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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九三八年冀东人民抗日斗争的一个侧影。斗争从七月八号起，到十月间才稍稍平息。全冀东二十二县，除了昌平、临榆，没有一处不曾卷起暴动。参加的人数约计十几万。当时的领袖是李运昌，后来他在抗日期间一直是坚持冀东游击战的司令员。
一九三八年四月，清明节前后。
北宁路上，一列客车从天津开来，离滦县不远时，停在一个小站里上水。站台十分冷清，只见一个商人模样的旅客，从三等车走下来，右肩扛着个被卷，左手提着个蓝布包袱，蹒蹒跚跚地朝站外走去。他是个矮胖子，黝黑的圆脸泛着油光，两只小眼闪射着针尖似的光芒。
路警拦住他问：“包里什么东西？打开来看看！”
旅客赶紧放下行李，撩起青线呢长袍，蹲下身，急忙地解开包袱，满脸陪着笑说：
“看吧，看吧，不过是些不值钱的湖笔，刚从天津贩来，打算到这一带小学堂做做生意。”
路警弯下腰，伸手把一封一封的笔翻了翻，又吩咐旅客打开行李卷，草草地看过一遍，这才把手一挥，昂着头走去。笔贩子耐着心性，重新把行李收拾停当，斜瞟了路警一眼，迎着一阵风沙走出车站。
风从东南吹来，漫野浮荡着青草的气味，还夹杂着肥料的气息。几天前落过一场好雨，泥土又松又软，正是耩谷子的时候。粪早送过了，一簇一簇地堆在田间，可是奇怪，到处竟不见一个犁地的农民。庄稼人向来最怕误了节气，于今放着地不种，却集合一起，拖成长长的一条线，离车站约摸半里路，忙忙碌碌地闹什么呢？笔贩子一边寻思，一边顺着道路朝前走去，近了，才看清楚大群的农民正在修筑一条公路。他们的气色都很阴沉，不大作声，只是机械地忙着铲土，把路基垫高。公路贯穿过肥沃的田野，占去大片的麦地。麦苗已经长到七八寸高，颜色变成碧绿，每一铁锨铲下去，便被翻掘起来，连泥带土抛上路基。
笔贩子走拢近一堆人，觉得累了，把行李搁到地头上，坐到被卷上去，想要歇歇脚。离他不远，一个庄稼人坐着抽烟，臀底下垫着自己的鞋，身旁插着一张锨。这个人，看上去将近四十来岁，前额横刻着几道很深的皱纹，眼眉和胡须又粗又黑，像是刷子，鼻孔的黑毛特别长，笔尖似的伸到外边。他用两手抱着膝盖，嘴里含着烟袋，眼睛直瞪瞪地望着地面，神色十分呆滞，仿佛和谁怄气。
一个塌鼻头的汉子掘着掘着土就停下手，对他劝道：“快来做活吧，殷老大，别尽自发呆，叫监工的看见，又是一顿打骂！”
殷老大叹了口怨气，却不动弹，也不说话。笔贩子从旁边瞅得明白，便从腰里掏出一支香烟，凑到殷老大身前，躬着腰说：“借光，老乡，让我点个火。”
那笔贩子把纸烟对到庄稼人的烟袋锅上，吸着了，撩起大襟蹲在旁边，啦起话来：
“今年的年景不坏吧？旧年冬天缺雪，这一春雨水不断，麦子长得还满旺盛。不过这是谁家的地，糟蹋这样子，叫人看见都心痛！”
殷老大的声音带点抖颤，不觉接嘴叹道：
“眼前这三亩地都是我的，祖上辛辛苦苦，留下几亩命根子，日本人说声修路，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硬给占去，口头虽说给地价，还不是骗人的话！麦子算完蛋了。再有几亩谷子，到如今还没耩下种籽，你看这日子怎么过？”
笔贩子很快地?了几?眼说：“嗳呀，谷雨都快过了，再不耩地，不就晚啦？”
殷老大耸起两道眉毛，恨恨地答道：“谁说不是晚啦！眼前这些人，哪个心里不急得像一团火？日本人可不管那一套，只顾修路，凡是村里能动的人都赶出来，从早到黑，累得要死，一个大钱也不给……”
他蓦然停住嘴，不安地干咳几声，敲净烟锅的灰，把烟袋插到脖子后，又忙着从臀下抽出鞋来，往脚上穿。笔贩子一抬眼，望见远处走来一个监工的日本人，脚上穿着马靴，两手反背在身后，横拿着一根木棍。一个庄稼人做得稍微慢点，监工的便跨上前去，大声地吆喝，又举起短棍，做出要打的手势。殷老大穿上鞋，急忙站起身，拿着铁锨走入修路的人群中，动手挖起泥来。沿着这条未完成的公路，随着无数铁锨的挥动，多少庄稼破坏成烂泥，多少田地改变了原来的形态————这是一片被蹂躏的土地。
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殷老大，一颗心也被蹂躏得遍是创伤，差不多碎了。从他记事那一天起，向来就没度过好日子。他是个很守本分的庄稼人，父亲死得早，母亲把他拉扯大，十四岁那年就给他讨了个将近二十岁的女人，指望家里添人口，添份力气，可以支撑庄稼营生。女人结实得像头驴子，过不几年，替他生了个孩子，名字叫犁头。这时殷老大长成个强壮的小伙子，一年到头，埋着头做活，只想守家在业，把庄稼日子扶植起来。可是直奉战争爆发了。他的家离铁路三二里路，兵荒马乱的，卷进漩涡当中。他领着母亲和家小，跟随村里人逃荒，不幸半路上遇到大队的败兵，一家冲散了。他背着犁头，好不容易才寻到母亲，女人却失落得不见踪影。有人说看见她叫败兵掳去，又有人说看见她披散着头发，朝一个方向跑去。总之，以后根本听不到她的消息，多半死了。殷老大变得十分阴沉，整天紧闭着嘴，有时喝点酒，醉了，便指着天骂道：
“老天爷不睁眼，怎么专和穷人做死对头！”
他的心情像是连阴的天气，多年以来，总不见开朗的日子。犁头渐渐地长大，殷老大把希望全寄托在儿子身上，盼望赚几个钱，给儿子娶房媳妇，可以传宗接代，将来自己死了，也可以有儿孙替他祭扫坟墓。他母亲有时劝他再讨个女人，他却一口回绝道：
“讨个老婆就得花几百，咱们哪来的钱？再说，犁头这么大了，我不愿意给他弄个后娘，叫他埋怨我一辈子。”
殷老大的愿望却不容易实现。一天，村里传说日本人占领东三省了。殷老大以为东三省在山海关外，距离他家很远，不碍他的事，所以漠不关心。又一天，传说长城边爆发战事了，他才有些慌张，心里记起旧日的创伤，生怕战事再蔓延到滦县。
战事不久便停止，他似乎用不着慌张了。可是，一件梦想不到的事突然发生了。村长走来对他说道：
“老大，世界变了，你知道么？听说中国和日本定了什么协定，把咱们冀东划成停战区，不准驻兵；又有个叫殷汝耕的人出面成立自治政府，愣逼着每村出枪练自卫军，办联庄会，还得先派两个人到城里保安队受训，以后好回来教本村人。犁头年轻力壮，正好算一个，村里打算派他到城里去受训。”
殷老大的前额仿佛挨了一棒，脑壳似乎炸裂，失去思想的能力。他只有犁头一个儿子，夺去犁头，就等于夺去他的命根子。他百般地哀求，但是没用。村长在村里便是小皇帝，谁敢违拗他的话？殷老大的生活陷入更深的泥坑，他眼前的世界也的确变了。捐税越发加重，压得他直不起腰，骨髓差不多都被压榨出来。日本浪人如同些蠹虫，带着白面和鸦片，到村里开设起“洋行”，把朴素的农村弄糜烂了。这以后，情势转变得更快：冀察政委会仿佛昨天才成立，永定河上又起了战事，冀东便像一张荷叶饼，囫囫囵囵地吞进日本刽子手的嘴里。殷老大感到绝望，寻思再没有翻身的日子，只好等死。
犁头的行事更加使他忧愁。最初，殷老大以为儿子当了保安队，早晚必定叫枪子打死，不会活着回家。但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，犁头居然回来了，不过不再是原来的犁头，却沾染着一身坏习气。他的头上留起头发，学会抽纸烟，还时常斜着斗眼，含着香烟，对女人调调情。犁头本来就愣头愣脑的，带点傻气，于今简直变成流氓。这还不要紧，最叫殷老大痛心的是，儿子竟受了日本浪人的勾引，常往白面馆跑，没钱抽时，便从家里偷东西变卖。联庄会看犁头太不务正，把他开除，他却瞪着一对斗眼，脸红脖子粗地骂道：
“不用和老子为难，等我告诉日本人，叫你们知道个厉害！”
殷老大气得抓起一条长板凳，赶上去骂：
“小兔崽子，老殷家缺了几辈子德，养出你这个东西！你张口日本人，闭口日本人，都是日本人把你毒害坏了，到死也不知道反悔，等我打死你再讲！”
犁头却扮了个鬼脸，撒开腿朝白面馆跑去。
就在殷老大遇见笔贩子那天，雀迷眼的时候，修路的农民才散工。殷老大怀着一颗沉重的心，走向家去，天色已经苍黑。犁头的奶奶张着两手，嘴里喊着?————哑，?————哑，正在院里赶一群鸡进窠。一只小公鸡很调皮，怎么也不肯听话，几次来到窠口，侧着小头望望老奶奶，拍拍翅膀又跑到一边去，累得老奶奶转来转去地赶，嘴里嘟嘟囔囔抱怨道：
“小死物件，我看你往哪跑？我看你往哪跑……唉，唉，我六十多岁的人啦，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老天爷不睁眼，叫我怎么过！”
她的声音像哭，又像叹息。每逢她遇到一点不如意事，便会伤起心来，自言自语地抱怨天，抱怨人，抱怨自己的命苦。殷老大把锨倚到墙上，沉着脸走到灶边，揭开锅盖，锅里冒起一阵热腾腾的蒸气。他盛了一大碗熬得稀烂的白薯稀饭，坐到门槛上，左手托着碗，右手便用筷子往嘴里唿噜唿噜地扒饭，眼睛望着碗，一声也不响。
犁头的奶奶关好鸡窠，重新结了结包头的手巾，又摇摆着两手走到牲口栏旁，解开缰绳，牵出那头白眼圈白鼻子的小黑驴。小毛驴蹙起鼻头，在地上闻了一阵，然后跪下前腿，后身随着也卧下，快活地打起滚来。什么地方有驴叫，小黑驴陡然爬起身子，舒长脖子，声音一伸一缩地也大叫起来。老太婆使劲地扯了几下缰绳抱怨道：
“叫什么？说你也不肯听，说你也不肯听！唉，唉，谁都惹我生气！几时我两眼一闭，心里才干净。”
月色很好，阴历大约是十二三。全村笼着一层苍苍茫茫的烟雾，春天的黄昏显得又深沉、又寂静。殷老大触动心事，抬起脸问：
“犁头呢？”
奶奶用叹息的声音说：
“先你一脚就回来啦，又躺在炕头上怄气……唉，这些孽种！”
殷老大把头转向屋子，高声说道：
“起来，吃完饭跟我到地里去！大月亮地，正好耩谷子。”又对自己说：“白天得修路，地又不能荒了，眼睁睁等着饿死！只好卖命，带着月亮做吧，活一天是一天！”
里屋炕头上冒出几句恼人的话：
“我病啦，不能动。”
殷老大的脸色立刻变得通红，伸长脖子骂道：
“你装的什么病！成天价不干人事，临到做活就装病，装死也不行！”
只有奶奶心里明白，犁头不是装病，确实是闹不自在。今天傍晚散工回家，犁头浑身打着冷颤，好像发疟子，一进门便问奶奶要钱，不给，立刻噘起嘴，乱摔东西，还四处乱翻，想寻点值钱的物件变卖。可是奶奶陪嫁时的一点铜首饰早被盗光，箱笼里只剩些破破烂烂的补钉衣裳，散发着霉气。奶奶用哭似的声音咒骂，犁头却横着眉毛，全不理睬。只在爹爹眼前，他才略略有些惧怕。奶奶从小抚养他，宠着他，于今长大，他把奶奶气得掉泪，恨他不叫雷打死。但在殷老大前，奶奶又常常替他遮掩，怕殷老大教训他。她常对邻家的婆婆奶奶们说，自己的孙子原来很憨厚，都怪日本人心毒，故意开些白面馆、花会局，年轻人不懂事，把持不定，怎么会不上钩？不被拖下陷阱呢？
老太婆牵着毛驴饮过水，重新把它拴在牲口栏里，嘴里念念叨叨地走进屋子，点亮一盏小煤油灯。她害着很重的沙眼，乍一见亮光，急忙把手搭上眼眉，又红又烂的眼睛眯成细缝，又自怨自艾起来：
“唉，唉，老不死的罪过，吃也吃不动，做也做不得，眼痛的也不行！”
犁头本来脸朝外躺着，一赌气转向里边，全身仍然不停地抖，还连连地打着喷嚏。老太婆不耐烦地悄声说：
“起来吧，不知哪世的冤家，你爸不是叫你？他这些天正没好气，看他揍你！”
犁头倒发起脾气，抖颤着嗓音喊：
“揍就揍，我偏不动！”
只听见殷老大把饭碗往锅台上使力一蹾，骂着从外间闯进来，粗黑的头发直竖竖地站着，像是猪鬃：
“小杂种，你害的什么病？明明是犯了白面瘾，还来骗我！要死给我滚出去，别死在家里，费我一张芦席！”
一边就握住犁头的脚脖子，像拉小鸡似的把儿子扯下炕来。犁头的脸色铁青，不自主地打着喷嚏，眼泪鼻涕全流出来，两手哆嗦着抱住头，朝外便跑，可是后脊梁上早挨了一拳。犁头的两条腿绞扭着，跌跌撞撞地奔到院外，嘶哑着声音恨恨地叫：
“等着吧，不用逼我，早晚有你们反悔的日子！”
殷老大把儿子追出大门，饭也不想再吃，气虎虎地坐到炕沿上，神色显得十分沮丧：寻思自己活了大半辈子，整天像是栏里那头黑驴，劳累得腰痠背痛，过的可总是苦日子，还得受官家的勒索、军队的糟蹋，于今更落到日本人手里，弄得家业破落，儿子又不成器……想到这，他的脖子似乎被人捏住，心头闷得要死，透不过半口气来。
但一转念，殷老大想到那几亩荒芜的谷子地，再听到犁头的奶奶在灶下哭似的抱怨老天，便蹙起眉头，无可奈何地喘了口粗气，带上种籽，牵出驴，把缰绳盘到驴脖子上，然后扛起犁，吆喝一声，赶着牲口往地里去了。
春天夜短，月光早移到向西一带人家的墙头上，冷清清的，像是落着满地的霜。庄户人家吃完夜饭，这该是睡觉的时候。如今可不同了，沿街可以看见许多农妇忙着推磨。筛箩的声音，吆喝驴子的声音，朦朦胧胧地好像睡梦里传来的动静。
快到五月端午，麦子长得齐到人的大腿深，从根到梢变成黄色，不久该收割了。一春雨水很厚，农民们只苦的是劳役太繁，不能及时上粪锄草；人手缺的就根本照顾不到庄稼，地里的青草一尺多高，庄稼反倒像害肺痨的孩子，又瘦又矮，长不起来。殷老大的麦子就更无望了。大路已经修好，拦腰斩断他的田地，所剩的边边角角，最多能打一升半斗粮食。幸喜谷子很肥，还有点指望。那些天，殷老大白天修路，早晚抽空到地里做活，几亩谷子才算没荒。他一家人的性命全寄托在这几亩地上，但愿鬼子别再霸占去，便不愁饿死。殷老大最有个硬劲，外表不声不响，似乎满容易欺负，心里可有主意，向来不肯叫饶。熟悉他的人说他是棉里针，其实，他这根针不刺人，只刺自己。不管生活怎样绝望，针尖大的事也能激起他模模糊糊的希望，从绝望中拖他出来。这些年，他不断地遇到挫折，不断地挣扎，心里常常叨念那两句俗语：“熬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！”
犁头却是个败家子，地里活不做，总避着不见爸爸的面，四处鬼混；奇怪的是他居然很有神通，手边尽管穷，随时可有白面抽。
端午的头一天，殷老大收拾一口袋年前自种的黄烟叶子，赶着毛驴到附近一个镇店去赶集。他刚在街旁摆出货色，一个警防队便来刁难他，骂他不该把驴子拴在集市中心。殷老大陪着苦笑，送给警防队七八片烟叶，才打发那家伙走开，免得搅扰生意。傍晌，他卖完烟，买了三个黄米粽子，预备点缀点缀明天的节气。天怪热的，尘土又大，赶到家时，他的小褂差不多叫汗湿透，浑身都是风尘的颜色。虽然赶着驴，殷老大却舍不得骑，怕压累了它；又怕费鞋，一路都用手提着鞋后跟，赤着脚走回来，这也给他一种舒服滋味。
殷老大把粽子挂到门闩上，脱光膀子，露出一身紫红色的肉，才又走出房来，看见小毛驴站在大毒日头底下，踮起一只后蹄，垂着头，眯着眼，静静地在打瞌睡。他走上去，随意吆喝一声，替它解开盘绳，卸下驮鞍。驴背上满是汗，毛都鬈了，殷老大就用两手很响地拍着驴背，防备它受风。这当儿，门外有人高声问：
“犁头在家么？”
随着走进一个又白又胖的汉子，光脑袋，高颧骨，戴着一副墨镜，满脸都是横肉，身上穿着一件长衫。这人看起来像个屠户，殷老大却认识他叫赵海楼，是当地的流氓，帮助一个日本浪人在本村开“洋行”。他来做什么呢？殷老大不明白，心里预感到一种祸事，不觉愣在那儿。赵海楼看见殷老大，劈头就说： “你是犁头他爹吧？到节下了，欠的钱怎么还不给送去？还得叫我冒着汗跑来要。”
殷老大惶惑地问：
“谁欠你的钱？”
赵海楼有点不耐烦，冷冰冰地绷着脸说：
“除了犁头还有谁？这些天，要不是我们供他白面抽，你儿子早瘾死了！”
殷老大听见这事，知道儿子给他惹下了麻烦，气得冒火，又有些害怕，一时变得没有主张，支支吾吾地道：
“家里坐吧，家里坐吧……”
殷老大把来人让进屋子，脸色冷落落的，十分不安，仿佛要哭的样子，又忙着叫犁头的奶奶给客人剥粽子，烧开水。老太婆先前坐在堂屋的门槛上，卷起裤脚，在小腿上搓麻绳，嘴里不知嘟嘟囔囔地埋怨什么，于今不响了，胆怯地走出走进，时时从烂眼角旁偷看来人的气色。
赵海楼的肥脸显得又圆滑，又刁横。他用左手撩开长衫的大襟，拿扇子朝着胸口唿嗒唿嗒地扇着风，紧逼着殷老大问：
“犁头的债，你到底打不打算还？”
殷老大垂头丧气地反问道：
“他到底欠你们多少钱？”
赵海楼张开左手，屈起大拇指头说：
“扣去零数，整整四百块。”
这个数目，在殷老大听来，确实吓人。他一时闷住声，半晌才说：
“先生，你看我家这份穷日子，穷得都快穿不起裤子了，哪来的钱还这笔账？”
赵海楼却冷笑一声说：
“你没有钱还没有地？人家洋人不是傻瓜，不会白拿着钱往水里扔。犁头早把你家那几亩谷地押给洋行了，还不起钱，地就归我们。”
殷老大耳边仿佛响了一个焦雷，震得他的眼睛冒出金星，耳朵嗡嗡地乱叫，脚下的地好像也摇晃起来，就要塌陷下去。那几亩地是他仅存的命根子，人家还要抢去！他的眼皮耷拉下来，刷子似的胡须轻轻地发颤，一时变老了，嘴里讷讷地说：
“要我的命行，地可不能给！”
赵海楼把扇子往桌子上使力一拍，叫道：
“我们要的就是他，谁稀罕你那条狗命！”
“地里还有庄稼呢，求你秋收以后再讲吧！”
“不行，一时一刻不能捱延。如今地价稀贱，连上庄稼，也顶不了账。你那头驴也押给洋行了，今天就得牵走。”
赵海楼一边说，一边横着肩膀朝外走去。院里已挤满了许多人，探头探脑地窥看，有的冷笑，有的交头接耳地谈论这事，还有人气得咬牙切齿地小声咒骂。看见赵海楼出来，大家闪开一条路，眼睛都盯在他身上，一直送他到毛驴前边。毛驴看见生人，掉开头，颤动着眼毛，胆怯地斜着大眼。赵海楼把扇子插到脖子后，抓住毛驴的白鼻子，又抓住它的下唇，硬扒开它的嘴，瞅了瞅牙。牙渠很深，正是强壮的时候。赵海楼却故意摇摇头，哼了一声，瘪了瘪嘴说：
“老口了，卖不上几个钱。”
说着就动手去解缰绳。犁头的奶奶颤巍巍地赶过来，用身子遮着小驴，红眼里淌着泪，大声哀求道：
“可怜可怜我这个快死的人，饶我们几条命吧！明天我刻个长生牌位供着你，一生一世也忘不了你的恩典！”
这不但不能感动赵海楼，反倒惹起他的火来。他抓着老太婆的前胸，把她扯开，使劲一推，老太婆便倒退几步，扑咚地坐到地上，一声天一声地地哭起来。赵海楼横着眉毛，气虎虎地解开缰绳，回头对殷老大叫道：
“限你天黑以前把地契送过来，换回押单！不送也随便，反正地是我们的了。”
赵海楼一边用手挥开眼前的农民，牵着驴往外便走。在场的人都不做声，只用仇视的眼睛紧盯着他。老太婆知道她的命运已经无可挽救，哭得越发凄惨。殷老大却像泥人似的站在人前，垂着两手，身子微微向前俯着，动都不动。他的脸色乌黑，前额的几道皱纹变得更深，两眼却像两团火，射出逼人的光芒。蓦然间，殷老大把牙一咬，几步抢到赵海楼身后，右手抓住缰绳，左手把对方的膀子一掀，就势夺下毛驴。赵海楼打了个踉跄，撞进一个农民的怀里，那农民又把他一掀，赵海楼便像皮球似的重新滚回来，墨镜从鼻梁滑下来，跌碎了。他的肥脸涨得赤红，俯身拾起眼镜，跺着脚叫道：
“打吧，打吧，不要命的只管打！我看你们谁敢动手……”
赵海楼的话没说完，早有人骂了一声，飕地抛过去一块碎瓦片。他平日仗着日本人的势力，在村里横行霸道，背后谁都骂他。今天的事更激起大家的不平，于是人们吼叫一声，碎泥块像雨点似的从四面八方朝他投去。他用两只胳膊护着脸，大声地叫骂，转身就跑，那身长衫上打满斑斑的泥点。农民们高声哄笑，有人还故意紧跺着脚，好像从后边追上去，吓得赵海楼跑得更快。这更逗起农民的哗笑。他们骂他可恶，不知犁头欠他几个钱，便赖上了，硬说是四百；嘲笑他是城隍庙的小鬼，模样儿可怕，可是泥塑的。唯独几个上年纪的人怪这些农民不知分寸，以为定准闹出祸事来了。殷老大不骂，也不笑，满脸带着杀气，牵着驴往栏里送，翻了翻白眼说：
“管他娘的，横竖是死，死也得死的像个人！”
祸事当天就来了。日头平西的时候，赵海楼撺掇白面馆的日本浪人从镇上派来五六个警防队，到村里捉人。殷老大得到消息，先一步逃出门，躲到野地里去。警防队堵住他家的门，里里外外地搜索，不见主犯，却从柴火垛底下拖出犁头，满头满身沾着茅草。这小子知道自己的事败了，不敢见人，藏藏掩掩地溜进家，躺在柴火垛下，正没有主张。他看见赵海楼和日本浪人，以为彼此交情厚，遇到救星，拚命挣脱抓着他的手，急急忙忙扑过去，紧?巴着那双斗眼说：
“老赵，老赵，你对他们讲，都是我爹闹的乱子，不关我事！”
迎头却挨了浪人一巴掌，立时被警防队捆起。浪人亲手牵走殷老大的驴，劫去殷老大的地契，又派人捉住另外几个农民。临走，他更支使赵海楼放了把火，点着殷老大的柴火垛。春天风高，火趁着风势，呼呼地燃烧起来，一眨眼的光景，柴火垛就变成一个大火球……
殷老大转回家时，警防队走了，东邻西舍的农民已经把火扑灭，可是柴火早化成一堆湿灰。屋子万幸还算无恙。屋里屋外翻成乱糟糟的一片，到处扔着破鞋烂衣，随地是打碎的缸盆瓦罐。犁头的奶奶披散着一头白发，就地坐在院心，老脸挂满泪，指手划脚地对人哭诉着事情的经过，说到痛心的地方，便放开长声叫起天来。
当殷老大一脚跨进街门，望了望他多年经营的家，不觉傻子似的铸在那儿，两眼像是熄灭的灯笼，骤然失去光辉。他歪歪斜斜地向前挪了几步，身子仿佛有几千斤重，一下子坐到磨盘上，弯下腰，两手抱着头，闭着眼喃喃地自语道：
“活不下去啦！活不下去啦……”
许多人走近他，七嘴八舌地劝他，但他一个字也听不见。他想到许多事，但又似乎什么也没想，只感到脑子里混乱成一团，四肢没有一点力气。那个曾经和他一道修路的塌鼻子扒拉开众人，从人缝挤进来，粗鲁地拍拍他的肩膀说：
“宽宽心吧！好死不及赖活着，怎会活不下去呢？就拿我来讲，一份家业还不是叫鬼子糟蹋得七零八落？我就不听那一套，偏硬着头皮活下去！起来，我指你一条活路！”
这天黑夜，塌鼻子偷偷地把殷老大引到村里小学堂去。小学堂占着天齐庙，坐落在村边，十分僻静。如今是麦收时间，正放春假，只剩教员刘先生一个人。刘先生到村里还不上半年，可是人缘挺好，每逢遇见人，老远便咧开嘴，笑着点头。他很沉默，从来不大声说话、大声笑，走路做事，总是轻轻的，像个影子。
刘先生打开庙门，放殷老大和塌鼻子进去，又轻轻地插上门，悄没声地领他们走进屋子。格扇窗大敞开着，小白蛉迎着灯光，扑进窗口，成球地绕着洋灯打转。刘先生垂着眼皮，朝上拧一拧灯捻，才抬起那张有点苍白的脸，望着殷老大苦笑了笑，表露出他的同情。
这时，一个人从殷老大不注意的角落走到近前，眯缝着笑眼问：
“你还认识我么？”
殷老大抬起眼，漠然地望了望那个人。这是个矮矮的黑胖子，圆脸，两眼闪烁着不定的光芒，好像摇晃在水皮上的太阳光。殷老大觉得面熟，可又记不起是谁。那人提醒他说：
“你忘了么？那天你修路，我从车站上来，跟你借火————我是那个笔贩子。”
殷老大噢噢地应了几声，斜坐到炕边上，把烟袋插进腰间挂的荷包里，用手按着荷包，往烟锅里装烟，可是许久许久也不拔出烟袋，眼睛只是直瞪瞪地望着地面。
笔贩子挨着他坐下，很关切地说：
“你的事，我都知道了。振作振作吧！愁有什么用？遇到像你这类事的人，全冀东不知有多少，数也数不过来。”
殷老大叹口气道：
“我不是看不开，不过以后叫我靠什么过呢？”
笔贩子说：
“照这样下去，自然活不成，不过只要有这口气在，总有办法。你的耳目太窄，不像我做小生意，听见的多。告诉你吧，如今河北、山西，游击队到处起来了。别看日本人神气活现，可是瘦驴拉硬屎，硬撑架子。”
殷老大拿着烟袋，正要往嘴里送，听见这话，便让烟袋半路停在嘴唇边上，加重语气说：
“要是这里也有游击队，我一定干，出出这口闷气！”
笔贩子闪电似的瞟了刘先生一眼，用手一指塌鼻子，突然对殷老大说：
“游击队到处都是————不瞒你说，他就是一个。”
殷老大确实吃了一惊，一会儿苦笑道：
“别开玩笑啦！”
笔贩子的黑脸闪着油光，变得异常认真地说：
“谁开玩笑？不信你问问他。”
塌鼻子赶紧点点头，兴奋地插嘴说：
“真的，我就是一个。你想，老大，谁也不是儿孙子，哪能叫人骑到脖子上，还不回手？咱们村里也不止我一个，便衣队早就有十来个啦。”
殷老大听得呆了。这消息太奇突，他觉得像是梦，又像是个故事。他急切地想报仇，事到临头，却又有点迟疑。他记得去年冬天，有个叫王平陆的铁路工人，组织游击队，带着人找“倒流水”海关，没打下来，本人倒不幸死了，于是垂下眼皮说：
“能不能干得好呢？”
笔贩子忽地站起身，脸差不多俯到殷老大的头上道：
“这回准有把握。告诉你说，不光滦县，全冀东的便衣队都组织起来————你听说李运昌这个人么？”
这人是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，带过队伍，后来一直在冀东秘密地做革命工作。殷老大隐隐约约也听说过，心想必然是个要紧人物，正待询问，笔贩子早接着说：
“如今他是全冀东便衣队的司令，正在暗地里搞军队，你要有决心，这就是好机会。”
殷老大并不回答，只用眼睛紧望着笔贩子的脸，好半天，才疑疑思思地问：
“那么说来，你是个什么人呢？”
笔贩子爽朗地笑道：
“我叫盛光斗，还不是像你一样，一个受欺压的中国人。”
当天晚上，殷老大便加入村里的便衣队。他是犯过事的人，不能露头，家里更不能站脚，所以暂时就躲在庙里避避风头。他不大明白盛光斗和刘先生的来历，久了，却看出刘先生不过是利用小学教员这个方便地位，专门在百姓当中组织便衣队。至于盛光斗，准是天津一个什么革命组织派来的人，化装成笔贩子，到处活动，也在做同样的事。开头殷老大以为便衣队是个险事，参加的人一定不多。谁知农民对敌人怀恨死了，背后磨拳擦掌的，早就想动手。过不几天，人数就增到三十多。不过盛光斗等人特别小心，只拉可靠的农民加入，防备混进敌人的眼线，反倒坏事。冀东的枪本来多，一九三七年事变后，庄稼人怕惹事，多半埋了。如今便衣队员们又从土里掘出家伙，藏在不显眼的地方。差不多天天黑夜，他们偷偷地集合在天齐庙小学堂里，关严庙门，听刘先生替他们低声念报，说些旁的地方游击队的消息。除了刮风下雨的晚上，刘先生还要从炕洞里拿出一架无线电，架起来，偷听延安电台的新闻。这架机器很小，只能由一个人把耳机套在头上听。农民都抢着要听，可是一会就又摘下耳机，焦急自己听不懂。末了，大家公推刘先生来收新闻，一边记下来，再转告大家。直到夜深，他们才散开，一个一个溜出庙门，悄悄地摸回家去。
一到白日，殷老大的心情就不宁贴。他不敢露面，整天躲在庙里，闷得要死，闷急了，便站到庙墙后，探出头去了望。地里遍是麦子，熟透了，庄稼人正忙着收割。黄笼笼的麦梢上，到处闪着庄稼人紫黑色的脊梁。路上飞扬着尘土，不断有孩子们赶着大车，往家里运麦子。遍地是车轱辘轧的印子，弯弯转转的，互相错综着。殷老大禁不住想起自己的庄稼，感到心痛。夜来三更多天，他曾经溜回家去。犁头的奶奶一见他，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起来，告诉他白面馆把他那点残缺不全的麦子地也没收去，正雇人收成；赵海楼来过几次，追问他的踪迹；犁头叫人绑走后，一直没有音信，不知押到哪去了。她用袄袖擦着又红又烂的沙眼，最后数落道：
“唉！唉！咱殷家算是叫人剿家灭门了！我前世造了什么孽，于今活受罪！”
殷老大忍不住，对她泄露点便衣队的事，老婆子却哭得更厉害说：
“好，好，但愿老天爷睁开眼，叫咱们穷人也翻翻身！”
盛光斗不常到村。他依旧装扮成笔贩子，在临近一带活动。旧历五月底，他又来了。他把全村的便衣队员召集到一起，十分严重地宣布了这样一桩事：
全冀东的便衣队发展到三万多人了。八路军准备开辟冀东，从山里派来一个支队，已经在半路上了。到的时候，各地的便衣队要同时起义，接应军队。
这桩事激起队员们很大的波动。多少天以来，他们便盼望着这个大翻身的日子。这日子终于到来。他们不再能安心做工，几个人一遇到，立刻就把脸挤到一起，小声地谈论这事。夜间的集会更频繁了，大家决定斗争的步骤是剿白面馆，包围镇上的警防队，然后再挖汽车路，破铁道……
起义的日期规定是阳历七月十二号，但这是个军事秘密，便衣队员不知道，这就不免引起他们的烦躁。
这天是阳历七月八号。已经入了中伏，一清早晨，树叶就纹丝儿不动，知了干燥燥地乱叫着，定准是个大热天。田里的高粱棵子已经长起来，不十分茂，可是影住村子，正是青纱帐起的时候。现今麦学已经放完，小学堂开了课，眼目太多，殷老大藏到塌鼻子的家里。这天塌鼻子起早便赶着牲口到镇上粜新麦子去了，因为嫌麦子吃起来费，想要粜出去，籴进一些粗粮吃。
早晨饭后，殷老大搬一条板凳，坐到一棵山串柳下，背着人偷偷摸摸地擦枪。他脱光膀子，裤腿挽到膝盖以下，两腿夹着枪，拿一根枪探子插进枪筒里，使力地一抽一拉；脑子里想的可远，幻想暴动起来，他首先抓住赵海楼和日本浪人，吓得他们颤颤哆嗦地告饶，他可决不饶他们……随后他想：要是年景太平，犁头肯务正，小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多好！而今闹得家破人亡，走投无路，真是死逼上梁山！
四处都是知了叫，噪得要命。忽然间，什么地方隐约地响起一下松散的沙音，透过知了的噪叫。殷老大没留意，可是紧接着又是一下。这回惊得他一跳，立刻停住手，侧着头，留神地细听。街上起了乱纷纷的脚步声，有人大声地问：“什么地方枪响？”话还没完，枪就接连着地响起来了。
殷老大有点心慌，以为或许今天就是起义的日子。他慌忙站起身，披上小褂，提着枪往外就走。街门迎着他砰地撞开，一头驴驮着个口袋跑进来，塌鼻子跟着出现，还用棍子紧打着驴屁股。这人敞着胸口，满头冒着大汗珠子，一见殷老大就喘嘘嘘地问：
“你听见枪响么？”
殷老大瞪着眼反问道：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塌鼻子气急败坏地说：
“谁知道？反正不妙！我一到镇上，就看见警防队站得满街是，挨家挨户地搜，闹得集也荒了。我牵着牲口往回就走，紧赶慢赶，赶回村里枪也就响啦。”
“刘先生说什么没有？”
“我没见他，不知道。”
“快问问他去！”
殷老大说着便迈开腿，几步跨到街上。塌鼻子从后边叫道：“慢一点，等我缆好驴。”一边赶紧把牲口拴到槽头，带上街门，一溜小跑追上去。街上站着许多女人和小孩，也有刚从地里跑回来的农民，都戴着草帽，扛着锄头。殷老大的脸色绷紧，粗黑的须眉直竖起来，胸脯向前探着，对谁都不打招呼，急匆匆地赶着路；这更惹起那些人的惊异，眼睛直瞪着他，仿佛不认识他是谁。有人拦着他探听消息，他只含糊地点着头，一侧身子走过去。
学堂里提早放了学，孩子们全赶回家去。刘先生站在庙台上，反背着手，正和几个便衣队员轻声地说着话。他的脸色很沉静，略略蹙着眉头，似乎心里盘算什么。殷老大和塌鼻子走来时，刘先生一抬眼，不觉愣了愣，随后带着微笑责备说：
“殷大叔，你这是怎么啦？大庭广众地就跑出来，还提着枪！”
殷老大低头望了望自己，难为情地笑出来，很懊悔地说：
“糟糕，糟糕，我简直急昏啦！不过这事也难怪我。平白无故地响起枪来，是不是干起来啦？”
刘先生把他们引进庙里，脚步轻轻地走在前边，寻思着低声说：“不，我想不会。不过事情太蹊跷，枪声怎么还不停呢？”一边心里想道：“还不到日子啊……要是改了日期，盛光斗必然会来告诉我。”
这时，枪声不但不停，比先前更加稠密，声音也更大了。田里的农民都转回来，又有许多便衣队员跑来探听消息。刘先生用手慢慢地掠一掠他的长发，又轻声说：
“事情真蹊跷，枪声怎么还不停呢？依我看，咱们顶好别聚在一起，叫人疑心。听说警防队正在镇上查户口，说不定会到村里来，也该防备防备。谁肯跑一趟，出去探探消息？下剩的人先回家去，把枪收拾好，说声有事，就打锣集合，都到这里取齐。”
塌鼻子拍一拍胸膛，自愿充当探子，冒着大毒日头走了。其他的农民也走散，有人还送来一面锣。庙里只剩殷老大和刘先生两个人。殷老大把枪塞到正殿的神龛里，侧着头听了一会枪声，又到庙门口张望一会，确实有些心焦不耐烦，便像和谁赌气似的想：“管他什么事，歇一会再讲。”就走进大殿，用小褂扑打扑打供桌上的灰尘，脱下鞋做枕头，躺到供桌上去。
刘先生也不像平日那样安稳。他背着手，低着头，在庙檐底下走来走去，走几趟就停住脚，向远处听一听；有时抬起头，遇见殷老大的眼睛，便随意笑一笑，打个招呼。
人在等待什么的时候，时间便爬得像蜗牛一样慢。他们熬了老半天，才到半头晌，可是还不见塌鼻子的影。殷老大等急了，心里恨起来，忍不住高声骂道：“这家伙，怎么还不回来，死了不成？”枪声越来越密了，原先只在一个方向，如今却从好几面响起来，隐隐约约的，像是豆荚爆裂的声音。
刘先生忽然又停住脚。这次，他的神色特别紧张，竖着耳朵，蹙着眉头，一面听一面说：
“殷大叔，你听这是什么？”
殷老大的耳朵尖，早听见一种轰隆轰隆的声音震动着地面，越来越近。他急忙登上鞋，蹦下供桌，把耳朵贴到地面上，全神贯注地细听一下，突然跳起身，朝外便跑说：“快看看去！”
官道上，迎面卷起大团的飞尘，冲着太阳闪出一片金光，像是狂风吹起的尘头，滚滚地朝着村庄扑来。尘头影里显出一大串日本马队，趴着蹦子飞跑，马上的骑兵斜背着短枪，挎着又细又长的马刀，浑身带着杀气。
看样子，这队骑兵是来清乡。小学堂是敌人注意的目标，一定会来搜查。刘先生藏着许多犯禁的印刷品，必须事先毁掉，消灭痕迹。他把殷老大的裤子一扯，急忙缩进庙来，又轻又快地关上大门，然后快步走回屋子，从炕席底下拉出一大抱报纸和旁的油印品，塞到外间的炉子里，划一根火柴点着。可是这叠纸张压得太结实，火苗沿着纸边烧了一圈，就灭了。他再划第二根火柴，但是太使力气，没划着，倒断了。
庙门外啪啪地起了敲门的声音。
刘先生的脸色变得比平常更白，用牙齿咬着下唇，对殷老大摆摆手，意思叫他别响。他抓过洋灯，向纸上泼了许多火油，这才把纸点着，很旺地烧起来。敲门声第二次响起来了。他端起饭锅搁到炉子上，哑着嗓子对殷老大道：“就说你是我的做饭的。”然后定一定神，故意咳嗽一声，朝外走去。庙门外的人有些焦急，敲得更重，还压着嗓子叫：“开门哪————快开门哪！”这嗓音很熟，正是他急切等待的人。刘先生胸口挂的石头一下子掉下去了，紧走两步拨开闩；一个矮胖的身影便像旋风似的跨进来，手里还提着个包笔的蓝布包袱。
盛光斗的圆脸黑里透红，浑身冒着汗，热得烤人，开口就说：
“坏事啦！坏事啦！咱们的人都哪去了？”
刘先生且不答他，略微急促地问：
“到底怎么坏事啦？”
盛光斗很敏捷地一面走，一面说：
“司令部出了内奸，把起义的事告诉了鬼子————今天一早鬼子就到处抓人……闹得没法，李司令带着人仓仓促促干起来，四处都接不上消息……这一来不要紧，准备动的还没动，老百姓倒先随着干起来，东一股，西一股，闹得真凶！鬼子派出好些兵，想要弹压……刚才还有一群骑兵从村里跑过去，不知开到哪去了。”
殷老大听见说话，早从屋里钻出来，迎着头叫：
“原来是你呀！”
盛光斗却闪着眼，朝殷老大一扬右手的食指说：
“嗳，老大，快去招集人，咱们也得马上动手！”
殷老大早就恨不得这一声号令。他答应一声，回到屋里抓起锣，又跳进神龛拿出枪，背到肩上，没出庙门便敲起锣。他顺着街往下跑，铜锣镗镗地紧响，震动了全村，他的喊叫也四处张扬着：
“大庙里取齐————杀鬼子啦！大庙里取齐————杀鬼子啦……”
随着锣声和喊声，人从每家门口涌出来，一窝蜂似的拥到街上，叫着，嚷着，笑着，骂着……无数条喉咙扭到一起，辨不出谁是谁的语音，只听见乱纷纷的一片，好像渤海湾正在涨潮。男人们蓦然又争着抢回家去，一转眼又抢出来，手里扬着锄、镢、镰刀、斧头，以及陈旧的破“搂子”。殷老大紧跑，紧喊，紧敲着锣，从村头到村尾，村尾到村头，第三趟跑过街时，觌面碰见塌鼻子。这汉子光着膀子，小褂里沉甸甸地包着些什么东西，背在左肩膀后，冒冒失失地用拐肘推着人，朝前紧撞。
殷老大直对着他嚷：
“你跑到哪去啦？才回来！”
塌鼻子满脸都是得意的神气，比比划划地大声道：“我跑出十五六里地，逢到一群人砸白面馆，跟去捡了一批洋捞！”说着就把右手反到背后，拍了拍那包东西。
殷老大并不曾细听他的话。人声太杂，他听不清，也顾不到听，又敲着锣向前跑了。赶到他转回天齐庙，庙前已经黑压压地集合了几百个庄稼人。这里边有便衣队，更多的是临时暴动起来的农民。这些农民像是烈性的炸弹，轻轻一触，立时都爆发了。
盛光斗站在庙门口的石狮子上，黝黑的圆脸闪着油光，辨不出他的鼻子和嘴，只看见两只闪闪的眼，像是黑夜的星光。他灵敏地挥着拳头，大声地叫着，可是殷老大距离太远，捉不到他的话音。太阳差不多移到当头，像是一团火，直射下来。几百条汉子挤在太阳底下，肩膀擦着肩膀，气接着气，热得也像一团火。他们摇晃着各色各样的家伙，不停地嚷，最后闹嚷嚷地四处叫道：
“剿白面馆去！打警防队去……”
就在这阵喊叫声里，盛光斗扑地跳下石狮子，没入人群当中。立刻，一个大竹竿子从他隐没的地方竖起来，上面绑着一大幅火红的旗子，火云似的摇摆在半空。大旗挪动了，人也叫着挨挤起来。殷老大压在后尾。他知道盛光斗和刘先生都在前面，想要挤上去，可是人们就像胶在一起，怎样也挤不开一条缝。大旗转到圈外，飞也似的向前飘动，人们也放开脚步，一阵风似的卷向前去。殷老大夹在人群当中，没有思虑，忘记自己是谁，只望着眼前那面大旗，狂热地向前奔跑……
这是一九三八年冀东人民抗日斗争的一个侧影。斗争从七月八号起，到十月间才稍稍平息。全冀东二十二县，除了昌平、临榆，没有一处不曾卷起暴动。参加的人数约计十几万。当时的领袖是李运昌，后来他在抗日期间一直是坚持冀东游击战的司令员。
一九三八年四月，清明节前后。
北宁路上，一列客车从天津开来，离滦县不远时，停在一个小站里上水。站台十分冷清，只见一个商人模样的旅客，从三等车走下来，右肩扛着个被卷，左手提着个蓝布包袱，蹒蹒跚跚地朝站外走去。他是个矮胖子，黝黑的圆脸泛着油光，两只小眼闪射着针尖似的光芒。
路警拦住他问：“包里什么东西？打开来看看！”
旅客赶紧放下行李，撩起青线呢长袍，蹲下身，急忙地解开包袱，满脸陪着笑说：
“看吧，看吧，不过是些不值钱的湖笔，刚从天津贩来，打算到这一带小学堂做做生意。”
路警弯下腰，伸手把一封一封的笔翻了翻，又吩咐旅客打开行李卷，草草地看过一遍，这才把手一挥，昂着头走去。笔贩子耐着心性，重新把行李收拾停当，斜瞟了路警一眼，迎着一阵风沙走出车站。
风从东南吹来，漫野浮荡着青草的气味，还夹杂着肥料的气息。几天前落过一场好雨，泥土又松又软，正是耩谷子的时候。粪早送过了，一簇一簇地堆在田间，可是奇怪，到处竟不见一个犁地的农民。庄稼人向来最怕误了节气，于今放着地不种，却集合一起，拖成长长的一条线，离车站约摸半里路，忙忙碌碌地闹什么呢？笔贩子一边寻思，一边顺着道路朝前走去，近了，才看清楚大群的农民正在修筑一条公路。他们的气色都很阴沉，不大作声，只是机械地忙着铲土，把路基垫高。公路贯穿过肥沃的田野，占去大片的麦地。麦苗已经长到七八寸高，颜色变成碧绿，每一铁锨铲下去，便被翻掘起来，连泥带土抛上路基。
笔贩子走拢近一堆人，觉得累了，把行李搁到地头上，坐到被卷上去，想要歇歇脚。离他不远，一个庄稼人坐着抽烟，臀底下垫着自己的鞋，身旁插着一张锨。这个人，看上去将近四十来岁，前额横刻着几道很深的皱纹，眼眉和胡须又粗又黑，像是刷子，鼻孔的黑毛特别长，笔尖似的伸到外边。他用两手抱着膝盖，嘴里含着烟袋，眼睛直瞪瞪地望着地面，神色十分呆滞，仿佛和谁怄气。
一个塌鼻头的汉子掘着掘着土就停下手，对他劝道：“快来做活吧，殷老大，别尽自发呆，叫监工的看见，又是一顿打骂！”
殷老大叹了口怨气，却不动弹，也不说话。笔贩子从旁边瞅得明白，便从腰里掏出一支香烟，凑到殷老大身前，躬着腰说：“借光，老乡，让我点个火。”
那笔贩子把纸烟对到庄稼人的烟袋锅上，吸着了，撩起大襟蹲在旁边，啦起话来：
“今年的年景不坏吧？旧年冬天缺雪，这一春雨水不断，麦子长得还满旺盛。不过这是谁家的地，糟蹋这样子，叫人看见都心痛！”
殷老大的声音带点抖颤，不觉接嘴叹道：
“眼前这三亩地都是我的，祖上辛辛苦苦，留下几亩命根子，日本人说声修路，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硬给占去，口头虽说给地价，还不是骗人的话！麦子算完蛋了。再有几亩谷子，到如今还没耩下种籽，你看这日子怎么过？”
笔贩子很快地?了几?眼说：“嗳呀，谷雨都快过了，再不耩地，不就晚啦？”
殷老大耸起两道眉毛，恨恨地答道：“谁说不是晚啦！眼前这些人，哪个心里不急得像一团火？日本人可不管那一套，只顾修路，凡是村里能动的人都赶出来，从早到黑，累得要死，一个大钱也不给……”
他蓦然停住嘴，不安地干咳几声，敲净烟锅的灰，把烟袋插到脖子后，又忙着从臀下抽出鞋来，往脚上穿。笔贩子一抬眼，望见远处走来一个监工的日本人，脚上穿着马靴，两手反背在身后，横拿着一根木棍。一个庄稼人做得稍微慢点，监工的便跨上前去，大声地吆喝，又举起短棍，做出要打的手势。殷老大穿上鞋，急忙站起身，拿着铁锨走入修路的人群中，动手挖起泥来。沿着这条未完成的公路，随着无数铁锨的挥动，多少庄稼破坏成烂泥，多少田地改变了原来的形态————这是一片被蹂躏的土地。
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殷老大，一颗心也被蹂躏得遍是创伤，差不多碎了。从他记事那一天起，向来就没度过好日子。他是个很守本分的庄稼人，父亲死得早，母亲把他拉扯大，十四岁那年就给他讨了个将近二十岁的女人，指望家里添人口，添份力气，可以支撑庄稼营生。女人结实得像头驴子，过不几年，替他生了个孩子，名字叫犁头。这时殷老大长成个强壮的小伙子，一年到头，埋着头做活，只想守家在业，把庄稼日子扶植起来。可是直奉战争爆发了。他的家离铁路三二里路，兵荒马乱的，卷进漩涡当中。他领着母亲和家小，跟随村里人逃荒，不幸半路上遇到大队的败兵，一家冲散了。他背着犁头，好不容易才寻到母亲，女人却失落得不见踪影。有人说看见她叫败兵掳去，又有人说看见她披散着头发，朝一个方向跑去。总之，以后根本听不到她的消息，多半死了。殷老大变得十分阴沉，整天紧闭着嘴，有时喝点酒，醉了，便指着天骂道：
“老天爷不睁眼，怎么专和穷人做死对头！”
他的心情像是连阴的天气，多年以来，总不见开朗的日子。犁头渐渐地长大，殷老大把希望全寄托在儿子身上，盼望赚几个钱，给儿子娶房媳妇，可以传宗接代，将来自己死了，也可以有儿孙替他祭扫坟墓。他母亲有时劝他再讨个女人，他却一口回绝道：
“讨个老婆就得花几百，咱们哪来的钱？再说，犁头这么大了，我不愿意给他弄个后娘，叫他埋怨我一辈子。”
殷老大的愿望却不容易实现。一天，村里传说日本人占领东三省了。殷老大以为东三省在山海关外，距离他家很远，不碍他的事，所以漠不关心。又一天，传说长城边爆发战事了，他才有些慌张，心里记起旧日的创伤，生怕战事再蔓延到滦县。
战事不久便停止，他似乎用不着慌张了。可是，一件梦想不到的事突然发生了。村长走来对他说道：
“老大，世界变了，你知道么？听说中国和日本定了什么协定，把咱们冀东划成停战区，不准驻兵；又有个叫殷汝耕的人出面成立自治政府，愣逼着每村出枪练自卫军，办联庄会，还得先派两个人到城里保安队受训，以后好回来教本村人。犁头年轻力壮，正好算一个，村里打算派他到城里去受训。”
殷老大的前额仿佛挨了一棒，脑壳似乎炸裂，失去思想的能力。他只有犁头一个儿子，夺去犁头，就等于夺去他的命根子。他百般地哀求，但是没用。村长在村里便是小皇帝，谁敢违拗他的话？殷老大的生活陷入更深的泥坑，他眼前的世界也的确变了。捐税越发加重，压得他直不起腰，骨髓差不多都被压榨出来。日本浪人如同些蠹虫，带着白面和鸦片，到村里开设起“洋行”，把朴素的农村弄糜烂了。这以后，情势转变得更快：冀察政委会仿佛昨天才成立，永定河上又起了战事，冀东便像一张荷叶饼，囫囫囵囵地吞进日本刽子手的嘴里。殷老大感到绝望，寻思再没有翻身的日子，只好等死。
犁头的行事更加使他忧愁。最初，殷老大以为儿子当了保安队，早晚必定叫枪子打死，不会活着回家。但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，犁头居然回来了，不过不再是原来的犁头，却沾染着一身坏习气。他的头上留起头发，学会抽纸烟，还时常斜着斗眼，含着香烟，对女人调调情。犁头本来就愣头愣脑的，带点傻气，于今简直变成流氓。这还不要紧，最叫殷老大痛心的是，儿子竟受了日本浪人的勾引，常往白面馆跑，没钱抽时，便从家里偷东西变卖。联庄会看犁头太不务正，把他开除，他却瞪着一对斗眼，脸红脖子粗地骂道：
“不用和老子为难，等我告诉日本人，叫你们知道个厉害！”
殷老大气得抓起一条长板凳，赶上去骂：
“小兔崽子，老殷家缺了几辈子德，养出你这个东西！你张口日本人，闭口日本人，都是日本人把你毒害坏了，到死也不知道反悔，等我打死你再讲！”
犁头却扮了个鬼脸，撒开腿朝白面馆跑去。
就在殷老大遇见笔贩子那天，雀迷眼的时候，修路的农民才散工。殷老大怀着一颗沉重的心，走向家去，天色已经苍黑。犁头的奶奶张着两手，嘴里喊着?————哑，?————哑，正在院里赶一群鸡进窠。一只小公鸡很调皮，怎么也不肯听话，几次来到窠口，侧着小头望望老奶奶，拍拍翅膀又跑到一边去，累得老奶奶转来转去地赶，嘴里嘟嘟囔囔抱怨道：
“小死物件，我看你往哪跑？我看你往哪跑……唉，唉，我六十多岁的人啦，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老天爷不睁眼，叫我怎么过！”
她的声音像哭，又像叹息。每逢她遇到一点不如意事，便会伤起心来，自言自语地抱怨天，抱怨人，抱怨自己的命苦。殷老大把锨倚到墙上，沉着脸走到灶边，揭开锅盖，锅里冒起一阵热腾腾的蒸气。他盛了一大碗熬得稀烂的白薯稀饭，坐到门槛上，左手托着碗，右手便用筷子往嘴里唿噜唿噜地扒饭，眼睛望着碗，一声也不响。
犁头的奶奶关好鸡窠，重新结了结包头的手巾，又摇摆着两手走到牲口栏旁，解开缰绳，牵出那头白眼圈白鼻子的小黑驴。小毛驴蹙起鼻头，在地上闻了一阵，然后跪下前腿，后身随着也卧下，快活地打起滚来。什么地方有驴叫，小黑驴陡然爬起身子，舒长脖子，声音一伸一缩地也大叫起来。老太婆使劲地扯了几下缰绳抱怨道：
“叫什么？说你也不肯听，说你也不肯听！唉，唉，谁都惹我生气！几时我两眼一闭，心里才干净。”
月色很好，阴历大约是十二三。全村笼着一层苍苍茫茫的烟雾，春天的黄昏显得又深沉、又寂静。殷老大触动心事，抬起脸问：
“犁头呢？”
奶奶用叹息的声音说：
“先你一脚就回来啦，又躺在炕头上怄气……唉，这些孽种！”
殷老大把头转向屋子，高声说道：
“起来，吃完饭跟我到地里去！大月亮地，正好耩谷子。”又对自己说：“白天得修路，地又不能荒了，眼睁睁等着饿死！只好卖命，带着月亮做吧，活一天是一天！”
里屋炕头上冒出几句恼人的话：
“我病啦，不能动。”
殷老大的脸色立刻变得通红，伸长脖子骂道：
“你装的什么病！成天价不干人事，临到做活就装病，装死也不行！”
只有奶奶心里明白，犁头不是装病，确实是闹不自在。今天傍晚散工回家，犁头浑身打着冷颤，好像发疟子，一进门便问奶奶要钱，不给，立刻噘起嘴，乱摔东西，还四处乱翻，想寻点值钱的物件变卖。可是奶奶陪嫁时的一点铜首饰早被盗光，箱笼里只剩些破破烂烂的补钉衣裳，散发着霉气。奶奶用哭似的声音咒骂，犁头却横着眉毛，全不理睬。只在爹爹眼前，他才略略有些惧怕。奶奶从小抚养他，宠着他，于今长大，他把奶奶气得掉泪，恨他不叫雷打死。但在殷老大前，奶奶又常常替他遮掩，怕殷老大教训他。她常对邻家的婆婆奶奶们说，自己的孙子原来很憨厚，都怪日本人心毒，故意开些白面馆、花会局，年轻人不懂事，把持不定，怎么会不上钩？不被拖下陷阱呢？
老太婆牵着毛驴饮过水，重新把它拴在牲口栏里，嘴里念念叨叨地走进屋子，点亮一盏小煤油灯。她害着很重的沙眼，乍一见亮光，急忙把手搭上眼眉，又红又烂的眼睛眯成细缝，又自怨自艾起来：
“唉，唉，老不死的罪过，吃也吃不动，做也做不得，眼痛的也不行！”
犁头本来脸朝外躺着，一赌气转向里边，全身仍然不停地抖，还连连地打着喷嚏。老太婆不耐烦地悄声说：
“起来吧，不知哪世的冤家，你爸不是叫你？他这些天正没好气，看他揍你！”
犁头倒发起脾气，抖颤着嗓音喊：
“揍就揍，我偏不动！”
只听见殷老大把饭碗往锅台上使力一蹾，骂着从外间闯进来，粗黑的头发直竖竖地站着，像是猪鬃：
“小杂种，你害的什么病？明明是犯了白面瘾，还来骗我！要死给我滚出去，别死在家里，费我一张芦席！”
一边就握住犁头的脚脖子，像拉小鸡似的把儿子扯下炕来。犁头的脸色铁青，不自主地打着喷嚏，眼泪鼻涕全流出来，两手哆嗦着抱住头，朝外便跑，可是后脊梁上早挨了一拳。犁头的两条腿绞扭着，跌跌撞撞地奔到院外，嘶哑着声音恨恨地叫：
“等着吧，不用逼我，早晚有你们反悔的日子！”
殷老大把儿子追出大门，饭也不想再吃，气虎虎地坐到炕沿上，神色显得十分沮丧：寻思自己活了大半辈子，整天像是栏里那头黑驴，劳累得腰痠背痛，过的可总是苦日子，还得受官家的勒索、军队的糟蹋，于今更落到日本人手里，弄得家业破落，儿子又不成器……想到这，他的脖子似乎被人捏住，心头闷得要死，透不过半口气来。
但一转念，殷老大想到那几亩荒芜的谷子地，再听到犁头的奶奶在灶下哭似的抱怨老天，便蹙起眉头，无可奈何地喘了口粗气，带上种籽，牵出驴，把缰绳盘到驴脖子上，然后扛起犁，吆喝一声，赶着牲口往地里去了。
春天夜短，月光早移到向西一带人家的墙头上，冷清清的，像是落着满地的霜。庄户人家吃完夜饭，这该是睡觉的时候。如今可不同了，沿街可以看见许多农妇忙着推磨。筛箩的声音，吆喝驴子的声音，朦朦胧胧地好像睡梦里传来的动静。
快到五月端午，麦子长得齐到人的大腿深，从根到梢变成黄色，不久该收割了。一春雨水很厚，农民们只苦的是劳役太繁，不能及时上粪锄草；人手缺的就根本照顾不到庄稼，地里的青草一尺多高，庄稼反倒像害肺痨的孩子，又瘦又矮，长不起来。殷老大的麦子就更无望了。大路已经修好，拦腰斩断他的田地，所剩的边边角角，最多能打一升半斗粮食。幸喜谷子很肥，还有点指望。那些天，殷老大白天修路，早晚抽空到地里做活，几亩谷子才算没荒。他一家人的性命全寄托在这几亩地上，但愿鬼子别再霸占去，便不愁饿死。殷老大最有个硬劲，外表不声不响，似乎满容易欺负，心里可有主意，向来不肯叫饶。熟悉他的人说他是棉里针，其实，他这根针不刺人，只刺自己。不管生活怎样绝望，针尖大的事也能激起他模模糊糊的希望，从绝望中拖他出来。这些年，他不断地遇到挫折，不断地挣扎，心里常常叨念那两句俗语：“熬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！”
犁头却是个败家子，地里活不做，总避着不见爸爸的面，四处鬼混；奇怪的是他居然很有神通，手边尽管穷，随时可有白面抽。
端午的头一天，殷老大收拾一口袋年前自种的黄烟叶子，赶着毛驴到附近一个镇店去赶集。他刚在街旁摆出货色，一个警防队便来刁难他，骂他不该把驴子拴在集市中心。殷老大陪着苦笑，送给警防队七八片烟叶，才打发那家伙走开，免得搅扰生意。傍晌，他卖完烟，买了三个黄米粽子，预备点缀点缀明天的节气。天怪热的，尘土又大，赶到家时，他的小褂差不多叫汗湿透，浑身都是风尘的颜色。虽然赶着驴，殷老大却舍不得骑，怕压累了它；又怕费鞋，一路都用手提着鞋后跟，赤着脚走回来，这也给他一种舒服滋味。
殷老大把粽子挂到门闩上，脱光膀子，露出一身紫红色的肉，才又走出房来，看见小毛驴站在大毒日头底下，踮起一只后蹄，垂着头，眯着眼，静静地在打瞌睡。他走上去，随意吆喝一声，替它解开盘绳，卸下驮鞍。驴背上满是汗，毛都鬈了，殷老大就用两手很响地拍着驴背，防备它受风。这当儿，门外有人高声问：
“犁头在家么？”
随着走进一个又白又胖的汉子，光脑袋，高颧骨，戴着一副墨镜，满脸都是横肉，身上穿着一件长衫。这人看起来像个屠户，殷老大却认识他叫赵海楼，是当地的流氓，帮助一个日本浪人在本村开“洋行”。他来做什么呢？殷老大不明白，心里预感到一种祸事，不觉愣在那儿。赵海楼看见殷老大，劈头就说： “你是犁头他爹吧？到节下了，欠的钱怎么还不给送去？还得叫我冒着汗跑来要。”
殷老大惶惑地问：
“谁欠你的钱？”
赵海楼有点不耐烦，冷冰冰地绷着脸说：
“除了犁头还有谁？这些天，要不是我们供他白面抽，你儿子早瘾死了！”
殷老大听见这事，知道儿子给他惹下了麻烦，气得冒火，又有些害怕，一时变得没有主张，支支吾吾地道：
“家里坐吧，家里坐吧……”
殷老大把来人让进屋子，脸色冷落落的，十分不安，仿佛要哭的样子，又忙着叫犁头的奶奶给客人剥粽子，烧开水。老太婆先前坐在堂屋的门槛上，卷起裤脚，在小腿上搓麻绳，嘴里不知嘟嘟囔囔地埋怨什么，于今不响了，胆怯地走出走进，时时从烂眼角旁偷看来人的气色。
赵海楼的肥脸显得又圆滑，又刁横。他用左手撩开长衫的大襟，拿扇子朝着胸口唿嗒唿嗒地扇着风，紧逼着殷老大问：
“犁头的债，你到底打不打算还？”
殷老大垂头丧气地反问道：
“他到底欠你们多少钱？”
赵海楼张开左手，屈起大拇指头说：
“扣去零数，整整四百块。”
这个数目，在殷老大听来，确实吓人。他一时闷住声，半晌才说：
“先生，你看我家这份穷日子，穷得都快穿不起裤子了，哪来的钱还这笔账？”
赵海楼却冷笑一声说：
“你没有钱还没有地？人家洋人不是傻瓜，不会白拿着钱往水里扔。犁头早把你家那几亩谷地押给洋行了，还不起钱，地就归我们。”
殷老大耳边仿佛响了一个焦雷，震得他的眼睛冒出金星，耳朵嗡嗡地乱叫，脚下的地好像也摇晃起来，就要塌陷下去。那几亩地是他仅存的命根子，人家还要抢去！他的眼皮耷拉下来，刷子似的胡须轻轻地发颤，一时变老了，嘴里讷讷地说：
“要我的命行，地可不能给！”
赵海楼把扇子往桌子上使力一拍，叫道：
“我们要的就是他，谁稀罕你那条狗命！”
“地里还有庄稼呢，求你秋收以后再讲吧！”
“不行，一时一刻不能捱延。如今地价稀贱，连上庄稼，也顶不了账。你那头驴也押给洋行了，今天就得牵走。”
赵海楼一边说，一边横着肩膀朝外走去。院里已挤满了许多人，探头探脑地窥看，有的冷笑，有的交头接耳地谈论这事，还有人气得咬牙切齿地小声咒骂。看见赵海楼出来，大家闪开一条路，眼睛都盯在他身上，一直送他到毛驴前边。毛驴看见生人，掉开头，颤动着眼毛，胆怯地斜着大眼。赵海楼把扇子插到脖子后，抓住毛驴的白鼻子，又抓住它的下唇，硬扒开它的嘴，瞅了瞅牙。牙渠很深，正是强壮的时候。赵海楼却故意摇摇头，哼了一声，瘪了瘪嘴说：
“老口了，卖不上几个钱。”
说着就动手去解缰绳。犁头的奶奶颤巍巍地赶过来，用身子遮着小驴，红眼里淌着泪，大声哀求道：
“可怜可怜我这个快死的人，饶我们几条命吧！明天我刻个长生牌位供着你，一生一世也忘不了你的恩典！”
这不但不能感动赵海楼，反倒惹起他的火来。他抓着老太婆的前胸，把她扯开，使劲一推，老太婆便倒退几步，扑咚地坐到地上，一声天一声地地哭起来。赵海楼横着眉毛，气虎虎地解开缰绳，回头对殷老大叫道：
“限你天黑以前把地契送过来，换回押单！不送也随便，反正地是我们的了。”
赵海楼一边用手挥开眼前的农民，牵着驴往外便走。在场的人都不做声，只用仇视的眼睛紧盯着他。老太婆知道她的命运已经无可挽救，哭得越发凄惨。殷老大却像泥人似的站在人前，垂着两手，身子微微向前俯着，动都不动。他的脸色乌黑，前额的几道皱纹变得更深，两眼却像两团火，射出逼人的光芒。蓦然间，殷老大把牙一咬，几步抢到赵海楼身后，右手抓住缰绳，左手把对方的膀子一掀，就势夺下毛驴。赵海楼打了个踉跄，撞进一个农民的怀里，那农民又把他一掀，赵海楼便像皮球似的重新滚回来，墨镜从鼻梁滑下来，跌碎了。他的肥脸涨得赤红，俯身拾起眼镜，跺着脚叫道：
“打吧，打吧，不要命的只管打！我看你们谁敢动手……”
赵海楼的话没说完，早有人骂了一声，飕地抛过去一块碎瓦片。他平日仗着日本人的势力，在村里横行霸道，背后谁都骂他。今天的事更激起大家的不平，于是人们吼叫一声，碎泥块像雨点似的从四面八方朝他投去。他用两只胳膊护着脸，大声地叫骂，转身就跑，那身长衫上打满斑斑的泥点。农民们高声哄笑，有人还故意紧跺着脚，好像从后边追上去，吓得赵海楼跑得更快。这更逗起农民的哗笑。他们骂他可恶，不知犁头欠他几个钱，便赖上了，硬说是四百；嘲笑他是城隍庙的小鬼，模样儿可怕，可是泥塑的。唯独几个上年纪的人怪这些农民不知分寸，以为定准闹出祸事来了。殷老大不骂，也不笑，满脸带着杀气，牵着驴往栏里送，翻了翻白眼说：
“管他娘的，横竖是死，死也得死的像个人！”
祸事当天就来了。日头平西的时候，赵海楼撺掇白面馆的日本浪人从镇上派来五六个警防队，到村里捉人。殷老大得到消息，先一步逃出门，躲到野地里去。警防队堵住他家的门，里里外外地搜索，不见主犯，却从柴火垛底下拖出犁头，满头满身沾着茅草。这小子知道自己的事败了，不敢见人，藏藏掩掩地溜进家，躺在柴火垛下，正没有主张。他看见赵海楼和日本浪人，以为彼此交情厚，遇到救星，拚命挣脱抓着他的手，急急忙忙扑过去，紧?巴着那双斗眼说：
“老赵，老赵，你对他们讲，都是我爹闹的乱子，不关我事！”
迎头却挨了浪人一巴掌，立时被警防队捆起。浪人亲手牵走殷老大的驴，劫去殷老大的地契，又派人捉住另外几个农民。临走，他更支使赵海楼放了把火，点着殷老大的柴火垛。春天风高，火趁着风势，呼呼地燃烧起来，一眨眼的光景，柴火垛就变成一个大火球……
殷老大转回家时，警防队走了，东邻西舍的农民已经把火扑灭，可是柴火早化成一堆湿灰。屋子万幸还算无恙。屋里屋外翻成乱糟糟的一片，到处扔着破鞋烂衣，随地是打碎的缸盆瓦罐。犁头的奶奶披散着一头白发，就地坐在院心，老脸挂满泪，指手划脚地对人哭诉着事情的经过，说到痛心的地方，便放开长声叫起天来。
当殷老大一脚跨进街门，望了望他多年经营的家，不觉傻子似的铸在那儿，两眼像是熄灭的灯笼，骤然失去光辉。他歪歪斜斜地向前挪了几步，身子仿佛有几千斤重，一下子坐到磨盘上，弯下腰，两手抱着头，闭着眼喃喃地自语道：
“活不下去啦！活不下去啦……”
许多人走近他，七嘴八舌地劝他，但他一个字也听不见。他想到许多事，但又似乎什么也没想，只感到脑子里混乱成一团，四肢没有一点力气。那个曾经和他一道修路的塌鼻子扒拉开众人，从人缝挤进来，粗鲁地拍拍他的肩膀说：
“宽宽心吧！好死不及赖活着，怎会活不下去呢？就拿我来讲，一份家业还不是叫鬼子糟蹋得七零八落？我就不听那一套，偏硬着头皮活下去！起来，我指你一条活路！”
这天黑夜，塌鼻子偷偷地把殷老大引到村里小学堂去。小学堂占着天齐庙，坐落在村边，十分僻静。如今是麦收时间，正放春假，只剩教员刘先生一个人。刘先生到村里还不上半年，可是人缘挺好，每逢遇见人，老远便咧开嘴，笑着点头。他很沉默，从来不大声说话、大声笑，走路做事，总是轻轻的，像个影子。
刘先生打开庙门，放殷老大和塌鼻子进去，又轻轻地插上门，悄没声地领他们走进屋子。格扇窗大敞开着，小白蛉迎着灯光，扑进窗口，成球地绕着洋灯打转。刘先生垂着眼皮，朝上拧一拧灯捻，才抬起那张有点苍白的脸，望着殷老大苦笑了笑，表露出他的同情。
这时，一个人从殷老大不注意的角落走到近前，眯缝着笑眼问：
“你还认识我么？”
殷老大抬起眼，漠然地望了望那个人。这是个矮矮的黑胖子，圆脸，两眼闪烁着不定的光芒，好像摇晃在水皮上的太阳光。殷老大觉得面熟，可又记不起是谁。那人提醒他说：
“你忘了么？那天你修路，我从车站上来，跟你借火————我是那个笔贩子。”
殷老大噢噢地应了几声，斜坐到炕边上，把烟袋插进腰间挂的荷包里，用手按着荷包，往烟锅里装烟，可是许久许久也不拔出烟袋，眼睛只是直瞪瞪地望着地面。
笔贩子挨着他坐下，很关切地说：
“你的事，我都知道了。振作振作吧！愁有什么用？遇到像你这类事的人，全冀东不知有多少，数也数不过来。”
殷老大叹口气道：
“我不是看不开，不过以后叫我靠什么过呢？”
笔贩子说：
“照这样下去，自然活不成，不过只要有这口气在，总有办法。你的耳目太窄，不像我做小生意，听见的多。告诉你吧，如今河北、山西，游击队到处起来了。别看日本人神气活现，可是瘦驴拉硬屎，硬撑架子。”
殷老大拿着烟袋，正要往嘴里送，听见这话，便让烟袋半路停在嘴唇边上，加重语气说：
“要是这里也有游击队，我一定干，出出这口闷气！”
笔贩子闪电似的瞟了刘先生一眼，用手一指塌鼻子，突然对殷老大说：
“游击队到处都是————不瞒你说，他就是一个。”
殷老大确实吃了一惊，一会儿苦笑道：
“别开玩笑啦！”
笔贩子的黑脸闪着油光，变得异常认真地说：
“谁开玩笑？不信你问问他。”
塌鼻子赶紧点点头，兴奋地插嘴说：
“真的，我就是一个。你想，老大，谁也不是儿孙子，哪能叫人骑到脖子上，还不回手？咱们村里也不止我一个，便衣队早就有十来个啦。”
殷老大听得呆了。这消息太奇突，他觉得像是梦，又像是个故事。他急切地想报仇，事到临头，却又有点迟疑。他记得去年冬天，有个叫王平陆的铁路工人，组织游击队，带着人找“倒流水”海关，没打下来，本人倒不幸死了，于是垂下眼皮说：
“能不能干得好呢？”
笔贩子忽地站起身，脸差不多俯到殷老大的头上道：
“这回准有把握。告诉你说，不光滦县，全冀东的便衣队都组织起来————你听说李运昌这个人么？”
这人是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，带过队伍，后来一直在冀东秘密地做革命工作。殷老大隐隐约约也听说过，心想必然是个要紧人物，正待询问，笔贩子早接着说：
“如今他是全冀东便衣队的司令，正在暗地里搞军队，你要有决心，这就是好机会。”
殷老大并不回答，只用眼睛紧望着笔贩子的脸，好半天，才疑疑思思地问：
“那么说来，你是个什么人呢？”
笔贩子爽朗地笑道：
“我叫盛光斗，还不是像你一样，一个受欺压的中国人。”
当天晚上，殷老大便加入村里的便衣队。他是犯过事的人，不能露头，家里更不能站脚，所以暂时就躲在庙里避避风头。他不大明白盛光斗和刘先生的来历，久了，却看出刘先生不过是利用小学教员这个方便地位，专门在百姓当中组织便衣队。至于盛光斗，准是天津一个什么革命组织派来的人，化装成笔贩子，到处活动，也在做同样的事。开头殷老大以为便衣队是个险事，参加的人一定不多。谁知农民对敌人怀恨死了，背后磨拳擦掌的，早就想动手。过不几天，人数就增到三十多。不过盛光斗等人特别小心，只拉可靠的农民加入，防备混进敌人的眼线，反倒坏事。冀东的枪本来多，一九三七年事变后，庄稼人怕惹事，多半埋了。如今便衣队员们又从土里掘出家伙，藏在不显眼的地方。差不多天天黑夜，他们偷偷地集合在天齐庙小学堂里，关严庙门，听刘先生替他们低声念报，说些旁的地方游击队的消息。除了刮风下雨的晚上，刘先生还要从炕洞里拿出一架无线电，架起来，偷听延安电台的新闻。这架机器很小，只能由一个人把耳机套在头上听。农民都抢着要听，可是一会就又摘下耳机，焦急自己听不懂。末了，大家公推刘先生来收新闻，一边记下来，再转告大家。直到夜深，他们才散开，一个一个溜出庙门，悄悄地摸回家去。
一到白日，殷老大的心情就不宁贴。他不敢露面，整天躲在庙里，闷得要死，闷急了，便站到庙墙后，探出头去了望。地里遍是麦子，熟透了，庄稼人正忙着收割。黄笼笼的麦梢上，到处闪着庄稼人紫黑色的脊梁。路上飞扬着尘土，不断有孩子们赶着大车，往家里运麦子。遍地是车轱辘轧的印子，弯弯转转的，互相错综着。殷老大禁不住想起自己的庄稼，感到心痛。夜来三更多天，他曾经溜回家去。犁头的奶奶一见他，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起来，告诉他白面馆把他那点残缺不全的麦子地也没收去，正雇人收成；赵海楼来过几次，追问他的踪迹；犁头叫人绑走后，一直没有音信，不知押到哪去了。她用袄袖擦着又红又烂的沙眼，最后数落道：
“唉！唉！咱殷家算是叫人剿家灭门了！我前世造了什么孽，于今活受罪！”
殷老大忍不住，对她泄露点便衣队的事，老婆子却哭得更厉害说：
“好，好，但愿老天爷睁开眼，叫咱们穷人也翻翻身！”
盛光斗不常到村。他依旧装扮成笔贩子，在临近一带活动。旧历五月底，他又来了。他把全村的便衣队员召集到一起，十分严重地宣布了这样一桩事：
全冀东的便衣队发展到三万多人了。八路军准备开辟冀东，从山里派来一个支队，已经在半路上了。到的时候，各地的便衣队要同时起义，接应军队。
这桩事激起队员们很大的波动。多少天以来，他们便盼望着这个大翻身的日子。这日子终于到来。他们不再能安心做工，几个人一遇到，立刻就把脸挤到一起，小声地谈论这事。夜间的集会更频繁了，大家决定斗争的步骤是剿白面馆，包围镇上的警防队，然后再挖汽车路，破铁道……
起义的日期规定是阳历七月十二号，但这是个军事秘密，便衣队员不知道，这就不免引起他们的烦躁。
这天是阳历七月八号。已经入了中伏，一清早晨，树叶就纹丝儿不动，知了干燥燥地乱叫着，定准是个大热天。田里的高粱棵子已经长起来，不十分茂，可是影住村子，正是青纱帐起的时候。现今麦学已经放完，小学堂开了课，眼目太多，殷老大藏到塌鼻子的家里。这天塌鼻子起早便赶着牲口到镇上粜新麦子去了，因为嫌麦子吃起来费，想要粜出去，籴进一些粗粮吃。
早晨饭后，殷老大搬一条板凳，坐到一棵山串柳下，背着人偷偷摸摸地擦枪。他脱光膀子，裤腿挽到膝盖以下，两腿夹着枪，拿一根枪探子插进枪筒里，使力地一抽一拉；脑子里想的可远，幻想暴动起来，他首先抓住赵海楼和日本浪人，吓得他们颤颤哆嗦地告饶，他可决不饶他们……随后他想：要是年景太平，犁头肯务正，小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多好！而今闹得家破人亡，走投无路，真是死逼上梁山！
四处都是知了叫，噪得要命。忽然间，什么地方隐约地响起一下松散的沙音，透过知了的噪叫。殷老大没留意，可是紧接着又是一下。这回惊得他一跳，立刻停住手，侧着头，留神地细听。街上起了乱纷纷的脚步声，有人大声地问：“什么地方枪响？”话还没完，枪就接连着地响起来了。
殷老大有点心慌，以为或许今天就是起义的日子。他慌忙站起身，披上小褂，提着枪往外就走。街门迎着他砰地撞开，一头驴驮着个口袋跑进来，塌鼻子跟着出现，还用棍子紧打着驴屁股。这人敞着胸口，满头冒着大汗珠子，一见殷老大就喘嘘嘘地问：
“你听见枪响么？”
殷老大瞪着眼反问道：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塌鼻子气急败坏地说：
“谁知道？反正不妙！我一到镇上，就看见警防队站得满街是，挨家挨户地搜，闹得集也荒了。我牵着牲口往回就走，紧赶慢赶，赶回村里枪也就响啦。”
“刘先生说什么没有？”
“我没见他，不知道。”
“快问问他去！”
殷老大说着便迈开腿，几步跨到街上。塌鼻子从后边叫道：“慢一点，等我缆好驴。”一边赶紧把牲口拴到槽头，带上街门，一溜小跑追上去。街上站着许多女人和小孩，也有刚从地里跑回来的农民，都戴着草帽，扛着锄头。殷老大的脸色绷紧，粗黑的须眉直竖起来，胸脯向前探着，对谁都不打招呼，急匆匆地赶着路；这更惹起那些人的惊异，眼睛直瞪着他，仿佛不认识他是谁。有人拦着他探听消息，他只含糊地点着头，一侧身子走过去。
学堂里提早放了学，孩子们全赶回家去。刘先生站在庙台上，反背着手，正和几个便衣队员轻声地说着话。他的脸色很沉静，略略蹙着眉头，似乎心里盘算什么。殷老大和塌鼻子走来时，刘先生一抬眼，不觉愣了愣，随后带着微笑责备说：
“殷大叔，你这是怎么啦？大庭广众地就跑出来，还提着枪！”
殷老大低头望了望自己，难为情地笑出来，很懊悔地说：
“糟糕，糟糕，我简直急昏啦！不过这事也难怪我。平白无故地响起枪来，是不是干起来啦？”
刘先生把他们引进庙里，脚步轻轻地走在前边，寻思着低声说：“不，我想不会。不过事情太蹊跷，枪声怎么还不停呢？”一边心里想道：“还不到日子啊……要是改了日期，盛光斗必然会来告诉我。”
这时，枪声不但不停，比先前更加稠密，声音也更大了。田里的农民都转回来，又有许多便衣队员跑来探听消息。刘先生用手慢慢地掠一掠他的长发，又轻声说：
“事情真蹊跷，枪声怎么还不停呢？依我看，咱们顶好别聚在一起，叫人疑心。听说警防队正在镇上查户口，说不定会到村里来，也该防备防备。谁肯跑一趟，出去探探消息？下剩的人先回家去，把枪收拾好，说声有事，就打锣集合，都到这里取齐。”
塌鼻子拍一拍胸膛，自愿充当探子，冒着大毒日头走了。其他的农民也走散，有人还送来一面锣。庙里只剩殷老大和刘先生两个人。殷老大把枪塞到正殿的神龛里，侧着头听了一会枪声，又到庙门口张望一会，确实有些心焦不耐烦，便像和谁赌气似的想：“管他什么事，歇一会再讲。”就走进大殿，用小褂扑打扑打供桌上的灰尘，脱下鞋做枕头，躺到供桌上去。
刘先生也不像平日那样安稳。他背着手，低着头，在庙檐底下走来走去，走几趟就停住脚，向远处听一听；有时抬起头，遇见殷老大的眼睛，便随意笑一笑，打个招呼。
人在等待什么的时候，时间便爬得像蜗牛一样慢。他们熬了老半天，才到半头晌，可是还不见塌鼻子的影。殷老大等急了，心里恨起来，忍不住高声骂道：“这家伙，怎么还不回来，死了不成？”枪声越来越密了，原先只在一个方向，如今却从好几面响起来，隐隐约约的，像是豆荚爆裂的声音。
刘先生忽然又停住脚。这次，他的神色特别紧张，竖着耳朵，蹙着眉头，一面听一面说：
“殷大叔，你听这是什么？”
殷老大的耳朵尖，早听见一种轰隆轰隆的声音震动着地面，越来越近。他急忙登上鞋，蹦下供桌，把耳朵贴到地面上，全神贯注地细听一下，突然跳起身，朝外便跑说：“快看看去！”
官道上，迎面卷起大团的飞尘，冲着太阳闪出一片金光，像是狂风吹起的尘头，滚滚地朝着村庄扑来。尘头影里显出一大串日本马队，趴着蹦子飞跑，马上的骑兵斜背着短枪，挎着又细又长的马刀，浑身带着杀气。
看样子，这队骑兵是来清乡。小学堂是敌人注意的目标，一定会来搜查。刘先生藏着许多犯禁的印刷品，必须事先毁掉，消灭痕迹。他把殷老大的裤子一扯，急忙缩进庙来，又轻又快地关上大门，然后快步走回屋子，从炕席底下拉出一大抱报纸和旁的油印品，塞到外间的炉子里，划一根火柴点着。可是这叠纸张压得太结实，火苗沿着纸边烧了一圈，就灭了。他再划第二根火柴，但是太使力气，没划着，倒断了。
庙门外啪啪地起了敲门的声音。
刘先生的脸色变得比平常更白，用牙齿咬着下唇，对殷老大摆摆手，意思叫他别响。他抓过洋灯，向纸上泼了许多火油，这才把纸点着，很旺地烧起来。敲门声第二次响起来了。他端起饭锅搁到炉子上，哑着嗓子对殷老大道：“就说你是我的做饭的。”然后定一定神，故意咳嗽一声，朝外走去。庙门外的人有些焦急，敲得更重，还压着嗓子叫：“开门哪————快开门哪！”这嗓音很熟，正是他急切等待的人。刘先生胸口挂的石头一下子掉下去了，紧走两步拨开闩；一个矮胖的身影便像旋风似的跨进来，手里还提着个包笔的蓝布包袱。
盛光斗的圆脸黑里透红，浑身冒着汗，热得烤人，开口就说：
“坏事啦！坏事啦！咱们的人都哪去了？”
刘先生且不答他，略微急促地问：
“到底怎么坏事啦？”
盛光斗很敏捷地一面走，一面说：
“司令部出了内奸，把起义的事告诉了鬼子————今天一早鬼子就到处抓人……闹得没法，李司令带着人仓仓促促干起来，四处都接不上消息……这一来不要紧，准备动的还没动，老百姓倒先随着干起来，东一股，西一股，闹得真凶！鬼子派出好些兵，想要弹压……刚才还有一群骑兵从村里跑过去，不知开到哪去了。”
殷老大听见说话，早从屋里钻出来，迎着头叫：
“原来是你呀！”
盛光斗却闪着眼，朝殷老大一扬右手的食指说：
“嗳，老大，快去招集人，咱们也得马上动手！”
殷老大早就恨不得这一声号令。他答应一声，回到屋里抓起锣，又跳进神龛拿出枪，背到肩上，没出庙门便敲起锣。他顺着街往下跑，铜锣镗镗地紧响，震动了全村，他的喊叫也四处张扬着：
“大庙里取齐————杀鬼子啦！大庙里取齐————杀鬼子啦……”
随着锣声和喊声，人从每家门口涌出来，一窝蜂似的拥到街上，叫着，嚷着，笑着，骂着……无数条喉咙扭到一起，辨不出谁是谁的语音，只听见乱纷纷的一片，好像渤海湾正在涨潮。男人们蓦然又争着抢回家去，一转眼又抢出来，手里扬着锄、镢、镰刀、斧头，以及陈旧的破“搂子”。殷老大紧跑，紧喊，紧敲着锣，从村头到村尾，村尾到村头，第三趟跑过街时，觌面碰见塌鼻子。这汉子光着膀子，小褂里沉甸甸地包着些什么东西，背在左肩膀后，冒冒失失地用拐肘推着人，朝前紧撞。
殷老大直对着他嚷：
“你跑到哪去啦？才回来！”
塌鼻子满脸都是得意的神气，比比划划地大声道：“我跑出十五六里地，逢到一群人砸白面馆，跟去捡了一批洋捞！”说着就把右手反到背后，拍了拍那包东西。
殷老大并不曾细听他的话。人声太杂，他听不清，也顾不到听，又敲着锣向前跑了。赶到他转回天齐庙，庙前已经黑压压地集合了几百个庄稼人。这里边有便衣队，更多的是临时暴动起来的农民。这些农民像是烈性的炸弹，轻轻一触，立时都爆发了。
盛光斗站在庙门口的石狮子上，黝黑的圆脸闪着油光，辨不出他的鼻子和嘴，只看见两只闪闪的眼，像是黑夜的星光。他灵敏地挥着拳头，大声地叫着，可是殷老大距离太远，捉不到他的话音。太阳差不多移到当头，像是一团火，直射下来。几百条汉子挤在太阳底下，肩膀擦着肩膀，气接着气，热得也像一团火。他们摇晃着各色各样的家伙，不停地嚷，最后闹嚷嚷地四处叫道：
“剿白面馆去！打警防队去……”
就在这阵喊叫声里，盛光斗扑地跳下石狮子，没入人群当中。立刻，一个大竹竿子从他隐没的地方竖起来，上面绑着一大幅火红的旗子，火云似的摇摆在半空。大旗挪动了，人也叫着挨挤起来。殷老大压在后尾。他知道盛光斗和刘先生都在前面，想要挤上去，可是人们就像胶在一起，怎样也挤不开一条缝。大旗转到圈外，飞也似的向前飘动，人们也放开脚步，一阵风似的卷向前去。殷老大夹在人群当中，没有思虑，忘记自己是谁，只望着眼前那面大旗，狂热地向前奔跑……