伐鼓，蓋學中相傳聚衆之法也。或以教忠，或則挾衆以臨匹夫，以媚權貴而快私忿，人之度量相越，何其遠也！

    講學以口舌争勝，非争學術是非之流失，實由古人本有以口舌争勝之惡習，而貤及於學術耳。讀《抱朴子·疾謬》之篇而可知也。《後漢書·儒林傳》：戴憑，“年十六，郡舉明經，徵試博士，拜郎中。時詔公卿大會，羣臣皆就席，憑獨立。光武問其意。對曰：博士説經皆不如臣，而坐居臣上，是以不得就席。帝即召上殿，令與諸儒難説，憑多所解釋，帝善之，拜爲侍中。正旦朝賀，百僚畢會，帝令羣臣能説經者更相難詰，義有不通，輒奪其席以益通者，憑遂重坐五十餘席。”憑幼不遜悌，光武之用之，亦如其令優伶剽剥人耳。《陳書·儒林傳》：張譏，“天嘉中，遷國子助教。是時周弘正在國學，發《周易》題。弘正第四弟弘直，亦在講席。譏與弘正論議，弘正乃屈。弘直危坐厲聲，助其申理。譏乃正色謂弘直曰：今日義集，辯正名理，雖知兄弟急難，四公不得有助。弘直曰：僕助君師，何爲不可？舉坐以爲笑樂。”此亦如觀優戲耳。《隋書·儒林傳》：元善，“通博在何妥之下，然以風流醖藉，俯仰可觀，音韻清朗，聽者妄倦，由是爲後進所歸。妥每懷不平，心欲屈善。因善講《春秋》初發題，諸儒畢集。善私謂妥曰：名望已定，幸無相苦。妥然之。及就講肆，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，多不能對。善深銜之，二人由是有隙。”又劉焯，“因國子釋奠，與劉炫二人論義，深挫諸儒，咸懷妬恨，遂爲飛章所謗，除名爲民。”《新唐書·儒學·孔穎達傳》：“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，詔國子祕書學士與論議，穎達爲冠，又年最少，老師宿儒恥出其下，陰遣客刺之，匿楊玄感家得免。”其妬嫉賊害，至於如此，豈不可駭？《周書·儒林·熊安生傳》：“天和三年，齊請通好。兵部尹公正使焉，與齊人語，及《周禮》。齊人不能對。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。公正有口辯，安生語所未至者，便撮機要而驟問之。安生曰：禮義弘深，自有條貫。必欲升堂觀奥，寧可汨其先後？但能留意，當爲次第陳之。公正於是具問所疑，安生皆爲一一演説，咸究其根本，公正深所嗟服。”以口給禦人始，而以請益從善終，何其賢也！

    七四二學校風潮

    今世有所謂學校風潮者，其事實古已有之。學校風潮，乃一種羣衆運動。可以大聲疾呼，申明一事之是非曲直，而不能深謀遠慮，定措置之方。并不能洞燭隱微，知癥結所在。論者或以是爲學生運動病，此乃未知學生運動之性質者也。歷代之學校風潮，雖亦不盡純正，然其所蘄求指斥，合於義者究多。此可見羣衆之可欺以其實，而不可欺以其名也。進一步，使大多數人，皆知綜核名實之道，以羣衆運動，申明事之是非曲直，而更有切實而持久之辦法以繼之，則政治可以改觀矣。

    漢哀帝時，鮑宣爲司隸，鉤止丞相掾史，没入其車馬。事下御史中丞。侍御史至司隸官，欲捕從事，閉門不肯内。坐距閉使者，下廷尉獄。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旛太學下，曰：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。諸生會者千餘人。朝日，遮丞相孔光自言，丞相車不得行。又守闕上書。後漢光武帝時，歐陽歙徵爲大司徒，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。諸生守闕，爲歙求哀者千餘，至有自髠剔者。案宣本著高節。歙之被繫也，平原禮震，自繫上書，求代其死。高獲亦冠鐵冠，帶鈇鑕，詣闕請歙。見《後漢書·方術傳》。光武不赦，歙死獄中。歙掾陳元，又上書追訟之，言甚切至。帝乃賜以棺木，贈印綬，賻縑三千匹，子復并獲嗣爵。則歙獄蓋實寃，不然，以光武用法之嚴，未必肯輕於平反也。桓帝時，梁冀專朝，而帝無子，連歲饑荒，災異數見。劉陶游太學，乃上疏陳事。朱暉孫穆，以治宦者趙忠，輸作左校，陶等數千人，又詣闕上書訟之。桓帝覽其奏，爲之赦穆。時有上書言宜改鑄大錢者，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，陶上議沮之，帝竟不鑄錢。則陶實達於政事，非徒能鼓衆唱議。而桓帝之於諸生也，能用其言，又導之使言，實賢於光武之遂殺歐陽歙，哀帝之竟抵鮑宣罪者矣。靈帝時，皇甫規爲徐璜等所陷，下吏，論輸左校，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上書訟之。史云規會赦歸家，不云由鳳等之訟，則靈帝之聽言，亦不如桓帝。熹平元年，有何人書朱雀闕，言“天下大亂，曹節、王甫幽殺太后，侯覽多殺黨人，公卿皆尸禄，無有忠言者”。司隸校尉劉猛不肯急捕，月餘，主名不立。猛坐左轉，代以段熲，四出逐捕，及太學游生，繫者千餘人。見《後漢書·宦者傳》。《靈帝紀》云：宦官諷司隸校尉段熲捕繫太學諸生千餘人。則始公然與輿論爲敵矣。段熲武人，剿羌時恣意殺戮，又比宦者，捕繫平民，及於學生，罪不容於死矣。竇武難作，陳蕃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，并拔刃，突入承明門。則漢世儒生，不徒主持清議，并有能以身赴難者，要不失爲正氣所在也。

    晉世於太學外復立國子學。孝武帝用謝石之説，增置生員，造廟屋百五十五間，而學生頑嚚，因風放火，焚房百餘間。此爲歷代學校風潮中最無意識者，説見《國子太學》條。唐玄宗初，陽嶠入爲國子祭酒。時學徒漸弛，嶠課率經業，稍行鞭箠，學生怨之，頗有喧謗，乃相率乘夜於街中毆之。上聞，令所由杖殺，由是始息。此其輕俠，或非因風放火之倫，其頑不率教，則更甚矣。至於令所由杖殺，不亦酷哉？晉世國學固皆貴游，唐則并太學亦皆品官及勳封子弟，足見貴人之不可教矣。楊瑒遷國子祭酒，請明經習《左傳》者盡帖平文；通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者量加優奬。詔習此諸經者，出身免任散官，遂著於式。生徒爲瑒立頌學門外。歐陽詹舉進士，與韓愈聯第，又與愈善。詹先爲四門助教，率其徒伏闕舉愈博士。此等徒知干進，且或比周，亦殊愧士節。蓋唐代士風，本近嗜利，故其所爲如此也。其關涉政治者，惟德宗時之請留陽城。然城所因之得罪者薛約，實非佳士；留城之太學諸生，以何蕃爲首，亦矯僞之徒；則此舉亦黨争，非關政事得失也。柳宗元顧遺蕃等書，比之李膺、嵇康時太學生徒仰闕執訴，不亦輕於許可乎？

    以唐世之黨争與宋世之黨争較，則唐世徒爲私利，而宋世實有政見之不同，二者未可同日語也。學潮亦然。神宗時，太學盛而學風實壞，説見《鳴鼓衆質》條。然張商英罷而蔡京復用，太學諸生嘗訟其寃。何執中代京相，太學諸生陳朝老亦詣闕上書言之。鄧肅入太學，時東南貢花石綱，肅作詩十一章，言守令搜求擾民；用事者見之，屏出學。則雖用威脅利誘，并不能遂弭人言。陳公輔爲平江府教授，朱勔方嬖倖，當官者奴事之，公輔絶不與交；勔有兄喪，諸生欲往弔，公輔不與告。則郡縣教官，亦有毅然不可犯者矣。及金兵至，而陳東等代表民意，力主澄清政局，抗禦强敵，正氣大伸。東以欽宗即位後上書，數蔡京、童貫、王黼、梁師成、李彦、朱勔之罪，謂之六賊。靖康元年二月，復及都民數萬人此據《欽宗紀》。《聶昌傳》云十餘萬人，恐失實。伏闕上書，請復用李綱及种師道，且言李邦彦等嫉綱，恐其成功，罷綱正墮金人之計。會邦彦入朝，《邦彦傳》云退朝。衆數其罪而駡。《邦彦傳》云：且欲毆之，邦彦疾馳得免。吴敏傳宣，衆不退，遂撾登聞鼓，山呼動地。殿帥王宗濋恐生變，奏上勉從之。遣耿南仲號於衆曰：已得旨宣綱矣。内侍朱珙之宣綱後期，衆臠而磔之，并殺内侍數十人。此純爲一羣衆運動。政府後雖從衆，初亦欲以兵力壓伏之。時與東俱上書者，尚有太學生高登。《登傳》云：“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，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，登與十人屹立不動。”可謂見危授命者矣。金兵解去，學官觀望時宰議，盡屏伏闕之士，自東始。時雍又欲盡置諸生於獄，人人惴恐。聶昌力言不可。乃用楊時爲祭酒，復東職，遣昌詣學撫諭，然後定。是時嬖臣多從上皇東下，惟宦者梁師成，當欽宗爲太子時，鄆王楷寵盛，有動摇東宫意，能力保護，以舊恩留京師。東又與布衣張炳俱疏其罪，其於一時之嬖幸，可謂無所寬假矣。明年，正月，欽宗如金軍。太學生徐揆，率諸生扣南薰門，以書抵二酋，請車駕還闕。二酋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，揆厲聲抗論，爲所殺。金人脅立異姓，衆如其意舉張邦昌。孫傅、張叔夜不署狀，金人執之，置軍中。王時雍時爲留守，再集百官詣祕書省。至即閉省門，以兵環之。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。衆意唯唯。有太學生難之。瓊恐沮衆，厲聲折之，遣歸學舍。此時獨持異議，安得不爲徐揆之續？然則是時之太學生，實有見危授命之節，非客氣也。初吴敏欲弭謗議，奏補陳東官，賜第，除太學録。東又請誅蔡氏，且力辭官以歸，前後書凡五上。高宗即位，相李綱，召東赴行在。比至，綱已罷。東即上書乞留綱而罷黄潛善、汪伯彦。會崇仁布衣歐陽澈上書詆時事，語侵宫掖，帝謂其言不實，潛善乘間啓殺澈，遂并及東。《澈傳》云：金人大入，要盟而去。澈聞，輒語人曰：我能口伐金人，强於百萬之師，願殺身以安社稷。有如上書不見信，請質子女於朝，身使穹廬，御親王以歸。鄉人每笑其狂，止之，不可，乃徒步走行在。高宗即位南京，伏闕上封事，極詆用事大臣，遂見殺。澈蓋迂儒，無足憚，當局所憚者實東也。是時而猶殺言者，誠足使人流涕者矣。秦檜成和議，太學生張伯麟題壁曰：夫差，而忘越王殺而父乎？杖脊，刺配吉陽軍。其悖悍如此。然檜死，王十朋、馮方、胡憲、查籥、李浩相繼論事，太學生爲《五賢詩》述其事。周葵素與檜異，權禮部侍郎，兼國子祭酒，侍御史湯鵬舉乞罷之。太學生黄作、詹淵率諸生都堂留葵。翼日，博士何俌等言於朝，乞懲戒。詔作、淵皆送五百里外編管，葵出知信州。太學中之正氣，殊未泯也。孝宗隆興二年，十一月，甲午，以黄榜禁太學生伏闕。是日，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，請斬湯思退、王之望、尹穡，竄其黨洪适、晁公武，而用陳康伯、胡銓等，以濟大計。幾復見陳東、高登之慷慨矣。

    凡騖於名或激於意氣者，往往遇一事焉而隨之而動，己亦不知其所以然。此所謂役於氣而不能自主者也。一人如此，成衆自更然。光宗之不朝重華宫，此特一家之私事，於朝政無與也。君民之關係久疏，但使朝無覬覦之人，即植遺腹，朝委裘，天下亦自不亂。趙汝愚等之謀禪，蓋實有功名之心焉？人民何必附和？然紹熙五年，大學生汪安仁等二百餘人欲上書，而龔日章等百餘人以投匭上書爲緩，必欲伏闕，《宋史·楊大全傳》。是亦不可以已乎？及汝愚罷相，國子祭酒李祥、博士楊簡皆以爲言。侂胄党正言李沐劾罷之。侍講章潁亦以言汝愚罷。太學生楊宏中、周端朝、張衜、林仲麟、蔣傅、徐範留汝愚、穎及祥、簡，悉送五百里外編管。此亦參與黨争而已。然《宏中傳》云：祥、簡被斥，宏中曰：師儒能辨大臣之冤，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，於義安乎？衆莫應。獨仲麟、範、衜、傅、端朝願與其議。《範傳》云：書已具，有閩士亦署名。忽夜傳韓侂胄將寘言者重辟，閩士怖，請削名。範之友亦勸止之。範慨然曰：業已書名，尚何變？其臨難毋苟免，亦無愧高登矣。

    開禧元年，四月，武學生華岳上書，諫朝廷不宜用兵，恐啓邊釁。以忤韓侂胄，送建寧府編管。書辭見本傳，論侂胄之專恣，政事之敗壞，武備之不脩，極伉直。《侂胄傳》云：乞斬侂胄、蘇師旦、周筠，以謝天下。書奏，侂胄大怒，下大理，貶建寧圜土中。侂胄誅，放還，復入學，登第，爲殿前司官屬，鬱不得志。謀去史彌遠，事覺，下臨安獄。獄具，坐議大臣當死。寧宗知岳名，欲生之，彌遠曰：是欲殺臣者。竟杖死東市。史言岳輕財好俠，蓋意氣用事者，然不肯以國事爲孤注，則非武夫寡慮者比也。先攻韓侂胄，後謀史彌遠，蓋極知權姦之誤國，内安爲外攘之本者，其識見頗與陳東類也。時太學博士錢廷玉，附會侂胄，言恢復之計，見《侂胄傳》。

    華岳不欲啓釁，以其無幸勝之理，非謂義不當謀恢復也，故事勢一有轉變，輿論亦即隨之。嘉定七年，十一月，遣聶子述使金賀正旦，刑部侍郎劉錀等及太學諸生上章言其不可；十二年，五月，太學生何處恬等伏闕上書，以工部尚書胡榘欲和金人，請誅之以謝天下，皆是。皆見《本紀》。

    争濟王之獄，與請朝重華宫不同。請朝重華宫，可以沽名，而無後患，争濟王之獄，則不然也。獄之起也，大學博士李韶上封事諫，且以書曉史彌遠，亦爲難得矣。

    宋之末葉，學潮頗牽涉黨争。其顯著者，一爲争史嵩之起復。事在淳祐四年。太學生百四十四人，武學生六十七人，京學生九十四人，宗學生三十四人，及建昌軍教授盧鉞，皆上書言其不可。《嵩之傳》。侍御史劉漢弼言願聽嵩之終喪，帝乃以范鍾、杜範并相。五年，正月，漢弼卒。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三人伏闕上書，以爲暴卒。《漢弼傳》。是年，四月，杜範卒；六月，兵部侍郎徐元杰卒，時亦謂非善終。程公許上書極言之。公許時爲起居郎，兼直學士院，權中書舍人。嵩之罷起復及相范鍾、杜範三制，皆其所草。先是嵩之從子璟卿，嘗以書諫嵩之，暴卒，相傳嵩之致毒。《嵩之傳》。然實皆莫須有之事也。讀《程公許傳》可見。

    一爲攻余晦之事。晦爲天錫從子。《宋史·程元鳳傳》云：“淳祐十二年，拜右正言，兼侍講。余晦恃恩妄作，三學諸生伏闕上書，白其罪狀，司業蔡抗又力言之，元鳳數其罪劾之。奏上，以晦爲大理少卿，抗爲宗正少卿。元鳳又上疏，請留抗而黜晦，以安士心。乃命抗仍兼司業，晦予郡。”晦時爲臨安尹。理宗生平，於援立之恩最惓惓，蓋不免放縱之也。

    一爲攻宦官盧允升、董宋臣。寶祐三年，監察御史洪天錫疏論二人，留中不下，而御筆授天錫大理少卿。太學生池元堅論擊允升、宋臣。讒者以天錫之論，爲時相謝方叔意；及天錫去，亦曰：方叔意也。方叔上疏自解。監察御史朱應元攻方叔罷相。允升、宋臣猶以爲未快，厚賂太學生林日養，上書力詆天錫、方叔。且曰：乞誅方叔，使天下明知宰相、臺諫之去，出自獨斷，於内侍初無預焉。書既上，學舍惡自養黨姦，相與鳴鼓攻之，上書以聲其罪。自有學潮以來，太學中人，以此次爲最不一致矣。

    一爲攻丁大全之事。大全迫逐董槐，事在寶祐四年六月，三學生屢上書以爲言。詔以槐爲觀文殿大學士，提舉臨安府洞霄宫。十一月，以監察御史吴衍、翁應弼劾太學、武學生劉黻等八人不率，詔拘管江西、湖南州軍。宗學生與伯等七人并削籍，拘管外宗正司。是時太學生獲罪者六人：劉黻外爲陳宗、黄鏞、曾唯、陳宜中、林則祖。《大全》及《宜中傳》。司業率十二齋生冠帶送之橋門之外。大全益怒，立碑三學，誡諸生毋妄議國政，且令自後有上書者，前廊生看詳，以牒報檢院。士論翕然，稱六人爲六君子。而宗學諭馮去非，亦不肯書名石碑下，諸生下獄，去非復調護宗學生之就逮者焉。《宜中》、《去非傳》。大全貶，劉黻還太學。侍御史陳垓劾程公許，右正言蔡滎劾黄之純，去職，黻又率諸生上書争之。《黻傳》，亦見《公許傳》。

    《賈似道傳》云：“似道既專恣日甚，畏人議己，務以權術駕馭。不愛官爵，牢籠一時名士。又加太學餐錢，寬科場恩例，以小利啗之。由是言路斷絶，威福肆行。”然景定五年，太學生蕭規、葉李等上書言似道專政，似道命京尹劉良貴招摭以罪，悉黥配之。是役也，《食貨志》云：三學六館皆上書；《元史·葉李傳》云：伏闕者凡八十三人；而良貴之陷李，亦誣其僭用金飾齋扁，未敢以攻執政爲其罪；則初未能以一手掩天下目也。李亦可謂能持正論者。其後受虜命北上，至晚節不終，則聲華之爲累耳。故明夷利貞也。

    陳宜中初本攻人者，後乃爲人所攻。丁大全之敗也，丞相吴潛奏還宜中。賈似道入相，復爲之請，有詔六人皆免省試，令赴景定三年廷試，而宜中中第二人。宜中於似道，蓋實不免比周。似道督師江上，以國事付王爚、章鑑及宜中，蓋取其素與己。爚、宜中於其既出，稍欲自異，及聞其敗，乘勢蹙之。既而二人自爲矛盾。爚子乃嗾京學生劉九臯等伏闕上書，攻宜中擅權，黨似道。時爲德祐元年七月，宜中遂逕去，遣使召之，不至。其後罷爚，命臨安府捕逮京學生，召之，亦不至。蓋知國危，借此脱身也，亦云巧矣。然其後奔走朔方，身死異域，卒未肯屈節北廷，則曾讀詩書者，雖傾危之士，亦終知顧惜名義也。

    宋末，學生忠貞不屈者頗多。淳祐七年，十二月，詔太學生程九萬自北脱身來歸，且條上邊事，賜迪功郎。德祐二年，正月，三學生誓死不去，特與放釋褐出身。俱見《宋史·本紀》。此足媿當時儒生如許衡輩之屈節外族，及朝臣之紛紛遁去者矣。《元史·世祖紀》：至元十三年，二月，甲子，董文炳、唆都發宋隨朝文士劉褎然及三學諸生赴京師。太學生徐應鑣父子四人同赴井死。五月，壬寅，宋三學生四十六人至京師。九月，庚子，命姚樞、王磬選宋三學生之有實學者留京師，餘聽還家。三學生之爲北廷所羈縶者，蓋甚少也。

    金、元以外族入據中國，自無爲之盡忠者。《金史·僕散端傳》：“貞祐二年五月，判南京留守，與河南統軍使長壽、按察轉運使王質表請南遷，凡三奏，宣宗意乃決。百官士庶皆言其不可。太學生趙昉等四百人上書極論利害，宣宗慰遣之。”金之危亡，學生有所建白者，惟此而已。《元史·王思誠傳》：“國子監諸生相率爲鬨，復命爲司業。思誠召諸生立堂下，黜其首爲鬨者五人，罰而降齋者七十人，勤者升，惰者黜，於是更相勉勵。”此鬨不知其爲何事，然必無甚關係也。

    至於明世，而學生之崇尚氣節者又多。王省死建文之難，引見《鳴鼓衆質》條。又陳思賢，洪武末爲漳州教授，以忠孝大義勗諸生。燕王登極詔至，慟哭曰：明倫之義，正在今日。堅卧不迎詔。率其徒吴性原、陳應宗、林珏、鄒君默、曾廷瑞、吕賢六人，即明倫堂爲舊君位，哭臨如禮。有司執之送京師，思賢及六生皆死。高賢寧，濟陽儒學生。嘗受學於王省，以節義相砥礪。建文中，貢入太學。燕兵圍濟南，賢寧在圍中。王射書城中諭降，賢寧作《周公輔成王論》射城外。王悦其言，爲緩攻。王即位後，賢寧被執入見。成祖曰：此作論秀才耶？秀才好人，予一官。賢寧固辭。錦衣衛指揮紀綱，故劣行被黜生也，素與賢寧善，勸就職。賢寧曰：君爲學校所棄，固應爾，我食廩有年，義不可，且嘗辱王先生之教矣。綱爲言於帝，竟得歸。然則紀綱亦非怙惡不悛者也。明有天下日淺，太祖又暴戾，無足爲效死，而其臣之忠於建文如此。蓋自宋以來，君臣之義久著，元時潛伏無所用之，至此又勃然而興也。高瑶，由鄉舉爲荆門州學訓導。成化三年，抗疏陳十事。其一請追加郕王廟號。憲宗雖不用，然久之，竟復郕王帝號。又有虎臣者，成化中貢入太學。孝宗踐阼，將建棕棚萬歲山，備登眺。臣抗疏切諫。祭酒費誾懼禍及，鋃鐺縶臣堂樹下。俄官校宣臣至左順門，傳旨慰諭曰：若言是，棕棚已毁矣。誾大慚。此皆能責難於君者也。李時勉，正統六年，爲國子祭酒。初，時勉請改建國學，帝命王振往視，時勉待振無加禮。振銜之，廉其短，無所得。時勉嘗芟彝倫堂樹旁枝，振遂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，取中旨，與司業趙琬、掌饌金鑑并枷國子監前。方盛暑，枷三日不解。監生李貴等千餘人詣闕乞貸。有石大用者，上章願以身代。諸生圜集朝門，呼聲徹殿庭。振聞諸生不平，恐激變。及通政司奏大用章，振内慚。助教李繼，請解於太后父會昌侯孫忠。太后言之帝。帝初不知也，立釋之。大用樸魯，初不爲六館所知，及是，名動京師。時王驥攻麓川，會川衛訓導詹英抗疏劾之，辭極切至。見《驥傳》。蓋一時教官、學生，與權奄之搏鬭烈矣。楊守阯，守陳弟，附《守陳傳》。成化初鄉試第一。祭酒邢讓下獄，率六館生伏闕訟寃。《讓傳》云：讓以用會饌錢事，與後祭酒陳鑑、司業張業、典籍王允等俱得罪，坐死。用饌錢似屬不合，然在當時，似已成陋規，取陋規未必有罪，即有罪亦不至死。《讓傳》又言讓負才狹中，意所輕重，輒形於詞色，名位相軋者多忌之，則其獄或實寃，在諸生亦非阿私所好也。李夢陽爲江西提學副使，與同列相訐，羈廣信獄，諸生萬餘爲訟寃。夢陽非君子，與相訐者亦非正人，其事無足深論。劉大夏戍肅州，諸司憚劉瑾，絶饋問，儒學生徒傳食之，則公道究存於學校中矣。楊漣劾魏忠賢，得嚴旨，蔡毅中領祭酒事，率屬抗疏争之，尤爲大義懍然。

    學校中人，亦有不顧廉恥，干犯名義者。如林日養、費誾是也。尚不止此。魏忠賢之建生祠也，監生陸萬齡，至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忠賢作《要典》；孔子誅少正卯，忠賢誅東林；宜建祠國學西，與先聖并尊。司業朱之俊，輒爲舉行。會熹宗崩，乃止。見《明史·閹黨·閻鳴泰傳》。此真匪夷所思者矣。然有羣衆運動，即有其蟊賊，亦不足怪也。

    七四三武舉

    武舉起於唐世，所試者長垛、馬槍、翹關、負重等，皆膂力之事也，至宋以後乃漸變。《宋史·選舉志》：“孝宗隆興元年，殿中侍御史胡沂言：唐郭子儀以武舉異等，初補右衛長史，歷振遠、横塞、天德軍使。國初，試中武藝人，并赴陝西任使。又武舉中選者，或除京東捉賊；或三路沿邊，試其效用；或經略司教押軍隊，準備差使。今率授以榷酤之事，是所取非所用，所用非所學也。請取近歲中選人數，量其材品考任，授以軍職，使之習練邊事，諳曉軍旅，實選用之初意也。乾道二年，中書舍人蔣芾亦以爲言，請以武舉登第者，悉處之軍中。帝以問洪适。适對曰：武舉人以文墨進，雜於卒伍，非便也。帝曰：累經任使，可以將佐處之。”觀此，知武舉出身者，與卒伍絶非同類矣。用兵固非文墨之事，然忠義及智謀，皆自文墨而出，亦豈可舍之不務邪？黄梨洲以從毅宗死者皆文臣，建義於郡縣者，皆文臣及儒生，而武人之爲大帥者，無不乘時易幟，謂觀於此，然後知承平時待以徒隸者之未爲非。《明夷待訪録·兵制》二。其言或不免少激，然執干戈者不可不受教育，則理無可疑也。《元史·世祖紀》：至元十三年，“帝既平宋，召宋諸將問曰：爾等何降之易邪？對曰：宋有强臣賈似道，擅國柄，每優禮文士，而獨輕武官。臣等久積不平，心離體解，所以望風而送款也。帝命董文忠答之曰：借使似道實輕汝曹，特似道一人之過耳。且汝主何負焉？正如所言，則似道之輕汝也固宜。”其言頗足與梨洲之言相發明。元主而能知此者，此固事理之當然，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也。而叛國之武臣，不得以憃愚爲解也審矣。

    從來言教育者，皆詳於文而幾不及武。惟南北朝時，頗有異於是者。《齊書·崔祖思傳》：祖思啓陳政事，謂宜於太廟之南，引脩文序，司農以北，廣開武校是也。《魏書·韋閬傳》：族子彧，爲東豫州刺史。以蠻俗荒梗，不識禮儀，表立太學，魏世州郡之學，對縣以下之學，稱爲太學。《李平傳》言：平在相州，脩飾太學。《高祐傳》言：祐爲兗州刺史，鎮滑臺。以郡國雖有太學，縣黨宜有黌序，乃縣立講學，黨立教學，村立小學。《崔挺傳》：挺族子纂之從祖弟遊，轉河東太守。太學舊在城内，遊移置城南閑敞之處，親自説經。《北史·酈道元傳》：道元試守魯陽，表立黌序。詔曰：魯陽本以蠻人，不立大學，今可聽之，以成良守文翁之化。皆是。又成人之學，對童稚之學言之，亦曰大學。《景穆十二王傳》：南安王楨之子英，奏言太學之館久置於下國，四門之教方構於京瀍，是也。又於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，則并曾試行之矣。《宋書·周朗傳》：世祖即位，普責百官讜言。朗上書，言“宜二十五家選一長，百家置一師。男子十三至十七，皆令學經；十八至二十，盡使脩武。習經者五年有立，則言之司徒；用武者三年善藝，亦升之司馬。”則人人當文武兼脩，其用意尤爲周至。蓋由競争烈而其所責望於民者深也。别見《周朗》條。

    七四四春秋史記皆史籍通稱

    《公羊》莊公七年，“《不脩春秋》曰：雨星不及地尺而復，君子脩之曰：星霣如雨。”《解詁》曰：“《不脩春秋》，史記也。古者謂史記爲《春秋》。”此言漢時所謂史記，與古之《春秋》，異名同實也。案孟子曰：“晉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檮杌》，魯之《春秋》，一也。”《離婁》下。是《春秋》爲魯史專名。然墨子云吾見百國《春秋》，李德林答魏收書，見《隋書》本傳。案《史通六家》篇，亦有此語。則已爲史籍通名矣。《史記·十二諸侯年表》曰：“魯君子左丘明，懼弟子人人異端，各安其意，失其真，故因孔子史記，具論其語，成《左氏春秋》。鐸椒爲楚威王傅，爲王不能盡觀春秋，採取成敗，卒四十章，爲《鐸氏微》。趙孝成王時，其相虞卿，上採《春秋》，下觀近世，亦著八篇，爲《虞氏春秋》。吕不韋者，秦莊襄王相，亦上觀尚古，删拾《春秋》，集六國時事，以爲《八覽》、《六論》、《十二紀》，爲《吕氏春秋》。及如荀卿、孟子、公孫固、韓非之徒，各往往捃摭《春秋》之文以著書，不可勝紀。”諸家採摭，非徒魯史，皆稱《春秋》；而孔子之《春秋》，稱爲史記；此《春秋》、史記，異名同實之徵也。《十二諸侯年表》，非史遷元文，當經《左氏》既出後人脩改，疑爲東西漢間人語。《六國表》曰：“太史公讀《秦記》”，又曰：“秦既得意，燒天下詩書，諸侯史記尤甚，爲其有所刺譏也。詩書所以復見者，多藏人家，而史記獨藏周室，以故滅，惜哉！惜哉！獨有《秦記》，又不載日月，其文略不具。”又曰：“余於是因《秦記》，踵《春秋》之後，起周元王，表六國時事，迄二世。”或曰記，或曰史記，辭有單複，其實一也。《漢書·楚元王傳》：劉向言：“漢之入秦，五星聚於東井，得天下之象也。孝惠時，有雨血，日食於衝，滅光星見之異。孝昭時，有泰山卧石自立，上林僵柳復起，大星如月西行，衆星隨之，此爲特異，孝宣興起之表。天狗夾漢而西，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，昌邑不終之異也。皆著於漢紀。”紀記同字，其後荀悦著書稱《漢紀》，亦猶太史公稱秦史爲《秦記》也。

    《六國表》云因《秦記》，必多秦史原文。其體例皆如《春秋》。《秦始皇本紀》末重叙秦之先君立年及葬處，《索隱》云：皆當據《秦紀》爲説。其體例亦與《春秋》同。而墨子書所引《春秋》，體例顧與《春秋》異；見《明鬼下篇》。又《賈子·胎教》引青史氏之記，乃典志之倫，而亦稱爲記，則《春秋》與史記，并爲史籍之通名舊矣。竊疑通稱史籍爲《春秋》者，乃魯人之辭。蓋以本國之史，爲凡史籍之通名。而通稱史籍爲記，其由來實更古。何者？記、志一字。孔子言“大道之行也，與三代之英，丘未之逮也，而有志焉”，《禮記·禮運》。莊子亦稱“《春秋》經世，先王之志”，《天下》。皆即漢人之所謂記。其稱史記，則易單辭爲複語耳。

    以史記爲史籍通稱，南北朝時，仍有此語。《周官·都宗人注》：“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，九皇、六十四民之祀。”《疏》云：“按史記，伏羲以前，九皇、六十四民，并是上古無名號之君，絶世無後，今宜主祭之也。”此史記即史籍通稱，不專指一書。

    原刊《齊魯學報》第二期，一九四一年七月出版

    七四五記府

    《史記·蒙恬列傳》：恬曰：“昔周成王初立，未離繦緥，周公旦負王以朝，卒定天下；及成王有病，甚殆，公旦自揃其爪，以沈於河，曰：王未有識，是旦執事，有罪殃，旦受其不祥，乃書而藏之記府；可謂信矣。及王能治國，有賊臣，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，王若不備，必有大事。王乃大怒。周公旦走而奔於楚。成王觀於記府，得周公旦沈書，乃流涕曰：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？殺言之者，而反周公旦。”秦、漢間人，通稱史籍爲史記，亦曰記；記府，謂藏史記之府也。恬述周初事雖不必實；然戰國之世，秦必有專藏史記之府矣，《秦始皇本紀》所謂“史官非秦記皆燒之”者也。

    原刊《齊魯學報》第二期，一九四一年七月出版

    七四六空籍五歲

    《史記·陳杞世家》：“惠公立，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爲元，空籍五歲矣。”《索隱》：“惠公探取哀公死，楚、陳滅之後爲元年，故今空經年籍五歲矣；一云：籍，借也，爲借失國之後年爲五年。”説不甚明，疑文有譌奪。《史記》之意，蓋謂自哀公死至惠公復立之時，其間凡五年，無史籍以記事，故惠公事之可紀者，當自其六年始也。此可見至春秋時，史官已逐年有事可紀，且頗致謹於記年。

    原刊《齊魯學報》第二期，一九四一年七月出版

    七四七本紀世家皆史記前已有

    《史記·管蔡世家》之末，總叙周文王之後曰：“伯邑考，其後不知所封。武王發，其後爲周，有本紀言。管叔鮮，作亂誅死，無後。周公旦，其後爲魯，有世家言。蔡叔度，其後爲蔡，有世家言。曹叔振鐸，其後爲曹，有世家言。成叔武，其後世無所見。霍叔處，其後晉獻公時滅霍。康叔封，其後爲衛，有世家言。冉季載，其後世無所見。”此所謂有本紀言、有世家言者，并指舊史言之。其贊曰：“管叔作亂，無足載者，然周武王崩，成王少，天下既疑，賴同母之弟成叔、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，是以諸侯卒宗周，故附之世家言。”則自言其所編次之世家言者也。《衛世家贊》：“太史公曰：余讀世家言，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，弟壽争死以相讓”云云，亦指舊有之世家言。

    《陳杞世家》末，“舜之後，周武王封之陳，至楚惠王滅之，有世家言。禹之後，周武王封之杞，楚惠王滅之，有世家言。契之後爲殷，殷有本紀言。殷破，周封其後於宋，齊湣王滅之，有世家言。后稷之後爲周，秦昭王滅之，有本紀言。皋陶之後，或封英、六，楚穆王滅之，無譜。伯夷之後，至周武王，復封於齊，曰太公望，陳氏滅之，有世家言。伯翳之後，至周平王時封爲秦，項羽滅之，有本紀言。垂、益、夔、龍，其後不知所封，不見也。右十一人者，皆唐、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。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，餘乃爲顯諸侯。滕、薛、騶、夏、殷、周之閒封也，小，不足齒列，弗論也。周武王時，侯伯尚千餘人，及幽、厲之後，諸侯力攻相并，江、黄、胡、沈之屬，不可勝數，故弗採著於傳上。”殿本《考證》：張照云：“按上當是云字之譌，各本皆同，故弗改。”此節總論唐、虞之際有功德之臣，其後有無可考，與《管蔡世家》末總論周文王之後同，而皋陶之後，獨云無譜，則知本紀、世家言，與譜係屬兩物。本紀、世家言，蓋據譜而作，故有本紀、世家言者，不必復計譜之有無；然無本紀、世家言者，不必其遂無譜也。有本紀、世家言者，譜亦不必皆具，如周及越，其先世次，并有奪佚。此與《管蔡世家》末節，疑并非史公之辭，乃舊史本有此語，而史公録之。然則滕、薛、騶弗論，江、黄、胡、沈之屬弗著，亦皆非史公語矣。史公之作《史記》，於舊有之本紀、世家言，當無所棄取也。

    《大宛列傳》：“太史公曰：《禹本紀》言河出昆侖。昆侖，其高二千五百餘里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。其上有醴泉、瑶池。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，窮河源，惡睹《本紀》所謂昆侖者乎？故言九州山川，《尚書》近之矣。至《禹本紀》、《山海經》所有怪物，余不敢言之也。”

    案《山海經》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著録於形法家，蓋古度地居民之遺法，所謂大舉九州之勢，以立城郭宫舍者，非今之《山海經》。今之《山海經》，所載亦多古語，然其名爲《山海經》，事必較晚，或尚非劉歆所知。此篇論贊，斷非史公元文，然《禹本紀》則無害其爲古書；即謂其出較晚，其名亦必有所本，必非襲《太史公書》也。此亦本紀之名，太史公前已有之徵也。

    《燕世家》云：“孝王三年卒，子今王喜立。”可見作此世家者爲王喜時人。

    原刊《齊魯學報》第二期，一九四一年七月出版

    七四八史記於衆所習知之事皆弗論

    《史記·管晏列傳》：“太史公曰：吾讀管氏《牧民》、《山高》、《乘馬》、《輕重》、《九府》，及《晏子春秋》，詳哉其言之也。既見其著書，欲觀其行事，故次其傳。至其書，世多有之，是以不論，論其軼事。”《老莊申韓列傳》曰：“申子、韓子，皆著書傳於後世，學者多有。余獨悲韓子爲《説難》而不能自脱耳。”篇中獨頗載《説難》之辭，餘皆不及焉。《司馬穰苴列傳》曰：“世既多《司馬兵法》，以故不論，著穰苴之列傳焉。”《孫子吴起列傳》：“太史公曰：世俗所稱師旅，皆道《孫子十三篇》、吴起《兵法》，世多有，故弗論，論其行事所施設者。”《商君列傳》：“太史公曰：余嘗讀商君開塞、耕戰書，與其人行事相類。”傳中亦不及其書，是書爲世所多有者，皆弗論也。《孟子荀卿列傳》曰：“自如孟子至於吁子，世多有其書，故不論其傳云。”“其傳云”上疑奪一“論”字。然《管晏傳贊》又曰：“方晏子伏莊公尸，哭之成禮然後去，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？至其諫説，犯君之顔，此所謂進思盡忠，退思補過者哉？”諫説犯君之言，庸或即在《晏子春秋》中，伏莊公尸哭之成禮，則真晏子之行事也，而傳中亦不之及。又《楚元王世家》：“太史公曰：國之將興，必有禎祥，君子用而小人退；國之將亡，賢人隱，亂臣貴。使楚王戊毋刑申公，遵其言；趙任防與先生；豈有篡殺之謀，爲天下僇哉？”《索隱》云：“此及《漢書》雖不見趙不用防與公，蓋當時猶知事跡，或别有所見，故太史公明引以結其贊。”然則行事之爲衆所習知者，史公亦多弗論也。《管晏列傳》云傳其軼事，蓋謂此也。此蓋古人著書，但求大意得，不以詳密爲貴；抑其時簡策繁重，縑帛賈貴，不如後世楮墨之便易，勢亦不得不然也。

    原刊《齊魯學報》第二期，一九四一年七月出版

    七四九太史公書採戰國策

    《史記·吕不韋傳》：“吕不韋者，陽翟大賈人也。”《索隱》：“《戰國策》以不韋爲濮陽人，又記其事跡，亦多與此傳不同。班固雖云太史公據《戰國策》，然爲此傳，當别有所聞見，故不全依彼説。或者劉向定《戰國策》時，以己異聞，改易彼書，遂令不與史遷記合也。”今案班固之論，蓋本於其父彪，然《漢書·司馬遷傳贊》，與《後漢書·彪傳》所載彪之《略論》，顯有異同。《遷傳贊》曰：“孔子因魯史記而作《春秋》。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。又籑異同爲《國語》。又有《世本》，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。春秋之後，七國并争，秦兼諸侯，有《戰國策》。漢興伐秦定天下，有《楚漢春秋》。故司馬遷據《左氏》、《國語》，採《世本》、《戰國策》，述《楚漢春秋》，接其後事，訖於大漢。”《彪傳》所載彪《略論》則曰：“唐虞三代，詩書所及，世有史官，以司典籍，暨於諸侯，國自有史，故《孟子》曰：楚之《檮杌》、晉之《乘》、魯之《春秋》，其事一也。定、哀之間，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，作《左氏傳》三十篇。又撰異同，號曰《國語》，二十一篇。由是《乘》、《檮杌》之事遂闇，而《左氏》、《國語》獨章。又有記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卿大夫，號曰《世本》，一十五篇。春秋之後，七國并争，秦并諸侯，則有《戰國策》三十三篇。漢興定天下，太中大夫陸賈記録時功，作《楚漢春秋》九篇。孝武之世，太史令司馬遷，採《左氏》、《國語》，删《世本》、《戰國策》，據楚、漢列國時事，上自黄帝，下訖獲麟，作本紀、世家、列傳、書、表，凡百三十篇，而十篇缺焉。”《傳贊》言《左氏》、《國語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楚漢春秋》，皆無篇數；而《略論》有之。且《傳贊》亦不言《楚漢春秋》爲陸賈作；云“漢興伐秦定天下，有《楚漢春秋》”；云“述《楚漢春秋》，接其後事”：頗似“楚漢春秋”四字，爲秦、漢間紀事之書之總稱，而非專指一書言之者。然則其所謂採《戰國策》者，是否指後來三十三篇之《國策》言！亦自有可疑也。何也？以凡世所傳古書，有劉向之叙者，多不可信也。

    裴駰《集解序》：“班固有言曰：司馬遷據《左氏》、《國語》，採《世本》、《戰國策》。”《索隱》：“《戰國策》，高誘云：六國時縱横之説也，一曰《短長書》，亦曰《國事》。劉向撰爲三十三篇，名曰《戰國策》，按此是班固取其後名而書之，非遷時已名《戰國策》。”案《戰國策》本縱横家言，後人視爲史籍，本屬非是。漢時爲縱横家言者，尚不乏人，其所傳，自不能與劉向所撰，絶無異同。且今之《戰國策》是否劉向所撰，亦有可疑。

    古人著書，文辭非其所重，故其有所依據者，大抵直録前人之辭，不加更定。今《左氏》所載，事跡誠多與《史記》相同，辭句則皆大異。何史公於此，忽破成例乎？故謂今之《左氏》曾爲史公所見者必誣。即《世本》，世所傳者，亦未必盡與史公所據相合，以二者相校，其間亦有異同也。

    七五〇路史

    太史公謂百家之言黄帝者，其文不雅馴，因之言五帝惟取古《繫世》及《尚書》家言。古説流傳，看似荒唐，中實苞含史實，因此而失傳者，蓋不知凡幾矣。後來緯候之作，雖妖妄不經，所苞古説仍甚多；設使不雜之以讖，由西漢人之手悉如其原狀而傳之，其有裨史學者必不少，亦可惜矣。然言古史，最爲後人所稱道者，莫如馬驌，實亦抱此等見解者也。惟《路史》最爲卓絶，所蒐異説極多；排比雖或失當，然考證論斷，多有特識，亦非規規於世俗之繩墨者，所能望其項背也。韋曜《洞紀》曰：“天地剖判，君世宰人，可得而言者：惟庖犧畫卦，神農作稼，黄帝輿服，最爲昭顯；其餘非書紀所述，難可紀焉。”《御覽皇王部一》知曜亦規規於世俗之繩墨而不敢取異説者。語曰：彼自有解，汝不解耳。惜乎世之知信其所解者甚多，肯寶其所不解者甚少也。

    七五一史家講書法之原

    史家講書法，起於歐陽公之脩《五代史》，而大成於朱子之脩《綱目》；然其由來實甚早。《漢書·文帝紀》：十年，“將軍薄昭死。”《注》引鄭氏曰：“有罪，故言死。”後元年，“孝惠皇后張氏薨。”《注》引張晏曰：“后黨於吕氏，廢處北宫，故不曰崩。”姑無論作《漢書》者有此意與否，而注家則確已有借書法以爲褒貶之意矣。

    七五二六經皆史之蔽

    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説，特有鑒於作史之道宜然，借是以發之而已。必如近人託古改制之説，謂其明知古事之不然，而姑爲是言以自重，昔人誠未必然。然古事傳者麤略；昔人又有一崇古之成見，心所跂慕之境，誤會爲古實如是，則其事極易。此猶今人憤國事之不淑，動輒曰東西列强如何如何，列强果如所言乎？無亦十九皆想象之聲乎！然謂其有意欺人，固不可也；然遂以其所言者爲實然，則尤不可。且如古者文書簡易，而其時簡策繁重，文書欲不簡易，亦不可得。章氏乃謂周代掌故，皆六倍其文而庋之諸司，此豈近情理哉？《隋書·劉炫傳》：牛弘問炫曰：“《周禮》士多而府史少，今令史百倍於前，判官減則不濟，其故何也？”炫答曰：“古人委任責成，歲終考其殿最，案不重校，文不繁悉，府史之任，掌要目而已。今之文簿，恒慮覆治，鍛鍊若其不密，萬里追證百年舊案，故諺曰‘老吏抱案死’。古今不同，若此之相懸也，事繁政弊，職此之由。”士多而府史少一語，足破古代文書繁重之惑。

    《周書·高昌傳》，述其設官，頗爲委曲；而又曰：“其大事決之於王，小事則世子及二公（王子爲之）隨狀斷決，平章録記，事訖即除。籍書之外，無久掌之文桉。官人雖有列位，并無曹府，惟每旦集於牙門，評議衆事。”官無曹府，此古之明堂所以於政事無所不苞也；作《周官》者所據之國，固非高昌之比，然謂其能容更繁於後世之文書，得乎？

    原刊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五日《東南日報》副刊“文史”

    七五三崔浩魏記

    崔浩之死，非以史事，而浩書亦未嘗廢。見《崔浩論》條。然《李彪傳》，彪表求脩史，言“自成帝已來，至於太和，崔浩、高允，著述國書，編年序録，爲《春秋》之體，遺録時事，三無一存”。則高允所記，雖云續浩，而浩書之見刊落者，亦不少矣。此何故歟？《浩傳》言浩書“盡述國事，備而不典，而石銘顯在衢路，往來行者咸以爲言”。此語最可注意。野蠻部族，史事流傳，悉由十口，《魏書·序紀》謂其“世事遠近，人相傳授，如史官之記録”。《序紀》固矯誣之物，而拓跋先世事跡，有由故老相傳者，則必不誣。《奚斤傳》言：斤聰辯强識，善於談論，遠説先朝故事，雖未皆是，時有所得，聽者歎美焉。《北史·魏諸宗室傳》云：“（東陽王）丕聲氣高朗，博記國事，饗宴之際，恒居坐端，必抗音大言，叙列既往成敗”，皆其徵也。十口流傳，安有故書爲證，好奇愛博，過而存之，則所謂備而不典者矣。南北朝時，視史記爲褒貶所寓，欲以是榮其先世，其有過惡，引爲深玷，務求毁滅之者甚多。觀魏收作史，諸家子孫，陳訴不絶，雖齊文宣袒收，訴者反致獲罪，而仍不能止可知。然則當時於浩，多有不滿，致魏朝得借以爲浩罪狀者，其流謗之人可知也。然拓跋氏之史跡，因此而見刊落喪失者，必不少矣，豈不惜哉！

    或云：崔光既志在覆魏，而又斤斤爲之存其史跡，何也？曰：史也者，天下之公，不徒非一人一家之私，抑亦非一部一族之私也。況我既見侮於魏矣，前車之覆，後車之鑒，可不詳魏之行事，以資我之鑒戒歟？盡力於魏之史記者，前有李彪，後有崔光。光之還領著作也，史言其年耆多務，疾病稍增，而自强不已，及疾甚，敕子侄等，猶以史功不成，殁有遺恨。臨殁，又言弟子鴻於肅宗，鴻即撰《十六國春秋》者也。其作《十六國春秋》也，史言其二世仕江左，故不録僭晉、劉、蕭之書。又恐識者責之，未敢出之於外。世宗聞其撰録，遣散騎常侍趙邕，詔其隨成者送呈。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，言多失體，且既未訖，迄不奏聞。後典起居注，乃妄載其表，謂謹以所訖者附臣邕呈奏云云。又云，鴻自正光以前，不敢顯行其書，自後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，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，乃頗相傳讀，亦以光故，執事者遂不論之。子子元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。夫曰涉魏初者言多失體，則鴻之書必義正辭嚴，抑十六國事與魏相涉，因此與晉、宋相涉者，必也多存其真，而非如今《魏書》之矯誣諱飾。其亡也，實與崔浩之書所謂備而不典者，同其可惜矣。始祕其書，而正光已後，稍稍出之於外者，以其時魏政已亂，不暇更興文字之獄，亦非徒以光之庇之也。意雖疾魏，而猶妄言曾經呈奏者，蓋以如是，則可云其書曾經進御，而致攻擊之者，或以是而少息其心焉。永安之時，魏朝業幾不國，而子元猶欲奏其父書，則以時人率重金匱石室之藏，如是則其書易行也，凡欲以存史事而已，豈其有愛於魏歟？《魏書·自序》云：“世宗時，命邢巒追撰《高祖起居注》。書至太和十四年，又令崔鴻、王遵業補續焉。下訖肅宗，事甚委悉。”則鴻於魏史，亦曾竭力。以鴻之明於逆順，而其盡力於魏史如是，而光之心從可知，而浩之心亦從可知矣。豈其有愛於虜歟？

    魏收撰《魏書》，時人稱爲穢史。其後北齊後主，曾於武平四年，詔史官更撰《魏書》，而其事未有成。隋文帝詔魏澹别成《魏史》，《隋書·澹傳》云“時稱簡正”。與其後煬帝又詔楊素更撰《魏書》，以素薨而止。事見《隋書·潘徽傳》，則澹之書必仍有不滿人意者在也。《北史·崔光傳》云：光子劼，常恨魏收書，欲更作編年紀。使其成之，必有足觀，而竟不能就，豈不重可惜歟？

    原刊一九四七年七月二日《東南日報》副刊“文史”第四十八期

    七五四吴均齊春秋

    《梁書·文學·吴均傳》云：“均表求撰《齊春秋》，書成奏之，高祖以其書不實，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條，竟支離無對，敕付省焚之，坐免職。”《南史》云：“均將著史以自名，欲撰齊書，求借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，武帝不許，遂私撰《齊春秋》奏之。書稱帝爲齊明帝佐命，帝惡其實録，以其書不實，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，竟支離無對，敕付省焚之，坐免職。”《史通·古今正史》篇曰：均乞給起居注并羣臣行狀，有詔：“齊氏故事，布在流俗，聞見既多，可自搜訪也。”詔辭不容僞造，則《南史》之説是也。流俗傳説，往往能知事之内情，而於其外表則不能皆確，如時、月、日、地名、官名等是也。既靳起居注及羣臣行狀不與，而復以不實爲之罪，可謂巧於立説矣。

    《南史·梁書·帝紀》云：“初，皇考（梁武帝蕭衍父順之）之薨，不得志，事見《齊魚復侯傳》。至是，鬱林失德，齊明帝作輔，將爲廢立計，帝欲助齊明，傾齊武之嗣，以雪心恥，齊明亦知之，每與帝謀。”此即所謂帝爲齊明佐命者也。復讎在當時，不徒不以爲諱，且以爲榮，梁武未必惡吴均之實録。然順之之殺魚復侯，亦本非美事，《齊書》亦不著其事。梁武蓋爲其父諱，故不欲著其實也。然均書竟不能絶，亦何益耶？《梁書》、《南史》，叙均所著書，皆有《齊春秋》，《隋志》亦著録。《史通》云：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并傳於後，蓋所焚者特其進呈之本而已。善乎孟子之言之也，曰：“暴其民甚，則身弑國亡；不甚，則身危國削，名之曰幽、厲，雖孝子慈孫，百世不能改也。”天下之公，固終不容以一人一家之私掩也。

    原刊一九四七年七月二日《東南日報》副刊“文史”第四十八期

    七五五江淹齊史

    《齊書·文學·檀超傳》云：“建元二年，初置史官，以超與江淹掌史職。超史功未就，卒官，江淹撰成之，猶不備也。”《南史》不云卒官。云徙交州，於路見殺，餘語同。《梁書·江淹傳》云：“凡所著述百餘篇，自撰爲前後集，并《齊史》十志，并行於世。”《南史》云：“淹任性文雅，不以著述在懷，所撰十三篇，竟無次序。”又云：“凡所著述，自撰爲前後集，并《齊史》傳志，并行於世。”《隋書·經籍志》史部正史類，梁有江淹《齊史》十三卷亡。《史通·古今正史》篇云：“淹始受詔著述，以爲史之所難，無出於志，故先著十志，以見其才。”云先著，後來當續有所撰。然則《隋志》之十三卷，當係十卷爲志，三卷爲傳也。

    原刊一九四七年《東南日報》副刊“文史”第四十六期

    七五六沈約宋書

    趙甌北《廿二史劄記》謂沈約《宋書》，多取徐爰舊本，舉其革易之際，爲宋諱者反甚於爲齊爲證，可謂卓識。然謂“約於永明五年奉敕，次年二月即告成，共紀、志、列傳一百卷，古來脩史，未有若此之速者。”則其説未審。《十七史商榷》云：“約表云：本紀、列傳，繕寫已畢，合志、表七十卷，臣今奏呈，所撰諸志，須成續上。今約書，紀十卷，傳六十卷，適七十卷，外有志三十卷而無表，與《梁書》本傳云著《宋書》百卷適合，則表中志表二字乃衍文。”其説是也。然期月而成紀傳七十卷，亦非仍舊貫不爲功矣。宋史始於何承天，草立紀傳，止於武帝功臣，所撰志惟天文、律歷，亦見約上書表。《宋書》元本，實大成於徐爰，《郡齋讀書志》謂約書以何承天書爲本，旁採徐爰之説，則大誤矣。

    原刊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《東南日報》副刊“文史”

    七五七唐以前無斷代史

    正史自班氏而降，皆斷代爲書，頗爲論者所訾議。然史之斷代，乃成於事之偶然；初未有人謂理當如是，此至唐世猶然也。何以言之？《史通·古今正史》篇云：“太宗以梁、陳及齊、周、隋氏，并未有書，乃命學士分脩，仍使祕書監魏徵總知其務，合爲《五代紀傳》，并目録凡二百五十二卷。書成，下於史閣。惟有十志，斷爲三十卷，尋擬續奏，未有其文。又詔左僕射于志寧、太史令李淳風、著作郎韋安仁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；其先撰史人，惟令狐德棻重預其事。太宗崩後，刊勒始成。其篇第雖編入《隋書》，其實别行，俗呼爲《五代史志》。”云“合爲《五代紀傳》”，則梁、陳、齊、周、隋之史，未嘗各别爲書可知。五代既合爲一書，十志自無編入《隋書》之理。所謂“編入《隋書》”者，蓋篇第之偶誤。然篇第雖誤，而書仍别行，可見十志未與《隋書》合，亦即可證《隋書》未與《梁》、《陳》、《齊》、《周書》分也。《梁》、《陳》、《齊》、《周》、《隋》既合爲一；《宋》、《齊》、《魏》何緣獨分？李延壽作《南北史》，實合八代爲一編，延壽亦嘗與官脩，觀私書之體例，自可推見官書之本意。隋爲一統之世，可繼《宋》、《齊》、《梁》、《陳》、《魏》、《齊》、《周》之後；《晉》又何不可冠《宋》、《齊》、《梁》、《陳》、《魏》、《齊》、《周》之前？更自此而上推，曹魏以前之史，又何不可合而爲一？《南北史·序傳》，自言以擬《史記》，則其明徵矣。然當時史家，意雖主合，而後人仍以斷代視之者，則緣纂脩之時，實係各爲起訖，體例既不畫一，前後銜接之間，又不免複緟矛盾，未免離之兩美，合之兩傷耳。

    繼《太史公書》之後，最有意於貫穿古今者，自當推梁武帝之《通史》。《史通》云：“其書自秦以上，皆以《史記》爲本，而别採他説，以廣異聞。至兩漢以還，則全録當時紀傳，而上下通達，臭味相依。又吴、蜀二主皆入世家，五胡及拓跋氏列於《夷狄傳》。大抵其體皆如《史記》，所異者無表而已。”“上下通達，臭味相依”，蓋謂其體例，去其複緟矛盾，必如是，乃覺血脈相貫，而可合爲一編也。“别採他説，以廣異聞”，意蓋主於求備，於《史記》如是，《漢書》已下自亦不至有所刊落。故梁武帝語蕭子顯，謂此書若成，衆史可廢。其無表者，蓋析其事以入紀傳，而非逕行芟削也。《齊書·檀超傳》：超掌史職，上表立條例，即謂封爵各詳本傳，無假年表。此書《梁書·本紀》云六百卷，《史通》云六百二十卷。《本紀》或以成數言之，《隋志》作四百八十卷，自係有所闕佚；然《梁書·吴均傳》言書起三皇迄齊代，而《隋志》云起三皇迄梁，則後人或就原書有所增益；《梁紀》卷數減於《史通》，亦不能斷爲係舉成數矣。以梁事續蕭齊，則又時人作史不主斷代之明徵也。《周書·明帝紀》言：“帝集公卿以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，於麟趾殿刊校經史，又捃采衆書，自羲、農以來，訖於魏末，叙爲世譜，凡五百卷。”《陳書·陸瓊傳》：瓊子從典，陳亡後入隋，楊素奏使續《史記》，迄於隋，其書未就。二書體例，蓋與梁武帝之《通史》同。元暉《科録》，《隋志》入之子部雜家，意蓋以爲類書；《史通》叙於《古今正史》之篇，則意亦以爲通史。《魏書·儒林·平恒傳》云：“自周以降，暨於魏世，帝王傳代之由，貴臣升降之緒，皆撰録品第，商略是非，號曰《略注》，合百餘篇”，意亦似與《科録》相類。《隋志》云，雜史類：“自後漢以來，學者多鈔撮舊史，自爲一書，或起自人皇，或斷之近代。”雖斷限有遠近之殊，取材有多寡之異，其意亦并主於通貫也。《宋書·江夏王義恭傳》：嘗撰《要記》五卷，起前漢，訖晉太元。所苞者廣，而卷帙甚少。《陳書·顧野王傳》：撰《通史要略》一百卷。則其卷帙頗巨矣。

    原刊一九四七年天津《民國日報》副刊“史與地”

    七五八讀洞冥記

    少讀《史記》，言李少君、欒大事，心嘗怪之，以爲其惑人之術何淺，而人亦何以竟爲所惑也。及讀《抱朴子·祛惑》篇，言古强自云曾見堯、舜、禹、湯、孔子，凡人皆信其言。及病死黄整家，整猶疑其化去。蔡誕自言爲老君守龍不謹，責付崑崙，崑崙去天不過數十丈，聞者亦多信之。項曼都自言乘龍升天，謁拜天帝，失儀見斥，河東因號爲斥仙人。稚川云：“予昔數見雜散道士輩，走貴人之門，專令從者作爲空名，云其已四五百歲矣。人適問之年紀，佯不聞也，含笑俯仰，云八九十。須臾自言：我曾在華陰山斷穀五十年，復於嵩山少室四十年，復在泰山六十年，復與某人在箕山五十年，爲同人徧説所歷。正爾，欲令人計合之，已數百歲人也。”此其術真不可以欺孺子，而亦能令人煙起霧合。然後知恒人之所信，不過如此，文成、五利之能惑人，無足怪也。

    稚川言古强“曾略涉書記，頗知故事”，此道家之書每多附會史事之由。其所附會，亦多淺陋可笑。予昔亦讀而疑之，今乃知其不足怪。其出之於口者如是，其筆之於書者，自亦不過如是也。其實《史記·封禪書》載公孫卿言黄帝事，即係如此，不過時代較早，且載諸正史，人不但不知其繆，且有援之以言古史者矣。

    《洞冥記》載李充自言三百歲，孟岐年可七百歲。語及周初事，了然如目前。嘗侍周公升壇，以手摩成王足；周公與之玉笏。黄安懷荆讀書，畫地記數，日久地成池。坐一神龜，廣二尺。人問子坐此龜幾年矣？對曰：昔伏羲始造網罟，獲此龜，以授吾，吾坐龜背已平矣。此蟲畏日月之光，二千歲即一出頭，吾坐此龜，已見五出頭矣。皆古强之類也。

    歐洲文字有陰陽性之别，雖無生命之物，無形體之事，亦莫不然。予初聞怪之，繼而思之，古言干將、莫邪，以爲劍有雌雄，則歐人以無生命之物，亦有雌雄，亦不足怪也。蓋邃初之人，固不知生物與無生物之别也。《洞冥記》言漢武帝解鳴鴻之刀，以賜東方朔，朔曰：此刀黄帝採首山之銅鑄之，雄已飛去，雌者猶存，亦干將、莫邪之類也。

    七五九神異經

    秦、漢間方士，多好求仙採藥於窮荒之地，故於域外地理，頗有所知。傳述既廣，即未嘗親歷者，亦摭拾其辭以欺世，故其書多荒怪之談。然輾轉傳譌，自有所本，理而董之，亦或可考見其朔也。

    《神異經》云：“東方荒外，有豫章焉。樹主一州。其高千丈，圍百丈，本上三百丈。本如有條枝，敷張如帳。上有玄狐黑猿。樹主人，爲南北列，并面向西南。有九力士，操斧伐之，以占九州吉凶。斫復，其州有福；遲者，州伯有病；積歲不復者，其州滅亡。”據此，豫章在古亦爲神木，與扶桑等同。

    又云：“荒外有大山，其中生不盡之木。晝夜火然。得暴風不猛，猛雨不滅。”又云：“不盡木，火中有鼠，重千斤。毛長二尺餘，細如絲。恒居火中，洞赤。時時出外而毛白。以水逐而沃之，即死。取紡績其毛，織以爲布。用之若有垢涴，以火燒之則浄也。”又云：“南荒之外有火山。晝夜火然。火中有鼠重百斤。毛長二尺餘，細如絲，可以作布。恒居火中，時時出外而白。以水逐而沃之，乃死。取其毛，緝織以爲布。”又云：“東海之外，荒海中有山，焦炎而峙，高深莫測，蓋稟至陽之爲質也。海水激浪投其上，噏然而盡。計其晝夜，噏攝無極。若熬鼎，受其灑汗耳。”此皆因火山及火浣布而附會者也。《述異記》云：“南方有災火山。四月生火，十二月火滅。火滅之後，草木皆生枝條。至火生，草木葉落，如中國寒時也。取此木以爲薪，然之不燼。以其皮績之，爲火浣布。”與《神異經》同一附會。

    又云：“南方山有邯??之林，其高百丈，圍三尺八寸。促節多汁，甜如蜜。咋嚙其汁，令人潤澤。可以節蚘蟲。人腹中蚘蟲，其狀如蚓，此消穀蟲也；多則傷人，少則穀不消。是甘蔗能滅多益少。凡蔗亦然。”觀此，則中國人早知有蔗，特未能製以爲餳耳。邯??，舊刻下注甘蔗二字，邯爲借字，??則特造之字也。

    又云：“北方荒中有石湖，方千里，岸深五丈餘，恒冰，惟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。有横公魚，長七八尺，形如鯉而目赤。晝在湖中，夜化爲人。刺之不入，煮之不死。以烏梅二枚煮之則熟。食之可止邪病。”此似今西伯利亞之湖。

    原刊《齊魯學報》第二期，一九四一年七月出版

    七六〇博物志

    古人多有隨意鈔録之作，此書亦其一也。其題署何人，全不足據。書亦絶無體例，蓋鄉曲陋儒之所爲。古類書弘博者甚多，皆不傳，而此等書獨有傳於後者，卷帙少則迻録易；且不知體例之人所爲，正爲不知體例之人所悦。通知著述體例之士少，不知著述體例之人多，而此等書遂傳之寖廣，不易湮滅矣。

    然其爲物既古，則作者雖陋，而仍時有可採。以其與他古籍間有異同，足資參證，又或足補他書之所不備也。如云：“泰山，一曰天孫，言爲天帝孫也。主召人魂魄。東方萬物始成，知人生命之長短。”案《後漢書·烏桓傳》曰：“俗貴兵死，斂尸以棺，有哭泣之哀；至葬，則歌舞相送。肥養一犬，以彩繩纓牽，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，皆燒而送之，言以屬累犬，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。赤山，在遼東西北數千里。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。”《注》即引此書爲説。又《風俗通義》云：“俗説岱宗上有金篋玉策，能知人年壽脩短。武帝探策得十八，因讀曰八十，其後果用耆長。”泰山知人生死，其説蓋甚古，傳於今者鮮矣，賴有此書及《後漢書》、《風俗通》，可以相證也。又云：“太行北去，不知山所限極，亦如東海，不知所窮盡也。漠北廣遠，中國人鮮有至北海者。漢使票騎將軍霍去病北伐單于，至瀚海而還，有北海明矣。”可見古人於北方地理，甚爲茫昧也。

    古書述事多荒誕，然細加推勘，皆可知其致誤之由，雖荒誕，非虚搆也；然其或見信或不見信，則仍視其傳之之書。此書云：“有一國，在海中，純女無男。又説得一布衣，從海浮出，其身如中國人衣，兩袖長二丈。又得一破船，隨波出在海岸邊。有一人，項中復有面，生得，與語不相通，不食而死。其地皆在沃沮東大海中。”此事亦見《三國志·東夷傳》，蓋當時傳聞，實有此辭，抑且有事實爲據，非虚搆也，然使不見《國志》，惟載是書，人亦將視爲東野人之語矣。

    又云：“禹平天下，會諸侯會稽之野，防風氏後到，殺之。夏德之盛，二龍降之。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，既周而還。至南海，經防風。防風氏之二臣，以塗山之戮，見禹便怒而射之。迅風雷雨，二龍升去。二臣恐，以刃自貫其心而死。禹哀之，乃拔其刃，療以不死之藥，是爲穿胸民。”又云：“交趾民，在穿胸東。”説雖荒誕，然防風之族，及其所在，藉可推測。穿胸蓋文身之民，刻畫其胸以爲飾也。

    又云：“荆州極西南界至蜀，諸民曰獠子。婦人姙娠，七月而産。臨水生兒，便置水中，浮則取養之，沈便棄之。然千百多浮。既長，皆拔去上齒牙各一，以爲身飾。”獠人能没水捕魚，觀此，可知其習之之夙矣。

    又云：“交州夷名曰俚子。俚子弓長數尺，箭長（尺）餘，以燋銅爲鏑，塗毒藥於鏑鋒，中人即死。不時斂藏，即膨張沸爛，須臾燋煎都盡，惟骨耳。”説似過甚，然夷人有毒矢，則必不誣也。《後漢書·南蠻傳》：建武十二年，九真徼外蠻里張游，率種人慕化内屬，封爲歸漢里君。注：“里，蠻之别號，今呼爲俚人。”知俚之稱，實起於交域也。《志》又言：“西方之人高鼻深目，多毛。南方之人大口。”西方人蓋白種，南方人則馬來族，固皆實録也。

    古人本好附會，不求其實。此等短書，其荒陋，自更出於意計之外，然其附會之由，亦間有可考者。如云：“堯以天下讓於虞，三苗之君非之，帝殺有苗；有苗之民，浮入南海，爲三苗國。”案鄭注《甫刑》，以苗民爲貶辭，其説蓋是。然高注《淮南子》，已别列一説，謂竄三苗國民於三危矣。郭注《山海經》亦云：“堯以天下讓舜，三苗之君非之，帝殺之，有苗之民，叛入南海，爲三苗國。”與《博物志》同，蓋因民字而附會。《志》又言：“漢武帝時，弱水西國，有人乘毛車渡弱水來獻。”蓋因弱字而附會也。又云：“齊桓公與管仲自敦煌西涉流沙。沙石千餘里，無水。時則有沃流處，人莫能知。皆乘橐駞，橐駞知水脈，遇其處，輒停，以足蹋地。人於其蹋處闕之，輒得水。”此釋流沙，其荒甚矣，然古文家以居延澤當之，庸愈乎？

    最可笑者，謂魏武帝伐冒頓，遇物如狸，能殺師子，竟不知冒頓在漢初也。此等處幸而傳者亦皆淺陋，故能存其真，否則一經校改，轉無由知其本不可信矣。

    《志》云：“《周書》曰：西域獻火浣布，昆吾氏獻切玉刀。火浣布汙則燒之，則潔。刀切玉如臈。布，漢世有獻者，刀則未聞。”此所云《周書》，未知爲何書。《志》又曰：“《莊子》曰：地三年種蜀黍，其後七年多蛇。”案《釋文》謂《莊子》“言多詭誕，或似《山海經》，或類占夢書，故注者以意去取。其内篇衆家并同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。惟郭子玄所注，特會莊生之旨，故爲世所貴”。《莊子》五十二篇，今本惟三十三篇，蓋非其全。此所引蓋在逸篇中。然則其云《周書》，亦必有據也。

    《志》云：“《老子》云：萬民皆附西王母，惟王、聖人、真人、仙人、道人之命，上屬九天君耳。”此方士壽命之説。又云：“《神仙傳》曰：食者，百病妖邪之所鍾。”又曰：“所食逾少，心愈開，（年）愈益。所食愈多，心愈塞，年愈損。”此方士攝養之方。其言壽命，妖妄不經；言攝養，頗有至理也。

    《志》云：“舊説云：天河與海通。近世有人居海渚者，年年八月，有浮槎，去來不失期。人有奇志，立飛閣於槎上，多齎糧，乘槎而去。十餘日中，猶觀日月星辰，自後茫茫忽忽，亦不覺晝夜。去十餘日，奄至一處，有城郭狀，屋舍甚嚴。遥望宫中，多織婦。見一丈夫，牽牛渚次飲之。牽牛人乃驚問曰：何由至此？此人具説來意，并問此是何處，答曰：君還至蜀郡，問嚴君平，則知之。竟不上岸。因還，如期。後至蜀問君平。曰：某年月日，有客星犯牽牛宿。計年月，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。”觀此，知古人謂水與天接。

    《志》云：“人有山行墮深澗者，無出路，饑餓欲死。左右見龜蛇甚多，朝暮引頸向東方。人因伏地學之，遂不餓。體殊輕便，能登巖岸。經數年後，竦身舉臂，遂超山澗上，即得還家。顔色悦懌，頗更黠慧勝故。還食穀，啖滋味，百餘日中，復本質。”案人不火食，即身輕能超越，野史中數見之。清末，似係光緒三十三年丁未。《時報》尚載有瑞典、那威人如此，蓋非虚語。人不食不能生，此人或亦以不火食而身輕；學龜蛇呼吸，則方士附會之辭也。

    語有傳之甚久者。余小時，先母嘗語予曰：“行霧中必飽食，飲酒尤佳。昔有三人，曉行遇霧，一無恙，一病，一死。無恙者飲酒，病者飽食，死者空腹。”先母云聞諸故老，不云見於書史也。余後讀方書見之，亦不云説有所本。然是書已載之。

    《志》云：“人藉帶眠則夢蛇。”與今心理學家之説合。

    《志》云：“燒白石作白灰，既訖，積著地，經日俱冷，遇雨及水澆，即便然，煙焰起。”此事今人無不知之者矣，然此書鄭重而道之，以爲戲術，可見其時知者尚少，更無論資以爲用也。

    《志》云：“居無近絶溪羣冢，狐蟲之所近，此則死氣陰匿之處也。”其説無稽。然絶溪羣冢，易以致疾，而非尊生者之所居，則實矣。又云：“山居之民，多癭腫疾，由於飲泉之不流者，今荆南諸山郡多此疾。瘇由踐土之無鹵者，今江外諸山縣，偏多此病。”言醫理未然，然言何地多何病，亦足備醫史之甄采也。

    原刊《齊魯學報》第二期，一九四一年七月出版

    七六一拾遺記

    此書爲道家之書，其附會之跡，顯然可見，然亦有間存古説者。

    《記》云：“帝嚳之妃，鄒屠氏之女也。軒轅去蚩尤之凶，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，遷惡者於有北之鄉。其先以地命族，後分爲鄒氏、屠氏。女行不踐地，常履風雲，游於伊洛。帝乃期焉，納以爲妃。”案顓頊取於蜀山氏，爲蚩尤之族，予别有考。今觀此説，則帝嚳亦取於蚩尤，無怪秦、楚等南方之族，皆以帝嚳爲祖也。

    《記》云：“堯命夏鯀治水，九載無績。鯀自沈於羽淵，化爲玄魚，時揚鬚振鱗，横脩波之上；見者謂爲河精。羽淵與河、海通源也。海民於羽山之中，脩立鯀廟，四時以致祭祀。常見玄魚與蛟龍，跳躍而出，觀者驚而畏矣。鯀之靈化，其事互説。神變猶一，而色狀不同。玄魚黄熊，四音相亂。傳寫流文，鯀字或魚邊玄也。羣疑衆説，并略記焉。”案以鯀化爲玄魚，似據字形傅會。然《尚書》亦言禹錫玄圭，何爲而必錫玄圭乎？殷起東南，而契稱玄王；鯀、禹治水，亦在東南，而鯀化玄魚，禹錫玄圭。又古東南之族稱黎，黎即黑也。夏后氏尚黑，大事斂用日昏，戎事乘驪，牲用玄。然則古東南之族，殆以黑爲徽號，而殷人尚白，乃其遷殷後事，封商時初不然也。

    《記》云：“禹鑿龍關之山，亦謂之龍門。至一空巖，深數十里，幽暗不可復行，禹乃負火而進。有獸，狀如豕，銜夜明之珠，其光如燭。又有青犬，行吠於前。禹計可十里，迷於晝夜。既覺，漸明，見向來豕犬，變爲人形，皆著玄衣。又見一神，虵身人面。禹因與語，神即示禹八卦之圖，列於金板之上。又有八神侍側。禹曰：華胥生聖子，是汝邪？答曰：華胥是九河神女，以生余也。乃探玉簡授禹，長一尺二寸，以合十二時之數，使量度天地。禹即執持此簡，以平水土。蛇身之神，即羲皇也。”此説亦以豕犬之神爲玄衣，又以華胥爲九河神女，以羲皇爲蛇身，并足見吾族起於江海之會。

    《記》云：“（周）昭王二十四年，塗脩國獻青鳳、丹鵲，各一雌一雄。孟夏之時，鳳、鵲皆脱易毛羽，聚鵲翅以爲扇，緝鳳羽以飾車蓋也。扇：一名遊飄，二名條翮，三名虧光，四名仄影。時東甌獻二女：一名延娟，二名延娱。使二人更摇此扇，侍於王側，輕風四散，泠然自涼。此二人，辯口麗辭，巧善歌笑；步塵上無跡，行日中無影。及昭王淪於漢水，二女與王乘舟，夾擁王身，同溺於水。故江漢之人，到今思之，立祀於江湄。數十年間，人於江漢之上，猶見王與二女，乘舟戲於水際。至暮春上巳之日，禊集祠間，或以時鮮甘味，采蘭杜苞裹，以沈水中，或結五色紗囊盛食，或用金鐵之器，并沈水中，以驚蛟龍水蟲，使畏之，不侵此食也。”此與帝之二女傳説相涉，所沈之食，又與角黍相類也。

    《記》云：燕昭王九年，“思諸神異。有谷將子，學道之人也，言於王曰：西王母將來遊，必語虚無之術。不踰一年，王母果至，與昭王遊於燧林之下，説炎帝鑽火之術。”又云：“秦始皇好神仙之事。有宛渠之民，乘螺舟而至。舟形似螺，沈行海底，而水不浸入，一名淪波舟。其國人長十丈，編鳥獸之毛以蔽形。始皇與之語，及天地初開之時，了如親覩。曰：臣少時，躡虚卻行，日遊萬里。及其老朽也，坐見天地之外事。臣國在咸池，日没之所，九萬里，以萬歲爲一日。俗多陰霧，遇其晴日，則天豁然雲裂，耿若江漢，則有玄龍、黑鳳，翻翔而下。及夜，燃石以繼日光。此石出燃山，其土石皆自光澈，叩之則碎，狀如粟，一粒輝映一堂。昔炎帝始變生食，用此火也。”古書皆以爲燧人鑽木取火，此獨以爲炎帝，顧名思義亦通，蓋亦有所本。

    《記》云：“（漢）孝惠帝二年，四方咸稱車書同文軌，天下太平，干戈偃息，遠國殊鄉，重譯來貢。時有道士，姓韓，名稚，則韓終之胤也，越海而來，云是東海神使，聞聖德洽乎區宇，故悦服而來庭。時有東極，出扶桑之外，有泥離之國來朝。其人長四尺，兩角如蠒，牙出於脣，自乳以來，有靈毛自蔽，居於深穴，其壽不可測也。帝云方士韓稚，解絶國人言。令問人壽幾何？經見幾代之事？答曰：五運相承，迭生迭死，如飛塵細雨，存殁不可論算。問女媧以前可聞乎？對曰：虵身已上，八風均，四時序，不以威悦，攬乎精運。又問燧人以前，答曰：自鑽火變腥以來，父老而慈，子壽而孝。自軒皇以來，屑屑焉以相誅滅，浮靡囂動，淫於禮，亂於樂，世德澆譌，淳風墜矣。”此以燧人爲變腥，與前説異，蓋各有所本。以女媧爲虵身，亦舊説也。

    《記》云：“晉太始元年，魏帝爲陳留王之歲，有頻斯國人來朝，以五色玉爲衣，如今之鎧。其使不食中國滋味，自齎金壺，壺中有漿，凝如脂，嘗一滴則壽千歲。其國有大楓木，成林，高六七十里，善算者以里計之，雷電常出樹之半。其枝交蔭於上，蔽不見日月之光，其下平浄掃灑，雨霧不能入焉。樹東有大石室，可容萬人坐，壁上刻爲三皇之像，天皇十三頭，地皇十一頭，人皇九頭，皆龍身。亦有膏燭之處，緝石爲牀，牀上有膝痕，深三寸。牀前有竹簡，長尺二寸，書大篆之文，皆言開闢以來事，人莫能識。或言伏羲畫卦之時有此書，或言是蒼頡造書之處。傍有丹石井，非人之所鑿，下及漏泉，水常沸湧，諸仙欲飲之時，以長綆引汲也。”此言三皇，襲緯書之文，云皆龍身，亦依附舊説。

    《記》云：“石季倫愛婢名翔風，魏末於胡中得之，年始十歲，使房内養之；至十五，無有比其容貌。特以姿態見美，妙别玉聲，巧觀金色。石氏之富，方比王家，驕侈當世，珍寶奇異，視如瓦礫，積如糞土，皆殊方異國所得，莫有辨識其出處者。乃使翔風别其聲色，悉知其處。”是時胡人來者多賈客，所市率珍異之物，觀此等傳説，實隱見當時西域商業情形也。

    《記》云：“瀛洲，一名魂洲，亦曰環洲。東有淵洞，有魚，長千丈，色斑，鼻端有角，時鼓舞羣戲。遠望水間有五色雲，就視，乃此魚噴水爲雲，如慶雲之麗，無以加也。”此即今之鯨。可見説雖荒怪，自有所本。

    此《記》附會，有極可笑者。如以鯀字亦作鮌，乃謂其化爲玄魚；長安城北有司寒之館，則謂爲漢惠帝祠韓終之所，改其字爲祠韓；因人家元日，刻木鑄金或畫雞於牖上，乃以爲堯時秖支所獻重明之鳥；皆是也。其云：“傅説賃爲赭衣者舂於深巖以自給，夢乘雲繞日而行，筮得利建侯之卦，歲餘，湯以玉帛聘爲阿衡。”則并誤傅説與伊尹爲一人矣，真可發一噱。

    《山海經·海外南經》有岐舌國。郭《注》云：“其人舌皆岐，或云支舌也。”郝《疏》云：“支舌即岐舌。《爾雅·釋地》云：枳首蛇，即岐首蛇，岐一作枝，枝支古字通也。又支與反字形相近，《淮南·墜形訓》有反舌民。高誘《注》云：語不可知，而自相曉。又注《吕氏春秋·功名》篇云：一説南方有反舌國，舌本在前，末倒向喉，故曰反舌。是支舌，古本作反舌也。《藝文類聚》十七卷引此經作反舌國，其人反舌。《太平御覽》三百六十七卷亦引此經同，而云一曰交。案交蓋支字之譌也。二書所引經文作反舌，與古本正合。”案《類聚》、《御覽》皆出郭《注》後，不應二書不誤，而郭《注》反誤。今觀此《記》云：“西方有因霄之國，人皆善嘯。丈夫嘯聞百里，婦人嘯聞五十里，如笙竽之音。秋冬則聲清亮，春夏則聲沈下。人舌尖處倒向喉内；亦曰兩舌重沓，以爪徐刮之，則嘯聲愈遠。故《吕氏春秋》云反舌殊鄉之國，即此謂也。”然則郭《注》所引者，即此等道士造作之説耳。

    《記》又云：“太初二年，大月氏國貢雙頭雞，四足一尾，鳴則俱鳴。武帝置於甘泉故館，更以餘雞混之，得其種類，而不能鳴。諫者曰：《詩》云：牝雞無晨。一云：牝雞之晨，惟家之索。今雄類不鳴，非吉祥也。帝乃送還西域。行至西關，雞反顧，望漢宫而哀鳴。故謡言曰：三七末世，雞不鳴，犬不吠，宫中荆棘亂相係，當有九虎争爲帝。至王莽篡位，將軍有九虎之號。其後喪亂彌多，宫掖中生蒿棘，家無雞鳴犬吠。”案牝雞無晨，牝雞之晨，惟家之索，見僞《古文尚書》，此書引之，而又誤《書》爲《詩》，方士之荒陋，固如是也，然其時代之晚，亦可見矣。

    原刊《齊魯學報》第二期，一九四一年七月出版

    七六二述異記

    此書雖亦小説之類，然中存古説頗多，較之輾轉改飾者，頗有區别。盤古古説，實賴此書以存，予别有考。今再略舉數事如下。

    《記》云：“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，能産天地。鬼一産十鬼，朝産之，暮食之。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。虎頭龍足，蟒目蛟眉。《注》：蟒虵目圓，蛟眉連生。今吴、越間防風廟土木作其形，龍首牛耳，連眉一目。”案虞山即吴山，此可證吴之名或原於南方。鬼母能産天地，則宇宙原始，實由女神，較之《山海經》以羲和、常儀爲帝俊之妻，其思想更古矣。朝生子而暮食之，其性質頗爲酷虐，野蠻人固多畏惡神也。抑此亦古之寓言，以釋萬物之生死者與？其形狀類龍虵，可見其説起於海濱。而吴、越間防風廟土木作其形，又可見吴、越與南越，民族關係頗切也。抑其所謂龍首牛耳者，牛耳或牛角之傳譌，則又與蚩尤有關係矣。見下。

    《記》又云：“昔禹會塗山，執玉帛者萬國。防風氏後至，禹誅之。其長三丈；其骨，頭專車。今南中民有姓防風氏，即其後也，皆長大。越俗祭防風神，奏防風古樂，截竹長三尺，吹之如嗥，三人披髮而舞。”禹會諸侯，恐不能至越地。防風氏事，非禹後播遷南方者傳述而誤其地，則其人自與土著之越相争鬭，而傅諸禹也。然南方民有姓防風者，則可見防風氏之實有其國。抑“伏羲鱗身，女媧虵軀”，見《魯靈光殿賦》。而傳亦謂爲風姓；又北方實有房國，房即防也；得毋始皆在南，後乃稍徙而北歟？《記》又云：“南康郡有君山，高秀重疊，有類臺榭，名曰女媧宫。”則女媧之傳説，固亦有在南方者矣。

    《記》又云：“軒轅之初立也，有蚩尤氏，兄弟七十二人，銅頭鐵額，食鐵石。軒轅誅之於涿鹿之野。蚩尤能作雲霧。涿鹿，今在冀州，有蚩尤神，俗云人身牛蹄，四目六手。今冀州人掘地，得髑髏如銅鐵者，即蚩尤之骨也。今有蚩尤齒，長二寸，堅不可碎。秦、漢間説：蚩尤氏耳鬢如劍戟，頭有角；與軒轅鬭，以角觝人，人不能向。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，其民兩兩三三，頭戴牛角而相觝。漢造角觝戲，蓋其遺製也。”又云：“太原村落間祭蚩尤神，不用牛頭。今冀州有蚩尤川，即涿鹿之野。漢武時，太原有蚩尤神晝見，龜足虵首，首疫，其俗遂爲立祠。”案銅頭鐵額，骨如銅鐵，皆因蚩尤造兵而傅會。古蓋以蚩尤之族，多力如牛，故涿鹿之戰，有教熊、羆、貔貅、貙、虎之説也。吴、越間防風廟鬼姑神，蓋亦牛首，故其像猶作牛耳；抑牛耳或亦牛角之譌也？角觝之戲盛於秦，秦爲飛廉後，固亦東南之族。《秦本紀》特記豐大特之神，亦可見其族之重牛矣。太原蚩尤神，龜足虵首，則其族本起濱海之徵也。《易·繫辭傳疏》引《帝王世紀》：炎帝人身牛首。《海外北經》：共工之臣相柳氏。相柳之所抵，厥爲津谿，疑亦謂其牛首有角。

    蒼頡，古説皆以爲帝王，無以爲黄帝史者，其廟碑云：“天生德於大聖，四目靈光，爲百王作憲。”《春秋元命苞》云：“倉頡四目，是謂并明。”《路史》言：廬陵縣化仁山舊祠，有倉頡像，四目龍袞。蓋亦傳之自古。而蚩尤俗傳亦云四目，則倉頡亦南方之族矣。然則中國文字，實始於南也。

    《記》又云：“堯使鯀治洪水，不勝其任，遂誅鯀於羽山，化爲黄能，入於羽泉。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，曰：黄能即黄熊也。陸居曰熊，水居曰能。昉按今江、淮中有名熊。熊虵之精，至冬化爲雉，至夏復爲虵。今吴中不食雉，毒故也。”此可見鯀之傳説，亦與南方有關。《月令》言“爵入大水爲蛤”，知古謂飛潛可以相化，龍特其尤神者耳。此亦水濱之民之思想也。堯使鯀治水時，蓋仍在東方，未遷西北。

    《記》又云：“饒州，俗傳軒轅氏鑄鏡於湖邊。今有軒轅磨鏡石。石上常潔，不生蔓草。”案軒轅蹤跡，不得至饒州，然亦可見南方鑄冶之早。

    《漢書·地理志》云：“粤地，牽牛婺女之分野也。今之蒼梧、鬱林、合浦、交阯、九真、南海、日南，皆粤分也。其君禹後，帝少康之庶子云，封於會稽。”臣瓚曰：“自交阯至會稽，七八千里。百粤雜處，各有種姓，不得盡云少康之後也。”案《漢書》之意，本指封於會稽者言之，臣瓚實誤駁。然會稽之越而外，其君固亦未必無禹後也。《述異記》云：“吴既滅越，棲句踐於會稽之上，地方千里。句踐得范蠡之謀，乃示民以耕桑。延四方之士，作臺於外，而館賢士。今會稽山有越王臺。今交州麻林，一名紵林，句踐種麻，將以弦弓。交州糠頭山，句踐貯米，於其上舂，積糠爲山。今會稽之上，有越王鑄劍洲、箭鏃洲。往往有得古箭鏃。”又云：“廣州東界，有大夫文種之墓。墓下有石，有華表柱，石鶴一隻。種即越王句踐之謀臣也。”又云：“洞庭湖中有釣洲。昔范蠡乘扁舟至此，遇風，止釣於洲上，刻石記焉。有一陂，陂中有范蠡魚。昔范蠡釣得大魚，烹食之，小者放於陂中。陂邊有范蠡石牀、石硯、鈷?。范蠡宅在湖中。”洞庭有范蠡遺跡，殊不足信。交、廣之域，秦、漢後始開闢，豈有能傅會句踐、文種者？然亦有其遺跡，則必會稽之越亡後，遺族濱於江南海上者，傳其先世之事跡而弗審其地，致有此誤也。

    古人於植物多有迷信。其最顯而易見者爲桃。君臨臣喪，以巫祝桃茢執戈；桃弧棘矢，以共禦王事是也。羿死桃棓，蓋亦由是。《述異記》云：“南中有楓子鬼。楓木之老者爲人形，亦呼爲靈楓。”又云：“後漢季子長爲政，欲知囚情，以梧桐木爲之，象囚形。穿地爲坎，卧木囚於其中，祝之，罪正者不動，寃者木囚動出，時以爲精誠所應。子長時爲大理卿。”又云：“秦繆公時，陳倉人掘地得物，若羊非羊，似豬非豬。繆公道中逢二童子，曰：此名蝹，在地中，食死人腦。若以松柏穿其首，則死。故今種柏在墓上，以防其害也。”此皆謂草木自有精靈，蓋所謂物魅也。

    《述異記》云：“袁紹在冀州時，滿市黄金，而無斗粟，餓者相食。人爲之語曰：虎豹之口，不如饑人。劉備在荆州時，粟與金同價。”又云：“永嘉之亂，洛中饑荒。懷帝遣人觀市，珠玉金銀，闐委市中，而無粟麥。袁宏表云：田畝由是丘虚，都市化爲珠玉是也。”又云：“漢末大饑，江淮間童謡云：太岳如市，人死如林。持金易粟，貴於黄金。”又云：“洛中童謡曰：雖有千黄金，無如我斗粟。斗粟自可飽，千金何所直？”觀此，知珠玉金銀，久爲市易所資，非徒以供玩飾矣。又云：“漢世古諺曰：雖有神藥，不如少年；雖有珠玉，不如金錢。”觀此，又知泉貨之早以金錢爲主也。

    《唐書》云：“日本，古倭奴也。”又云：“後稍習夏音，惡倭名，更號日本。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，以爲名。或云：日本乃小國，爲倭所并，故冒其號，使者不以情，故疑焉。”《唐書》此語，繫咸亨元年遣使賀平高麗後，則自咸亨以前，猶以倭之名自通也。《述異記》云：“磅磄山，去扶桑五萬里，日所不及，其地甚寒。有桃樹，千圍，萬年一實。一説：日本國有金桃，其實重一斤。”一説之辭，必後人所附益矣。《記》又云：“大食王國在西海中。有一方石，石上多樹，幹赤葉青。枝上總生小兒，長六七寸。見人皆笑，動其手足。頭著樹枝，使摘一枝，小兒便死。”大食之名，亦非梁世所有也。

    《記》又云：“殷紂時，大龜生毛而兔生角，是甲兵將興之兆。”龜毛兔角，古無此語，此必佛教入中國後附會之辭也。但任昉時已可有，不必後人竄亂耳。

    原刊《齊魯學報》第二期，一九四一年七月出版

    原題《書觀堂集林胡服考後》。

    曾改題爲《四裔傳漢人文化》。

    曾改題爲《高麗遣人來學》。

    附《燕石札記》自序

    予小時讀書即有札記，迄於今未廢，閲時既久，積稿頗多。每思改定，依經子史分爲三編，以就正於有道。皮骨奔走，卒卒寡閑。僅因友人主編雜志索稿，或學校生徒質問，發篋整理，間或成篇而已。念全書殺青無期，乃謀陸續刊佈，總名之曰燕石札記。俟積稿清釐略竟，然後分類編次焉。學問之道無窮，淺陋如予，所述寧足觀采。惟半生精力所在，不忍棄擲。千慮一得，冀或爲并世學人效土壤細流之助而已。儻蒙進而教之，俾愚夫不至終寶其燕石則所深幸也。二十五年十月六日，武進吕思勉自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